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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青王立山:曾是“四五”运动的1号“反革命”通缉犯

时间:2013-12-30 01:32来源:北京知青网作者:angelozh点击:3334次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全国人民悼念周总理期间,“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那段时间,王立山刚从工作了6年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到北京,准备要去山西工作。总理的逝世让他悲痛不已,但“四人帮”却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在那个载入史册的4月5日,这首小诗被贴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北面,成为当时的“001号反革命案件”,作者被全国通缉。

 

      王立山在三十多年后谈起往事,言语平静:“我的这首诗是‘四五运动’千百万首诗词中的一首,它和所有诗词一样,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政治认识、意愿、情绪和呼声。我只是当中的一员。”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在王立山家中的卧室墙上,至今还挂着这首1976年“四五运动”中广为流传的诗。王立山就是这首诗的作者。

 

      在那个载入史册的4月5日,这首小诗被贴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北面,直指“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被当时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全国通缉。

 

      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已是满头华发,但那段尘封的历史记忆显然还潜藏在他内心的某个角落。床头那幅字是王立山按照当年翻拍下的手稿“描摹”出来的,字迹如刀劈斧砍一般刚劲有力。

 

      谈到这段往事,他的言语间显得很平静。“我的这首诗是‘四五运动’千百万首诗词中的一首,它和所有诗词一样,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政治认识、意愿、情绪和呼声。我只是民众当中的一员。”王立山说。

 

文具店里买笔墨   邮局台子上十几首诗一气呵成

 

    

       1976年4月5日,那天在王立山的印象中天气不错,微寒的空气中已经能嗅到春天的气息。

 

       他早早起床,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往天安门广场奔去,怀里揣着他前天晚上用镜框裱好的悼念总理的诗歌。这几天他一直在感冒,本来打算昨天清明节去天安门的,可是却病倒了,只好赶在5日一大早才出了门。这首诗这样写道:

 

      春意初发花香凝,

      寒夜暗寂悬冷星。

      漫漫哀思绕华夏,

      烈烈雄鹰金目瞑。

      白花一朵寄深情,

      遥望征程困难横。

      铮铮纯铁孩儿骨,

     酷默之后有雷惊。

 


 

     从3月末开始,像这样的诗词连同铺天盖地的白花、花圈、悼文往天安门广场聚拢,北京的学生、工人、机关干部以及各界群众,为了纪念1月8日去世的周恩来总理,不顾“四人帮”的阻挠,在清明节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以敬献花圈、朗诵诗词、发表演说等形式,悼念总理。

 

      20分钟不到,王立山已经一溜烟从家到了广场。

 

      比起前一天清明节,5日当天人少了很多,花圈、广场上显得有些空旷。因为就在前一晚,在江青的坚持下,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被决定清理。

 

      王立山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恭恭敬敬地将裱好的诗放在碑座前,觉得还差点什么,应该再插上一朵小白花,他骑车去了王府井。等好不容易买回来,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他却发现自己放置的诗已经不翼而飞。

 

      愤怒的王立山不甘心,他想今天必须把自己写的诗全部贴出来,十几首已经创作成型的诗词在他脑子里盘旋。前几天卧病在家,王立山灵感如泉涌,长久以来的愤懑和压抑终于找到了出口,他在家中挥毫泼墨,想到一首就立马写在纸上,挂在墙上。

 

      《扬眉剑出鞘》就是他在一天骑自行车从家去复兴医院的路上即兴创作的。“‘欲悲闻鬼叫’是第一句钻进我脑袋的,我当时想,用鬼来比喻,是合适的。‘我哭豺狼笑’用了一个对比,当时脑子里还在想豺狼是怎么笑的。大概就是在骑自行车一来一回的路上就有了这首诗,”王立山回忆道,“‘扬眉剑出鞘’这句诗其实是有来源的,李白曾在诗中写道:‘抚长剑,一扬眉。’李白那句加了注,也是从前人那里引来的。”

 

      下定决心当天要献出所有的诗,王立山正考虑去前门文具店买笔墨的当会儿,广场上已经开始广播了:“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王立山走到广场前门出口时,天安门广场已经开始只让出不让进了,他顾不得想太多了,一咬牙“出去了再说”。

 


 

      然后,他飞奔向前门大街,在文具店里买了笔墨、纸张和糨糊,又钻进一家邮局,趴在台子上,凭着记忆,奋笔疾书,十几首诗一气呵成。“我还记得那些纸张就是普通的白纸,不到A4这么大。”当他急忙赶回广场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天安门广场完全不让进了,喇叭里还在一遍一遍播放着吴德的讲话。

