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学作品、学术研究成果一直长盛不衰。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它关乎一个庞大群体的青春岁月，一段使他们刻骨铭心、魂牵梦萦的青春岁月，也在于这场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运动，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息息相关。
对“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存在各种争议。例如当时的下放与“文革”的整体关系如何？下放的主要动因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下放的理论根据何在？“青春无悔”还是岁月蹉跎？知青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等等。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两个值得注意的年份：1968年与1973年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深入探究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整体特点与发展趋势的内在联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早在1955年就已明确提出。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大量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满足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需大量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
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在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1964年1月，中央印发了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虽然有一些曲折，但有领导、有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在比较健康地进行，其指导思想、组织方式也日渐成熟。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会持续进行。这是当时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是一项解决就业、加强农业的正确国策。与50年代有所不同的是，因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6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意识形态色彩逐渐突出，强调“这是我们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把知识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的一项重要措施①。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67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有领导、有组织的下乡不仅完全中断，而且出现了大规模的下乡知青自发返城风潮。中央花了很大的气力才将此风平息下去。1967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高潮中，北京知青曲折等人发扬1966年前上山下乡的传统，自发要求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拉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知青插队序幕。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一批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热血青年的积极响应，得到了当时革委会、军管会的支持。这种少数人的自觉、自发行为很快就被国家有组织的动员所取代。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提出按照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即“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作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②。当年6月，中央在一个通知中再次明确对大专院校毕业生按“四个面向”方针进行分配，毕业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工人，彻底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③。根据中央指示，各省、市、自治区随即开始按“四个面向”方针对66、67两届中学毕业生进行分配。之后不久，被动员下乡的学生中又增加了68届，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特殊群体——“老三届”。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1968年底至1969年上半年骤然达到高潮，仅1969年年初的一个半月就有155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下乡。到当年4月底，全国有405万知青和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④当然，不论是从规模、组织、性质还是从后果等方面看，此时的知青下乡与“文化大革命”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产生这场高潮的原因很多，但最应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设想。在毛泽东看来，从1968年下半年起，以造反、夺权、打倒“走资派”、“天下大乱”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已趋于结束，他希望通过“斗、批、改”运动达到“天下大治”，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巩固这场革命“胜利成果”。这是他继1958年建立理想社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尝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建立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斗、批、改”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对运动内容、目标的设想和概括⑤。但此后由于“全面夺权”引发的“全面武斗”和“天下大乱”，这些活动不得不一再往后推移，其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1968年起，随着全国省级革委会陆续建立，形势逐渐趋于稳定。由于认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要求“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必须领导群众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⑥。1968年9月7日，“两报一刊”在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省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的社论中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社论进一步指出：“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为了指导“斗、批、改”，毛泽东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发表了一批经他修改的调查报告，反映了他迫切希望从“大乱”转向“大治”，在比较安定的环境里，通过“斗、批、改”，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建立他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强烈愿望。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的内容大体包括建立各级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落实政策、整党建党、整团建团、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下放城镇居民、工厂改革各种规章制度、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商业革命等等一系列活动。这些内容在“文化大革命”前大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提出过，但由于党内存在分歧，推行中遇到阻力。“全面夺权”以后，毛泽东认为阻力已被排除，因而把这些活动全面提上日程。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
 在“斗、批、改”运动前期(大体在1968年至1970年间)，虽然相对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天下大乱”和极“左”思潮泛滥来说，形势已比较安定，一些极端行为也受到限制，但总的来说，各方面的工作仍为“左”的或极“左”的错误所支配。⑦正是在这种“左”风炽烈的背景下，1968年底至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个高潮带有明显仓促、草率和强制的色彩，打上了强烈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烙印。例如：只强调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一面，使他们一开始就失去了与农民平等相处的地位；在没有长远规划和整体安排的情况下，不区分具体情况，不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一哄而起和一刀切，所有城镇都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甚至连城镇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带有明显的随意性；不顾知识青年个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行政命令的方法，通过“办学习班”、“开展大批判”甚至强迁户口、断绝口粮供应等手段迫使学生下乡；许多农村基层未做好接收知青的准备，一些知青到农村后生活困窘……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不引起学生和家长的不满，使他们难以安心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留下了许多隐患和后遗症。1969年10月，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反映，“下乡知青倒流现象严重，贫下中农没法管”。70年代初，一些知青在信中说：“初来边疆，我们都是胸怀大志、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和纯洁的青少年，可是三年的磨炼，使每个人都变了。身体越来越差，思想越来越落后，反面的东西越吸收越多”，“这一辈子糊里糊涂地度过了二十几个年头，难道今后还这样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吗？”“我只感到失意、消沉和茫然”，⑧如此等等。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动员方式及后果，使始于1968年的上山下乡明显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预示了它必然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
