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脑袋上不戴棉帽子，脑袋就没有了。在北大荒，脑袋和帽子绝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过得刻骨铭心。
在杭州出发前，知青办向每个知青都发放了草绿色的棉衣棉裤，还有棉大衣。当时说是免费赠送的，但到了农场几个月后，就开始月月从工资中扣款，由我们自己来偿还。钱未扣清，棉衣已穿在身上，肥肥大大、拖拖拉拉的，有点像当年八路军的红小鬼。互相望着对方，都像在看怪物，笑得肚子疼。有爱美又能干的女生，把棉衣棉裤小心拆了再重新缝制，穿在身上焕然一新，神气十足。
我却对那套棉衣棉裤束手无策，它们几乎没有一处尺寸适合于细瘦的我。尽管如此，我仍然只能乖乖地把它们穿上，用以御寒过冬，以致出工时我总落在后面，因为裤腰太肥，裤子总往下掉，时不时地要把它提一提。
一双黑色的棉胶鞋，鞋帮上衬着薄毡，再自己垫上毡垫，还是冻脚。鞋都大两号，以便在里头再穿一双毛线袜，却还是冷。去菜窖的路上，走上几分钟，脚就冻僵了。有鹤岗的知青指点说，得穿上棉鞋才行。可上哪去弄棉呢?农场的小卖店也没有卖的。鹤岗知青很仗义地说：“等我回家，让我妈给你做一双鸡毛袜子，穿上准保暖和。”过了不久，鸡毛袜子果然做好了，是一块三角形的白布套，里头塞着鸡毛(大概是羽绒服的初级阶段)。把三角形的布套抖开，脚伸进去，包裹严实了，再伸到棉胶鞋里去。可是，鸡毛袜厚而蓬松，任我怎么努力，根本就穿不进去。穿出一头大汗，只好作罢。
每人都发了狗皮帽子，草绿色的布面，里子和耳垂是毛绒绒的狗皮，戴上倒是暖和。杭州女生们都不喜欢，觉得像《林海雪原》里的那个小炉匠，就仍然戴着从南方带来的毛围脖，红的绿的长长地绕了一圈又一圈，远远看着十分鲜艳夺目。那围巾却包不住额头，一出门，呼啸的寒风吹得脑袋疼；若是不戴口罩，在野地里走上十几分钟，那首当其冲的鼻子尖就倒了霉，眼看着一点点发白，失去知觉。要是不及时用雪来搓，搓出热气和血色，鼻子真的就可能冻掉——这句民谚可不是吓唬人的。如果脑袋上不戴棉帽子，脑袋就没有了。在北大荒，脑袋和帽子绝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面对寒冬的淫威，南方知青很快就乖乖屈服。于是，女知青们再是爱美，还得把那顶狗皮帽子戴上，用帽耳朵把两颊包紧，脖子里系上围巾，戴上厚厚的棉手套，如此全副武装，出得门去才不会被冻伤。
整个连队的知青若是一同出工，从背影上看，绝对无法分辨出男女。男女没有“别”，男女都一样臃肿而笨重。
不由得想起了《木兰辞》：“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
可惜，那时没留下照片。
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等有了钱，一定要到佳木斯的百货商店，去买一顶漂亮的皮帽子。最好是羊剪绒的，帽檐上有无数卷曲的绒毛，看上去秀气又精神。
还没到三九天，我们就已经结结实实地领教了北大荒冬天的厉害。
晚上洗了脚以后，出门去倒水，外面冻得“嘎嘎”的，迎面一口冷风呛得气都透不过来。慌慌张张地泼了水就往屋里跑，手上沾了脸盆里的水，湿手一拽门把手，顷刻间那手就粘在门把手上了，一心想要挣脱，使劲儿一缩手，手上撕下一块皮。
晚上上厕所，厕所里黑咕隆咚的，打着手电筒，也找不着茅坑的板子；逗留时间稍长些，屁股冻得生疼，手也冻僵了，系不上裤子。男生女生都不愿意上厕所，出了门，就地“解决”，反正谁也看不见。到了第二天早上，门口一摊摊冰冻的尿迹，像一幅幅黄色的地图，大家都视而不见。冻的尿加上泼的脏水，宿舍门口很快就堆起了一座冰山，每天出门都有人在“冰山”上摔个大马趴，还乐呵呵地说是冰山来客。连队领导三令五申，不准在宿舍门口倒水，谁都阳奉阴违。直到开春，那冰山一点点化了，温煦的阳光下，宿舍周围终日飘散着冰山中包藏了一冬的尿骚味……
“一九二九冰上走，三九四九打骂不走……”我们很快都学会了那首关于冬天的民谣。成天扳着手指头，盼着“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那个遥远的春天……
第一年冬天，连队的大宿舍都用“大锅”取暖，就是在屋地中央，用砖砌上一个圆形的大池子，然后把食堂做饭的那种大铁锅倒扣过来，架在上面，锅底的尖顶上砸了一个洞，用来接烟囱的管道。铁皮管道从窗户里通出去，排放烟雾。倒扣的大锅在靠门的那一侧，用砖留了一个烧柴火的口子，然后把稻草塞进去，点上火，火焰很快就把铁锅烧热了，烧得滚烫，甚至烧红，百十平方米的大宿舍，就靠这铁锅散发的热气取暖。铁锅很容易烧热，宿舍的温度一下子升高，这时候大家就赶紧洗脸洗脚，上炕钻进被窝。一旦锅凉了，宿舍的温度很快就降下来，满屋子的人嘴里都发出“嘶嘶”的声音。
