当年知青们下乡时，已作好扎根的心理准备，根本没想到能回城。

“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无声的群落！”
　　——这是重庆籍万源知青邓鹏给1964、1965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的整体定位。的确，知青运动40年来，尽管知青读本已经经过了“青春无悔”、“劫后辉煌”到“生存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种种思潮，但这群文革前就下乡的老知青，至今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至于对于知青的历史，往往被人们误读为始于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的动员。
　　——这也是重庆出版社最近推出的“重庆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的总标题。这些沉默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老知青，终于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形成了这部“血肉文本”，不但填补了中国知青史的原始空白，更是对生命尊严的绝对肯定，对生命历程的庄严巡礼。

大巴山的记忆
好像就在昨天一样
    邓鹏现在是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然而，上山下乡那段艰难的岁月，却在他心灵深处烙下了深深的印痕。10多年前，偶然看到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虽然这本书写的是支边青年，但是其中的故事和作者的思想却触动了邓鹏的内心。“它使我强烈感到有必要把我们过去的那段历史记录下来。”于是，每次回国讲学，他都要在朋友中反复提起这件事情，制造舆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情一拖就是10年。
    直到2002年，邓鹏有了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那次回国，一些朋友说我老了。我心想，你也老了呀！人到了中年过后才能体会人生苦短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回首往事，大巴山的记忆好像就在昨天，而我们都两鬓染霜了。”更让邓鹏悲愤的是，当年他所在的林场，已经有4个老知青离开了人世，老知青都已开始步入人生暮年，邓鹏担心，“我们这些人的黄金季节正在过去，有的人可能因为疾病而丧失写作能力。”
    “我觉得，如果要后代了解我们和我们所代表的时代以及社会潮流，必须要有一些资料，比如我们留下的文字，我们的照片供后人研究。将来百年之后，或者更久远，后人可以触摸到的这些东西。作为生命、作为存在.我们都会衰朽，我们都会成为过去，但是我们留下来的思想和感情的记录是可能达到不朽的。”
    邓鹏1964年初中毕业后就下乡，1978年以四川省文科状元的成绩考上川医英语师资班，一年后本科毕业考上川外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被公派到美国作访问学者，获得“美国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学习历史所受到的专业训练，加深了他对历史的情感和认识，并掌握了史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他要用史学的方法，真实、准确地记录特定历史条件下一群特定的知青的生活、心理轨迹。
他正是这本《无声的群落——重庆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的主编。

   一个笑容灿烂的女孩，为了回城大量吃盐，回城不到半年就因肾衰竭而死。

封建血统论的
直接牺牲品
    3年多来，刘定强走访了300多位当年的老知青——刘定强是《无声的群落》一书的主编助理。
    1964年初中毕业，虽然成绩优秀，但却因为父亲的成分问题不能升上高中，于是，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党不要我我要党”、“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不到16岁的他就来到万源县当知青。
    刘定强当时家住两路口桂花园“红房子”一栋，这栋房子里居住的全部是他父亲的同事——市参事室的成员。这些人虽然是起义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功臣，但解放前他们全部是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这种历史上的致命污点，自从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基本国策，封建“血统论”披着“阶级斗争”的合法外衣开始盛行以后，注定会受到牵连。而他们的子女，从小就背负着“原罪”的包袱。
    在这种背景下，刘定强和他的同伴们从小被打入社会的另册。从醒事的那天起，他们头上的天空就笼罩着一片不祥的乌云。他们承受了父辈的苦难，一再遭受有形或无形的政治歧视和贬抑，入团、入党、评三好学生、表扬、当班干部、升学、就业等，统统与他们无缘。
    老知青周邦宪以“严寒的日子”形容那一段生活，“几乎从小时起我便明白，我背负着沉重的原罪，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该属于我。小学升初中没有我的份，我只能读民办中学；初中升高中更没有我的份，我只能与那些和我命运相同的伙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来。广阔天地对于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广阔。几乎每天，我身边的生活都在唤醒我的原罪意识。” 
　　1964年，刘定强所居住的“红房子”一栋的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一个也没有升学，全部被下放到农村！
　　这些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划为“黑五类”的子女，成为封建血统论的直接牺牲品，他们是最早被大城市驱逐的一群人。