1970年后，虽然“左”的错误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其势头已明显减弱，一些比较务实的，带有“复旧”色彩的思潮、实践普遍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恩来主持的整顿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斗、批、改”的多数内容都不再被提及，以不了了之告终。“文化大革命”已无可挽回地走在下坡路上。这种大的发展趋势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也表现出来。从1970年初起，针对此前安置工作中暴露出的大量问题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验的初步总结，中央开始对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初步调整。当年5月中央转发的一份文件中改变了过去只讲“再教育”的说法，强调知识青年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要把他们当作“再教育”的对象，又要把他们看作三大革命运动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文件发出后，各地普遍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向插队知青集中的安置地区派出了大批带队干部，切实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打击了一些迫害知青的坏人，改善了知青劳动、生活的条件。
自1972年起，随着周恩来领导的整顿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对知青工作的调整也在重重困难中有所发展。1972年12月，福建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知青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在复信中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表示“容当统筹解决”。信中没有再提“再教育”之类任务，表现出某种失望和无奈。周恩来立即以此为契机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整，使此信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知青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6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把调整工作推向高潮。会议承认：“现在，动员城镇中学毕业生下乡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仍在农村的知识青年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不大安心。”⑨为把知青工作顺利开展下去，会议突出了对知青“大有作为”的宣传，强调注意培养使用他们。与此相配套，中央加大了政策调整的范围和力度⑩，使知青的处境有所改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这些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下放初期种种“左”的或极“左”的做法，实际上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做法，也就是“复旧”。虽然这次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下乡的错误，但要想重现1968年底至1969年那样的高潮却已不可能。因为“斗、批、改”大势已去。
 如果说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工作在性质、方法等方面区别于1966年以前的话，那么，以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为代表的政策调整则显示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工作已部分地恢复到1966年以前。当然，这种恢复不具有全局的意义，而且以后还因不断受到江青等人的干扰而一再反复。正如“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一个对它的抵制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因受到抵制而不断调整和部分否定的过程，它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由盛而衰的过程。
二、支撑上山下乡运动的四块基石
许多论者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当时城镇就业的严重压力。实际上，1968年至1969年下放高潮中，被下放的并不仅仅是知青——虽然他们的人数最多，还有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及其家属、职员、城市居民以至工人。例如：1968年10月后，江西省有干部7万、教师5.3万、医务人员1.2万、职工1.6万、家属15.5万下放农村安家落户(11)。1968年10月20日，广东省革委会要求在当年12月将16余万干部下放完毕，并要求下放干部必须在农村安家落户，就地生根。至1970年上半年，该省又动员6000多国家机关干部退职、退休、下乡插队落户。到1968年10月18日，江苏全省县以上机关干部已下放2.5万余人，高等院校下放8000余人。当年年底，该省还将一些在职职工和城镇居民强制全家下放农村安家落户，据统计，全省各地共下放全民所有制职工2.8万人，城镇居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25.8万多人。(12)至1969年9月，安徽省已下放机关干部、知识青年及城镇居民63万多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到1969年11月底，河南省直属机关共下放15300余名干部和知识分子到五七干校，与此同时，全省各地也大批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到五七干校或农村(13)。1969年福建干部及职工家属下放74433人，其他人员14691人。该省南安县一些城镇居民基本上被全部动员迁出，成了一座空镇。(14)1969年9月，据黑龙江、辽宁、安徽、江苏、江西、湖南、天津7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共下放干部40多万人。在下放大军中，除了知青、干部、教师、医务人员和文艺工作者外，甚至还有一些工人。1969年周恩来就曾批评说：“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15)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似乎都处于下放的亢奋和狂热之中。对许多“城里人”来说，“斗、批、改”好像就是下放，就是到农村去安家。这样的下放大潮显然不能用因经济下滑无法安置城市多余劳动力，以及诸如通过下放红卫兵稳定局势等原因来解释。它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和动力。当然，最基本的原因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但这仍需进一步具体化。
(一)“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不断发展。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党内高层还存在不同认识，但几经反复，特别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总的趋势是“左”的错误已居于主导地位，并成为“文化大革命”发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因之一。
 例如：1964年8月至10月间，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提出：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哪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文化界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16)1966年3月17日，他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此后不到两个月，他又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7年5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学生，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诸如此类有关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被张春桥等发展为“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其“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这样的估计，知识分子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培养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也不论其出身如何，只要接受过高等教育，世界观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但这里还有一个没有明确的问题：人数更为庞大的中学生算不算知识分子，或更进一步说，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都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知识分子受到严重的迫害、打击。但在运动初期，大学、中学学生则似乎是个例外，一度成为革命的“闯将”、先锋和主力。直至1967年底，毛泽东还曾设想，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教员和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17)。但这种赞誉和信任并未持续多久。1967年革委会陆续成立后，从“文化大革命”全局和发展顺序来看，在认定已经解决了运动的主要对象——“走资派”后，在认为学生运动已发展为工人和农民运动，工人阶级已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后，(18)红卫兵“先锋”、“闯将”的地位便不复存在，而其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日益突出出来。而且当时一些学生要么是迟迟不肯返校“复课闹革命”，仍在社会上冲杀、“革命”；要么仍在学校进行派性争斗，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1968年4月起清华大学两派发生持续百日的武斗，这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由教师、学生进行教育革命的设想。7月27日，他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但工宣队在清华大学却受到了一派造反派的武装抵抗，造成工人伤亡。出乎意料的严重流血事件更加深了他对学生以至知识分子的不满，决心依靠工人结束动乱，并随即对学生、知识分子提出了“再教育”的方针。
《人民日报》1968年8月15日公布的毛泽东的一个最新指示中说：“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19)8月25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姚文元文章说，现实表明，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毛泽东在修改此文时加写了：教育阵地解放后“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20)
 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等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中说，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立，要走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何为“再教育”？文章解释说：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的高度概括，论证了“再教育”的依据、方法和途径。更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它不仅包括了知识分子和在校大学生，而且很快就囊括了全体中等学校学生甚至高年级小学生；二是明确了今后大学生只能从有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中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升入大学。这是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和1970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主要依据。
（待续）
2014-05-07 来源： 《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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