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老朋友葛元仁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有一位山西知青朋友乔晋湘已来到北京，同他讲，想在看望她病重住院的舅舅之余，就她们近期准备相继成立山西知青网站以及山西知青文化研究会的事情来“拜访”我。
呵呵，说起来，我同乔晋湘从2008、2009年在山西大寨连续举办的“回望大寨，情系农村”活动时相识，也算是相识几年的“老朋友”了；虽无特别的深交，但彼此毕竟还很熟悉。今年三月在上海举办的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时，因乔晋湘当时工作实在太忙脱不开身（她是山西省劳动厅劳动监察处处长）而未能成行，因而她委托张晓明参加并特地向我和沈阳的辽宁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于立波问好。前些天，乔晋湘还同我联系，向我要“三次插队山西”的北京女知青程炜的电话，准备去现在还在山西大宁县立志为农民脱贫致富而奋斗的程炜那里看望。因此，听说乔晋湘要来看望我，我自然是非常的高兴。又何况，她这次来，是为准备成立山西知青网站以及山西知青文化研究会的事情来的；我能够为山西知青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出把力，更是我们北京知青求之不得的一件大好事。
山西之名，是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自古被称为“表里山河”。山西又因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称，还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摇篮”。
北京人民对山西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在山西下乡插队过的北京老知青。早在1965年起，北京市的主要领导提出，北京知识青年可以到山西插队，晋南曲沃县可以先安置一批作为试点。于是，在此后的两年当中，京、津两地就有2508名知识青年被安置在山西曲沃一带插队。1966年，北京长辛店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蔡立坚，在徒步走上以革命圣地延安为目的地的长征路的途中，被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杜家山村民不禁流露出的渴望有知识青年能够到这里，与他们共同改变农村贫瘠落后面貌的热烈愿望所打动，随后毅然只身一人留了下来，在山上一住就是12年，成为了名闻全国的被称之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先驱者”和“全国著名的知青代表”。此后，仅1968年，就有43733名城镇知青在山西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其中北京知青就有35676人之多。前后加在一起，到山西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共达近五万人；不仅为山西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了农村文化，改变了农村旧的风俗习惯，发展了农村文教卫生事业和开展科学实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和山西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今天（27日）下午，葛元仁不顾工作繁忙，亲自陪同乔晋湘二人来到我这里。见面后，自然是亲切万分。随即，我们谈到了主题。乔晋湘将她们近期准备相继成立山西知青网站以及山西知青文化研究会的事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一下，说，这次来，主要是想向我就有关事情“咨询”一下，例如，网站怎样建立，活动怎样开展，等等。她还谦虚地说，北京知青网是“老大哥”，她们是来“学习”的。
我听完她们的介绍之后，被乔晋湘她们这几年辛苦进行大量的知青工作而感动。是啊，从表面上看，山西似乎与全国各地蓬蓬勃勃开展的知青活动不太相称，有点“冷清”；但是，这几年来，乔晋湘她们在工作繁忙之余，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将开展山西知青活动的事情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快速进展。在组筹建山西知青文化研究会的事情过程中，她们已先后取得了山西省有关领导和其他相关方面的同意与强力的支持；现在看来，估计再有一段时间，山西知青文化研究会就可正式成立；这是非常让人敬佩的事情。
这次同她一起来的名叫隋立的这位女士，也是现已居住在北京的一位精明强干的山西知青。隋立作为即将成立的山西知青网站站长，现正在全力筹建网站。对此，我们之间就山西知青网站建立之事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交流和沟通。