 

      他和一些群众从胡同里面绕行,穿到了广场里头,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王立山赶紧朝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一群学生围了上来,他把诗歌和糨糊散给学生,他们一一认真地贴在纪念碑上,《扬眉剑出鞘》正好贴在正北面。王立山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人们激动地朗诵着他的作品,舍不得离开。

 


 

      一直逗留到十点多,广场上人流慢慢散去,王立山才从天安门坐公共汽车回家。大概就在王立山离开后不到一小时,民兵便开始进场“清理”。

 

为避迫害远赴山西   平时尽量不写字


      4月7日,姚文元组织人马,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和《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撰写所谓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颠倒是非,对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正义行动肆意诬蔑。4月7日,毛远新传达了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当晚,广播电台里传出被歪曲、被颠倒了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王立山的这首诗被当作重要“罪证”加以引用。当时一家人正在吃饭,突然听到自己写的诗从广播里传出,王立山的心一下子沉了,他默默起身走到过道里。母亲见他神色异样,早已猜到了八分,王立山告诉母亲和大哥这首诗是他写的。

 


 

      事关重大,形势危急。“这件事对我和我的家庭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王立山说,“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我父亲被万里重新起用派往太原铁路局,我父亲坚决执行邓小平的治理整顿路线。当时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正在遭到批斗。我要是出事了,我的父母肯定会遭到迫害。”

 

      母亲和大哥马上询问王立山有没有人跟踪,现场有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他细细回想,诗是学生给贴的,有人拍照也没用;肯定没有被跟踪;但自行车被扔在了广场,还有那个裱诗的镜框是自己从兵团带回来的,以前装着自己的奖状,庆幸的是奖状拿出来了。大家分析了每一个细节,认为从现场遗留物来看问题不大,整个过程中他也没有与任何人交谈过,唯一的线索就是查笔迹,于是母亲和大哥果断决定,马上去山西报到上班。为了减少麻烦,母亲还特地让他戴了一副黑边眼镜,于9日清晨离开了北京。

 

      临走前,大哥还特别嘱咐他,所有有笔迹的纸和本都不要带,到山西后不要写字,不谈政治。“我到太原工作时,各方面都很谨慎,尽量做一个不引起人们注意的人。” 王立山说。其间,“四人帮”为了搜捕天安门诗抄的作者,专门印发了大本影印件,其中把《扬眉剑出鞘》列为头号反革命案件在全市花大力气搜捕,据说已通缉全国。形势危急,大哥专程赴晋嘱咐他不能有半点大意,平时尽可能不写字,万不得已要写,也要使用歪歪扭扭的字体。

 


 

从“反革命001号案”  到炙手可热的青年楷模

 

      1976年9月9日,王立山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去世的噩耗,他预感到整个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变化。紧接着粉碎“ 四人帮”的喜讯振奋全国,“文革”十年内乱至此结束。直到“四人帮”倒台,他们也没能抓到“反革命001号案”的“肇事者”王立山,原本这个秘密可以永远保守下去,但历史也充满着各种偶然。

 

      追查了很久也毫无头绪的“反革命001号案”竟然在一次偶然的旅途中被《中国青年报》记者找到了线索。1978年政治环境好转,王立山在某次家庭聚会中谈到《扬眉剑出鞘》其实是他写的。结果这一“内部消息”被二哥在一次旅途中无意中透露给了正好坐在旁边的中青报记者李海燕。记者迅速赶往山西寻找王立山,于是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报道。

 

      1978年11月11日,就在“四五运动”正式平反前夕,《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整版的《天安门诗抄》作者创作笔谈,其中一篇署名王立山的文章,这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1979年4月5日,四五运动三周年之际,《中国青年报》再接再厉,发表了长篇人物通讯《扬眉干“四化”》并撰写社论号召广大青年做“王立山式”的突击手。

 


当年王立山被树为典型的报道 供图/王立山

 

      中青报的报道发出以后,王立山迅速成为全国炙手可热的青年楷模,他被塑造成了一个大无畏的勇士,一个近乎没有缺点的“榜样”。“王立山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就能够高瞻远瞩地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人,王立山不但出色地承担了本职工作,而且为整个企业扭亏增盈作出了贡献。”

 

