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期，是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我们正值十六七岁花季的年龄，就遭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了美丽和浪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家庭出身几乎决定了一个人前途和命运，初中还没有毕业，就面临着就业的选择。其实，对我们这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孩子，选择上山下乡或去农垦建设兵团，就是唯一的出路。我选择了去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开始了走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道路。 从北京出发到陕北农村插队三年多，曾经有三个女人，也是被我视为母亲的三个女人，对我的成长、处事的态度、脾气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我的亲生母亲。我四岁的时候，父母从重庆兵工企业调到了国家中央机关工作。那时，家里的条件很好，我可以上北京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学校，看周围小朋友羡慕的眼光，小小的年龄就拥有一种自豪感和优越感。可是当年，大多数干部家庭的子女都有一个通病，就是缺乏家庭的温暖。父母整天忙于工作，很少顾及孩子，因此生活的圈子，就是幼儿园的集体、学校的集体，人情世故知道的很少；父母和儿女相处，多是谆谆教导和严格的要求，像是领导和下属。文革初期，奶奶被赶回东北老家，父亲被关进“牛棚”审查，母亲也被单位受到批判。平静的生活，一下被搅得周天寒彻。 一次次接踵而来的打击，多年的积劳成疾，母亲患上了一种比癌症还可怕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 疾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开始了解了母亲。我亲眼看到她藏起所有的病假条，咬牙坚持上班工作，用孱弱的身躯支撑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她的坚强、自律、执着、勤恳，令我十分敬重和钦佩，并默默地向她学习，追求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我深深记得，当我告诉母亲，我相应毛主席的号召，要到陕北去插队的时候，她没有阻止。当时，她让我到父亲的单位去申请取一点被冻结的存款，做好临行前的准备。我高高兴兴的去办这件事，但父亲单位的造反派不仅分文未给，还把我围攻批评教育了一番，让我看到和体会到了世态炎凉。母亲知道后，告诉我说：“今后出门在外，还会遇到比这更多的困难和挫折，要学会坚强的面对生活。” 我带着母亲为我准备的简单行囊和谆谆教诲上路了。出发的那天，母亲没有到火车站为我送行。或许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她没有行动的自由；或许她不愿看见那种生死离别的场面；或许她有意让我自立自强，去面对今后的生活……我不得而知，也不需要知道，雏鸟总要离巢，海燕总要学会搏击风雨。就这样，我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开始了艰难的单飞生活。在我插队的三个年头里，母亲经常鸿雁传书，鞭策鼓励我，使我一步一步学会了扎扎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做人，变得日益坚强、成熟起来。我觉得我的生母，更像我的师长，为人师表，率先垂范，润物无声，绵延不断。
我第二个视为母亲的人，是我插队时的邻居莲花大妈。 走出校门，我们年轻，我们的思想是理想化的。面对残酷的现实，才亲身尝到了艰苦的真正滋味。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且不说，恶劣的居住条件，就让我们着实领教了一番。战争年代的陈年老窑，土炕炕道损坏，烧不热，阴冷潮湿。晚上当一夜“团长”；一烧火，满窑里冒烟，呛得跑出门，大口喘气，炕还是冰凉。早上起来，手指僵硬的伸不开。要左手先把右手掰开，再右手把左手掰开。隔壁莲花大妈看见了，就会赶快跑过来给我们帮忙，嘴里总是念叨着：“这么小的娃，爹妈咋舍得放你们到这山旮旯里来遭罪，来，我来帮你们。” 村里有的人说：“这些知青是北京黑帮子女，到这儿就是劳动改造受苦的。”大妈是当年老妇救会主任，不信那一套。对我们知青特别关照。