　　这批被边缘化的老知青，背负着为父辈赎罪的沉重包袱来到农村。

中国知青运动
的一支孤旅
    老知青大都1949年前后出生，与共和国同岁，他们的经历，不可避免地要与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交织在一起，他们的道路是共和国道路一个侧面的小小缩影。因此在邓鹏以一个史学专业研究者的眼光看来，他所经历的那段知青生活，在共和国的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和磨灭的史料价值。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的计划经济一再遭受严重的挫折，经济增长率力不从心，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荒，加之城市人口的恶性膨胀，使城市的承载力和就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上山下乡明确定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并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如成立各级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等。
    这一阶段，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运动的色彩。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起冲的就是出身不好的子女。
    重庆市教育局、公安局发布的1964、1965年大学、高中生招生文件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
    被人为地剥夺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在这些本来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心里引起了极度的惶惑与失落，留在城市当“社青”为他们不齿，就业前景又渺茫而暗淡，而父母的历史问题所造成的“原罪”又无时无刻压得他们不能抬头。强大的政治攻势不仅在客观上形成了无形的舆论压力，而且在主观上也激起了当年许多老知青乌托邦式的英雄主义梦想，上山下乡成为这些不更事的青少年唯一体面的出路和一了百了的解脱。
    于是，从1964年开始，全国范围内成批的、运动性的上山下乡开始。据后来的资料统计，这些文革前的老知青全国有130多万人，而重庆到达县专区的就有1.4万人之多。
应该说，他们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者。他们遭遇的不公与歧视，从根本上揭示了“文革”及其前后的那些做法给中国人造成的悲剧命运。

　　　　　　　　　　　　　　
苦难经历
背负一生的包袱
    这些文革前的老知青，背负着为父母赎罪的十字架去农村，天真地以为，去农村并且真诚地投入“脱胎换骨”的大熔炉，就可以改变成分，“披上无产阶级成员那耀眼的翅膀”，但他们终于还是摆脱不了出身不好的命运，甚至连社会的边缘都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1971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首次确定“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可以作为招工对象”，然而老知青们没有想到，上山下乡的最后一幕仍然充满了艰辛。“黑五类子女”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他们头上，“政治审查”审掉了不少认认真真“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老知青的招工资格。
    许多老知青不得已走上了一条“病残回城”的特殊道路。
    宣汉县的一个女知青，本来就有肾炎，因为招工体检屡屡达不到“病残”的标准，竟不惜大量服用食盐，摧残自己的身体，终于合乎要求。结果，回到故乡仅几个月，就因为严重肾衰竭离开了人世。
    这些最早下乡的老知青，往往最后离开农村回到城市，他们在乡村经受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磨练，而且是精神的折磨。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文革后下乡的知青更低下，处境更悲惨、更无助。巴中县的一个林场，只有10名重庆女知青，没有男知青，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林场的9名女知青被当地干部强奸，其中两名跳水自杀，有关方面的调查结论是她们游泳“溺水致死”……
    这些苦难的经历，使他们背负了一生的包袱。
    他们谨小慎微，他们默默无声，他们习惯独自承受苦难。以至于到了今天，当记者采访时，他们仍然害怕抛头露面，害怕自己所背负的历史包袱给子女带来不良的后果。
    这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而他们的遭遇恰恰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的政治风貌。我们不应该将他们遗忘。
    在知青运动40周年时，他们通过《无声的群落》微弱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正如邓鹏在前言里所说，“作为一出历史悲剧的幸存者，我们有义务记载下这些年轻时代的伙伴的故事。我们的初衷只有一个：希望那些阴郁的日子不再重复，希望中国不再有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路线、不再人分九等、不再有冤狱、不再有株连、不再有‘黑五类’、不再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转自重庆主流新闻周刊，时代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