      多年之后再见王立山,也许是“还原真实历史”的说法打动了他。2009年的一个午后,坐在自家小院,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王立山坦言道:“如果我不是最后一天去的广场,我的诗不会在最后时刻还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正面,如果早几天,铺天盖地的诗歌也许这首就不会突出出来,如果我当时放置第一首诗就走了,也没有后来的事情……”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时代影响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祭献的花圈、悼文、挽联、诗歌和铺天盖地的白花一道将黎明前的黑暗照亮。这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实现“四化”、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犹如一声惊雷唤醒了十年噩梦中民众的自我意识,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间接促成了“文革”的结束。后来,人们将其命名为“四五运动”。

 

      人们不会忘记那些来自大地的纯朴之诗,《天安门诗抄》犹如一只嘹亮的号角喊出了10亿中国人民的心灵呼声,它以一种“抗议”的姿态恢复了诗歌的尊严,成为矗立在我国诗歌发展史和革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尽管天安门诗歌被“四人帮”诬蔑为“反动诗词”,它们的作者和诵者、抄者都遭到了迫害。然而人们并没有屈服,在“四人帮”“追查”、“销毁”的道道“命令”面前,仍然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把它们藏在蜡烛里,壁炉中,花盆内,土地下……使它们在“四人帮”垮台后得以重见天日。

 

      粉碎“四人帮”以后,首都群众曾搜集、整理、编印过多种天安门诗集。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天安门诗抄》,它由童怀周根据其编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选编而成。

 

      《扬眉剑出鞘》是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诗歌之一,这首词锋锐利的小诗在当年引起了“四人帮”的惊恐因而被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然而,《扬眉剑出鞘》传遍全国,成了全国老少皆知的名句,在“四五运动”中发挥了战斗号角的作用。当叶剑英从办公室工作人员那里看到天安门广场抄回来的《扬眉剑出鞘》后非常欣赏,反复吟诵,连声称赞:好诗,好诗!并打听作者的姓名,表示了极大的关心。

 

      1978年“四五运动”平反前夕,《扬眉剑出鞘》这首诗被宗福先写进了自己的剧本《于无声处》。9月23日傍晚在上海工人文化宫里一个仅能容纳400人的小剧场首演,故事以两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为背景,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演出结束后,台下掌声经久不息,所有的观众都记住了全剧的最后一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很快话剧《于无声处》达到了几乎家喻户晓的地步。

 

     1978年11月11日,王立山的事迹经《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传遍大江南北,王立山戏剧性地从“001号反革命”成为“四五英雄”,后又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成为新一代青年楷模。

 

      直到今天,《天安门诗抄》中那些曾经喊出了无数中国人心声的诗歌还在流传。王立山是一个普通人,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当年的几句诗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当时像他这样的青年人有千千万万,他们都站在历史转折的关口,只是历史偶然性地选择了王立山。然而,它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滴水也能汇成海洋,一个乃至一群普通青年的自觉行动负载着千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主动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让我们生生不息。


光阴的故事  那首诗依然挂在家中的墙上

 

      王立山长着一对让人瞩目的“扬眉”,家中四处悬挂着搜集来的“宝剑”,夫人梁宜新笑称王立山便是常常“扬眉剑出鞘”。

 

      跟许多同龄人一样,王立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7岁作为一名北京知青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五团八连机务排,成为一名拖拉机手。

 

      七年艰苦的劳动锻炼、知识青年们共同求索人生价值,让他的人生观逐渐成熟——关心国家大事,做对社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全国人民悼念周总理期间,“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那段时间,王立山刚从工作了6年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到北京,准备要去山西工作。总理的逝世让他悲痛不已,但“四人帮”却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搞悼念活动。“当时给人的感觉是他们要否定周恩来。”王立山回忆道。

 

      王立山说,“文革”已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危害。1975年邓小平复出,人民看到了结束“文革”、恢复正常政治经济秩序的希望。可不到一年又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形势不断恶化。“四人帮”要夺权,只能靠所谓“阶级斗争,把代表人民利益的老一代革命家打倒”。因此,他们是反人民的。如果他们得逞,必将生灵涂炭。当时,人们意识到国家、人民的命运和前途正在陷入危险境地,民众对“四人帮”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王立山满怀激愤地写下了《扬眉剑出鞘》等多首诗篇,放在天安门纪念碑前。此诗被“四人帮”作为“001号反革命案件”追查,由于家人细心保护他才得以逃脱。

 

      1976年,他开始在山西上班,在太原铁路部门做汽车修理工。1985年回北京在台湾饭店、北京新速公司等单位做业务管理工作。1987年经自学高考,获北京大学颁发的法律专业毕业证书。

 

      他的人生在平凡中前行。只是卧室墙上依然挂着那首广为流传的诗。

 


如今的王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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