相处了一段日子，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就像雏鸡有了老母鸡的庇护，有人嘘寒问暖，病了有人照管，不会干的活计有人帮教，飘泊不定的心有了归宿感。 熬过严冬，迎来苦夏。那一年，阴雨天多，出不了工，我们在窑洞里学习。烟道、门窗上方的土，噼里啪啦不停掉落，令人心惊肉跳，生怕窑洞坍塌。到了晚上，声音更大，吓的我们这些女生和衣坐在炕上，不敢乱动。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莲花大妈的女儿冒雨来了，不由分说把我们拽到她家。原来，大妈怕我们害怕，便把在生产队喂牛的老伴儿“赶”到饲养室去住，把我们接到她家。 睡在大妈为我们烧得热呼呼的大炕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起造反派对我的横眉冷目，仇视相对；体味着陕北农村一个普通妇女对我们的无私关怀，母爱的暖流在心中涌动，百感交集。母爱的善良醇厚，母爱的真诚博大，在这位貌不惊人农村妇女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我阴冷无助的心里，点亮了一盏明灯。我看到，人世间还有好人，还有希望。大妈的女儿叫莲花，从此，我们就称她为莲花妈妈。我从小身体瘦弱，但干活毫不含糊，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使我经常病卧床榻。莲花妈妈总是给我端汤端水。边拉话儿，边看着我喝下去；还嘱咐我不能蛮干，要慢慢来。来年春节，我要回北京探亲，莲花妈妈悄悄把我叫到仓窑（储放杂物的窑洞），从囤子里取出一串串珍藏的葡萄，装在铝饭盒里，让我捎给北京的家人尝尝。有了莲花妈妈的呵护，我不再觉得孤独无望。 我和莲花妈妈像母女一样相处了三年时光。尽情享受了一段母爱的阳光。插队的三年，是我人生一段最重要的经历，虽然苦，虽然累，但人与人之间最纯朴、最真挚、最美好的情感，像金子般永远闪光。 我说的第三位母亲，是我一位同学的母亲。我们萍水相逢，相处短暂，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插队的第二年冬，我回京探亲的第四天，赶上北京疏散人口。举家南迁，到了江西奉新五七干校。快过春节了，造反派又找上门，勒令我马上返回生产队。母亲怎么恳求也无济于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我变的坚强了许多，我说“别求他们，我走，天大地大，哪儿不能过春节呀。”插队的同学都回北京了，我只好先回北京再作打算。 我们家原本不是北京人，没有什么亲戚。回京后，我先住到同学荀梅家。荀梅的父亲在海拉尔铁路局工作，平时只有她母亲和两个弟弟。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房子不大，二十多平米隔成里外两间。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为了方便，荀妈妈让与我同龄的儿子住到单位。大儿子住外屋 ，我们娘儿三个睡在里屋的大床上。 虽然荀妈妈人好，留下我，可素昧平生，荀家不富裕，地方紧张，我心里总过意不去。起初几天，我天天出门去找地方，可是，都失望而归。有房的，大多也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家里不太平。一些家里没问题的普通人家，房子又不宽敞。荀妈妈看出来我的心思，劝我说：“你的情况，荀梅跟我说了，你别多心，就安心住这儿，有我们吃的就有你吃的。等过了春节，你们一块儿回队。”我暗自庆幸，我又遇上了好人，又遇上了一位善良正直的母亲。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有些人投机钻营，不可一世，有些人，临危相救，肝胆相见。人与人的反差何等之大。我刚刚步入社会不久，却看尽了人间万象，心中感慨万千。荀妈妈其实是山东人，文革前，她是街道积极分子，做事干练，豁达开朗。尽管成分好，但在文革中看不惯那些打家劫舍、投机营苟之人，干脆告老还家，什么也不干了。我们能聊到一起，成了忘年交。有时晚上，经常是荀妈妈为我们做饭，荀梅的弟弟弹吉他。我们一起唱前苏联歌曲，少有的舒心快乐。终于有一天，邮递员送来电报，我意识到是伯父要回来过节了。太多的磨难，让我早早懂事，说什么不能再留了；好在陕北还有莲花妈妈，还有不会伤害我的质朴的老乡们。我买了火车票，决定只身先回延安去。 荀妈妈知道我执意要走，也无可奈何。她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你是个苦命的孩子，我真是舍不得你走，但凡房子大一点，也要留下你过节。”我第一次离开北京的时候没有哭，我被逼离开江西的时候，也没有落泪，可是离开荀妈妈家的时候，我哭了，和荀妈妈一起哭。为我多舛的命运，为我诚挚的感谢，为我复杂的心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