所以，在冬天，东北人互相见了面，口头语是：“那屋冷不?”如果屋子的温度不够，墙角的天花板、墙壁和玻璃就会上霜。一旦上了霜，就要到天暖了才能融化。墙上的霜越积越厚，整个屋子银光闪闪的，像一座雪女王的宫殿。看着挺浪漫的，住在里头像个冰窖。
有一次，轮到我值日。值日也就是专管烧大锅，一人轮一个星期，半夜得起来添火，白天就不用出工了。前一天晚上，把烧大锅用的稻草，一堆一堆地抱到宿舍门口的走廊里，堆成一座小山。大锅的胃口出奇的大，这座小山只需一天就会被“搬走”——统统添进了大锅的肚子里，燃烧后变成灰烬。然后，再把大锅里的草灰，一锹一锹地挖出来，装在土篮子里，拎到外面去倒掉。清晨天还未亮，“值日生”就得先起床，把大锅烧热，锅热了屋里热了，大伙儿才能离开被窝穿衣服，否则，连衣服都是冰凉的。我拼命地往大锅里塞稻草，想把大锅尽快地烧热。但我忘了大锅里有许多昨夜剩下的草灰塞满了“灶膛”，那稻草怎么也塞不进去，塞进去也烧不起来，一股黑烟从灶口倒出来，把大伙儿呛得怨声纷纷。
接受了这个教训，第二天下午，我早早地开始“掏膛”，准备把灶锅里的草灰，清理得空空荡荡、干干净净。我用铁锹把草灰掏出来，放在土篮子里，轻轻拍打严实了，好多装一点。我把宿舍里值日用的3个土篮子都装满了，然后，把它们拎出去放在了走廊的过道上。那会儿我手头正有个什么事情要做，就打算稍过一小会儿，再把它们拎到门外的远处去倒掉。
但我却很快就把走廊里那3土篮子的“灰烬”忘得一干二净，我的脑子里完全没有了草灰那一回事儿。我不知在忙些什么，然后，就到井房去担水了……
等我回到宿舍门口时，走廊里正向外冒着浓烟。有人大呼小叫地喊着救火，冲出来，抓过我肩上的那两桶水，就往草堆上泼。几个人手忙脚乱地忙乎了一阵子，“火”总算是扑灭了。我瞪眼望着走廊里一地的泥水和被火烧了半截的草棍，愣愣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一个女生冲着我尖声大叫：“你怎么不把土篮子里的灰倒了呢?”
我问：“咋的了?灰咋的了?我这就去倒啊……”
她生气地指着墙边的土篮子说：“倒啥倒，还倒呢，都着啦!”
我这才发现，那只土篮子已经面目皆非，它的底部被烧掉了，边上还留着燃烧过的痕迹。墙边堆的稻草，一部分已烧成黑灰，宿舍里烟雾弥漫……
那女生看我左右还是一个不懂，就用教训的口气指点我说：“刚掏出来的灰热，里头有火星子，你不拿外头倒了，它煨着煨着就把土篮子给点着了，土篮子再把墙根的草给点着了，要不是俺们回来得早，你差点儿就成了纵火犯了!”
接着又嘀咕一句：“你们这些南方人，咋的啥都不明白哩?!”
这回算是明白了：北大荒天冷，火总是热的。
虽说连队并未因为此事批评我，但从此却再也不敢大意。
刚到农场那几年，由于南方知青不懂得东北的基本生活常识，闹了许多笑话不说，还经常惹出麻烦，险些酿成大祸。
男生宿舍“着火”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了。“着火”多半都是因为烧炕引起的。反正取暖不收费，过了今儿个没明儿个，知青们总嫌值日的烧炕不够热，有勤快的人就自己去抱了柴火来“加工”，贪婪凶狠地往里添草，猛烈地烧炕直到把炕烧得烫手才罢休。那热乎乎的炕睡得好舒服，可到了后半夜，身下的褥子终是经受不了烫砖的温度，渐渐被焚化被点燃——有人在梦中只觉得后背着了火，在睡梦中被“烙”醒，跳起来光脚逃出被窝跳下炕，才发现褥子已经焦黄变黑，屋里一股棉花的焦煳味，用凉水拍打后，褥子上留下一个烧透了的大洞……
头一两年冬天，我们经常得用自己微薄的工资，为那些烧坏了褥子的男生募捐凑钱，好让他们去买新的褥子。
到了第二年冬天，农场为知青准备过冬的烧柴，原本就供不应求，再加上知青们无计划地“挥霍”，柴草终于告罄。总场方面也无力继续筹措新的取暖费用。元旦将临，场部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无可奈何地作出决定：宿舍停止取暖，全体知青放假3个月，等开春再回农场。
全场知青雀跃，迅速作鸟兽散，继而人去屋空，所有的宿舍烟囱都不再冒烟，农场一时寂寞凄凉。
度过北大荒的冬天之后，任是什么样的冬天，都不会让我们惧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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