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个阴霾满天的秋日，我在北京西郊一处地名叫做“向阳屯”的知青文化村与数十位来自全国的老知青济济一堂，大家聚首是为了讨论我的一本新书《中国知青终结》。这些老知青中间，既有在北大荒、内蒙古、云南、新疆等地垦过荒的兵团知青，也有在延安、山西、内蒙、东北等地农村插过队的“老插”们。如今这些从知青岁月走过来的中年人，他们的身份既有普通教师、公务员、公司职员、个人劳动者和退休工人、下岗工人，也有政府部长，部队将军，教授、学者、作家和社会名流。他们中还有几位是前国家领导人的子女，这些昔日头顶光环的“红二代”因父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光环不再，沦为下乡知青大军中的普通一员。值得一提的是，本来史铁生答应参会，因为临时感冒而未能出席，成为一个终生遗憾。

      这些老知青在会上畅所欲言，气氛极为热烈。不少人说到动情之处潸然泪下，哽咽不能言。例如在内蒙草原插队的北京知青老王，他与同知青点的两位男生偶然听说东南亚某国正在展开一场“解放全人类”的红色游击战时，三人当即决定变卖知青点的所有财产，然后揣着85块钱爬上开往云南边疆的火车。当时这三个热血沸腾的男知青年龄加起来还不到50岁。此一去整整九年，老王在战斗中多次负伤，而他的知青战友，有的失去胳膊和双腿，有的则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热带丛林中。

      北京女知青潇潇，出身干部家庭，外表看去秀气而文静，但是你绝对想不到她也曾经是一名上过战场的红色游击队员。她对我说：不管历史怎样评价，这段经历已经属于我个人，我将把它珍藏在心中。

      我相信不仅仅是与会者，包括整整一代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中年人，他们的心中都埋藏着一个挥之不去的生命情结，这个情结的名字叫“知青结”。

      知青女作家张抗抗郑重地对我说：邓贤，你应当把知青题材继续写下去。

      另一位中国作协副主席、知青作家高洪波总结说：充满反思精神的写作表明知青一代对历史采取的扬弃态度，我们从《中国知青终结》一书中看到这种信心。

      对我来说，无论岁月怎样流淌，生活怎样变迁，那面遥远而蒙尘的青春旗帜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的生命之中，成为我的创作之源。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其实我最初的作品大都与知青题材无关，不是不想写，而是不愿意轻易触动，因为那段记忆对我实在有些沉重。

      1991年，我与同伴一道重返云南边疆为成都知青回顾展《青春无悔》收集素材。那是一个炎热的旱季下午，我们一行专程赶到盈江农场二营四连，凭吊10名长眠在荒山上的成都知青。

      惨剧发生在1971年3月，一场突起的大火吞噬连队临时住房，10名毫无防备的成都女知青不幸葬身火海，当时她们平均年龄还不满17岁。这些花季少女从睡梦走向天国的时候下乡刚刚一周，仅有的短短七天“知龄”使得她们成为那场历史运动中永远定格的“老知青”。

      当我们一行站立在同龄人墓前的时候，四下寂寥无声。我看见墓地一片荒芜，满目荒山夕照，一棵粗壮的野樱桃树从女知青开裂的坟茔里顽强地生长出来。那一瞬间，我的心灵遭到猛烈摇撼。我相信那棵树一定就是女知青灵魂的化身，这群本该拥有幸福生活的少女，她们的人生刚刚开始，她们难道不是在坟茔里感到太寂寞，太孤单，所以向往外面日新月异的精彩世界，以及蓝天白云下的阳光、草地和自由自在的风么？要是她们地下有知，她们会对我们这些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的同龄人说些什么呢？

      我的心脏忽然被一种大潮般涌来的创作欲望和冲动所涨满。八个月后，我写出了那本轰动一时的《中国知青梦》。我在扉页题记上写道：谨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献给所有留在昨天和走进今天的同龄人。

      次年在北京，应邀到鲁迅文学院给作家班及作家研究生班讲座，面对众多听众，当我讲到夕阳西下的云南边疆，在那片苍凉如血的红土地上有十座孤独守望的女知青坟墓，讲到那棵从坟墓中破壁而出的野樱桃树和长眠地下那些永远不满17岁的女知青时，忽然感到喉咙堵塞悲从中来。理智的闸门瞬间被记忆的潮水冲决，一股来自遥远岁月的巨大忧伤像洪水一样吞没了我，令我这个自诩刚强的男子汉竟然在众目睽睽的讲台上号啕大哭起来。那一天，预定两小时的文学讲座一直延续了六小时。

     我相信，这正是一个虔诚的心路跋涉者在用心灵之泪给自己那段沉重的历史划上句号。

                                          2011-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