时间不知不觉过的飞快，转眼间已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为了节省时间，我和北京知青网副站长冯启安（老三届小蜜蜂）、李淑满（茭面鱼鱼）及王永琴（宏宥）等人没有请乔晋湘她们二人到路远一点的“鸿宾楼”去，而是就近来到旁边的“双福园”餐厅就餐。
在进一步的交谈中，我初步了解到乔晋湘的一些个人知青经历；呵呵，使得我对乔晋湘更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
原来，乔晋湘是位山西“南下干部”的子女，而乔晋湘本人则是在湖南出生并长大的“南方姑娘”。因此，她父母给她取名叫“乔晋湘”。在“文革”中，她本人是同我一样，都是68届初中毕业生；那么，她又是怎么来到山西插队的呢？原来，由于她父亲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她母亲被诬为“叛徒”，因此，乔晋湘曾亲自到永州农村联系下乡地点。由于她是学校“宣传队”骨干，而被当地村干部热情地“同意接纳”。当时乔晋湘非常高兴，岂不知当她第二天欢天喜地再去时，人家又不同意了，原因是她属于“黑七类”（“走资派”）子女。这样一来，在当地下乡当知青的这个“美好”愿望就无情地破灭了。后来，与她家一直居住在一起的姥姥要回山西老家，说，孩子，你干脆和我一起回老家吧，那里的人们不会嫌弃你的。就这样，乔晋湘就成了“投亲靠友”的山西知青。
虽然乔晋湘在叙述这段经历时，脸带笑容十分平静，但是，我能够想象的出来，当时，在那个是非颠倒混乱的年代里，一个面容姣好多才多艺且怀有美好理想的年轻女孩子，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她的心情该是多么的懊恼和沮丧呵！
好在乔晋湘是个十分有主见的女孩子，恶劣的社会环境并没有把她压倒。当她以“投亲靠友”的知青身份来到老家农村时，在乡亲们的鼓励下，她以她顽强的毅力和不怕吃苦受累的精神坦然面对农村艰苦生活与超量劳动的挑战。当年她体重只有86斤，却敢于在干活中与小伙子较量，扛起一百六十多斤的麻袋照样咬牙走上跳板，惊得老乡们直担心。就这样，乔晋湘以她一个又一个出色的表现迅速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和称赞；不久，她就被树立成知青的“典型”，并很快入了党，后来又先后当上了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和县委委员。就这样，乔晋湘铁心扎根农村，从1969年一直干到1979年，整整十年啊。
早在1978年，看到知青们一个个都离开了农村，乔晋湘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条路走错了吗？落后的农村不需要知识青年了吗？她辗转反侧，夜不成寐。经过再三思考后，她与洪毓安、银宏、夏志刚、范强（后退出，由昔阳县三八红旗手董秀珍继任）北京知青（均为插队知青典型）四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决心留下来，继续开创改造农业落后面貌事业的伟大理想。
1979年底，洪毓安、乔晋湘和这几个志同道合的北京知青伙伴，联名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组长王任重写信，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农村，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一个月后，当时的省革委会同意将连年亏损的省五七干校（包括土地两千余亩）移交给他们，让他们试办知青综合场，作为安置分散插队知青和省直机关知青的基地。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由洪毓安担任总经理、乔晋湘（当时还身怀六甲）担任党支部书记，正式接收并开办了知青综合场。
1979年底，这个知青综合场以“华晋农工商公司”为名，在原省委“五七干校”旧址马连滩上，针对原来的状况，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前人从没有过的改革的措施。如：乔晋湘、银宏去深圳、广州等地考察，大胆地提出了浮动工资方案（现在来看，不过是把工资拆分为两个部分，拿出一部分作为奖金罢了。但在当时，却是让人瞠目结舌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由此大大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他们还改革了原来农场的体制，大搞多种经营，并通过刊登广告招聘、考试、择优录用的方式，先后在太原、交城、汾阳等地招收、安置了五六百名知识青年。由于他们迅速扭亏为盈，并为社会起到了减缓就业压力的“蓄水池”作用，因此一举成名，曾被评为省先进单位，出席了全国就业工作先进表彰会，农场显得红红火火。
乔晋湘他们这一干，又是九年。屈指算来，她在农村、农业整整干了二十年。呵呵，我听了不由得暗暗钦佩。
由此，我又联想现在仍在山西山区奋斗的程炜，以及众多在山西插队的知青的感人的事迹，呵呵，是啊，现在山西知青又一次行动起来了。这一次，我期待着，山西知青能够同全国知青一道，为和谐社会的建立，为知青文化历史的深入挖掘与探索研究，为知青精神的再一次弘扬，做出新的更大的历史性贡献！
2011年12月27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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