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后，一平悄悄告诉我：“我怕唱起来会哭，多丢脸。”一平还说，“饱经磨难给人以巨大的财富。”
一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六日，我出席了在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举办的纪录片《上山下乡》首映及讨论活动。
入场前一个小时，人们就兴致勃勃地排上了队。进场后，礼堂里的二百二十七个位子很快就座无虚席。晚到的观众只得悻悻离去。
灯光渐暗，银幕上出现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游行的历史镜头。观众们静了下来，随着片中的三个主角，杜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史天健，UCLA的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和当作家的我，回到我们曾经插队落户的山寨村庄。一个小时的放映过程中，他们伴我们叹息，陪我们哭泣。
电影放映后，作为参演者，我和制作人兼导演Chris Billing，录像师Mike Rogers一起上台，与观众交流。由于时间有限，很多问题无法给予详尽的回答。
现在趁着夜阑人静，写出拍片的前前后后和我的一些感受，也算回答观众的问题吧。
我参演《上山下乡》，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虽然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但是没有机会接受任何训练。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我会当电影演员。
Chris也没受过任何电影制作或导演的训练。《上山下乡》是他的处女作。他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中国工作，在北大教希伯来文。后来曾任NBC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CBS电视台北京分社的制作人和记者。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十多年里，他接触到许多知识青年，听到许多让他深思的故事。二零零一年回美后，他萌生了拍一部有关知识青年的纪录片的念头。
二
上山下乡运动源于一九五三年。当时共产党建国不久，全国百业待兴。针对中小学毕业生升学难和城市就业难的问题，中共中央向家住农村的青年发出回乡参加生产的号召。后来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就提出来的。
 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上山下乡仅是小规模地把城市里的剩余劳动力推向农村的一种手段。
文革初期，以初、高中生为主的红卫兵，在全国各地造反、串联、夺权、武斗、抄家。各级党政组织都名存实亡。大、中、小学停课多时。所有大专院校都停止了招生。整个国民经济亦已走到崩溃的边缘，工矿企业严重超员，无法招收新工人。一千万失业的“老三届（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一九六八）”毕业生，成了社会，特别是政局动荡的隐患。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初，北京来自不同学校的中学红卫兵，自愿到内蒙古、东北建设兵团、云南等地插队落户干革命。政府利用年轻人献身祖国建设，投身革命的热情，把他们分散到农村去，于无形之中解除了红卫兵组织。
一九六八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顿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迅速地、轰轰烈烈地兴起。
 当年知识青年插队的农村里，很多是被从上到下摊派的任务。而且很多农村地少人多，土地贫瘠，那些地方年产的粮食当地人都不够吃。形成了知识青年与当地农民争抢口粮的恶果。致使知识青年体验到身心交瘁、艰难困苦的生活。虽然许多知青为农村带去城市的讯息文化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农民从根本上并不欢迎这些来争工分，夺口粮的城里人。许多干部更是利用职权敲诈勒索。他们诱奸、强奸女知青导致堕胎、生子、自杀的案例，屡见不鲜。
当人们认识到上山下乡只是变相的无期徒刑时，大多数知青都想尽办法回城，中学毕业生也各显神通留城。与此同时没有权势后门的、家庭背景有问题的毕业生，仍然继续被迫纷纷“自愿”下乡。
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到一九八零年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总共将一千七百万中学毕业生流放到农村。一代人失去了升学、工作、恋爱、成家的正常机会。
不到百分之五的知青在高考恢复后成为“新三届（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大学生，其中还有不少人后来出国深造。另一部分知青回城后有了不错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当上了高官、名人、大款，成了今日中国社会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可是大部分当年的知青是今天仍然挣扎在贫困在线的下岗人员。
三
纪录片《上山下乡》试图用我们三个知青的故事，简单地向不太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介绍那个运动。虽然在中国大陆已有许多中文的电影、纪录片和“知青文学”反映知青运动，但是由美国人用此题材制作的英文纪录片，还是头一部。
认识我以前，Chris和Mike分别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和史天健回河南，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和阎云翔回黑龙江，去他们当年插队的村庄拍片子。
 二零零四年二月我和Chris第一次通电话。他请我和我十五岁的儿子、十三岁的女儿参演。对我来说，这不仅是要干一件没有经济报酬、劳心动骨的事，而且我们未经国内有关部门批准到大陆拍电影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不过想到这是一个难得的为知青们失去的青春存照，为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见证，让美国人，尤其是我在美国生长的孩子们，“接受再教育”的机会，我还是一口答应了。
既然答应，我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影片拍摄的准备工作。离开当时插队的安徽省泾县山村已经二十八年，我与大家亦已失去联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到那些村里乡亲、知青朋友。
中国的户口制度仍然让人们、特别是农民很少有搬迁的机会。我用老地址给大家写信，很快就收到了一封封热情洋溢的回信，欢迎我带孩子们回去。
Chris最希望我找到并说服参演的人是我的初恋——朱一平。
从安徽省芜湖市去山沟插队落户时，我十七岁。因为家里有严重的成份问题，加上曾经和父母兄弟下放在安徽省和县五年，对农村生活和回城可能，我没抱太多幻想。当时的中学生在学校里是“男女授受不亲，”我从来没交过男朋友。做为一个知青，谈恋爱，甚至结婚成家，都意味着失去最后一点点回城的希望。
我从小体弱多病，在生产队里只算半劳力。一天重活干下来，所得还不够买两斤米。山民憨厚纯朴，但他们大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又不会土话，和他们没什么可说的。
在我住的大队部旁边教小学的知青朱一平，很快就与我成了患难之交。诚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俩都喜好古典文学。每天上山采茶、砍竹或下地插秧、割稻时，我会遐想收工后一平会不会来，来的话，我们是谈诗论词，还是聊天唱歌。在那物质精神生活空虚的日子里，我们给彼此带来了欢乐、希望，和含而未露的、家庭社会所不允许的爱。
 无奈分手后第十年，我从美国第一次给一平写了封信。信中引用了我们都喜欢的苏轼名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向他阐明心迹。一平已订婚。未婚妻小刘与我同年，也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小右派。我为他们祝福，和小刘交了朋友。
千禧年离婚后，我搬过四次家，把他们的电话地址也丢掉了。我用记得的地址给他们写了信。三个星期后，接到小刘的电话。她和女儿仍住在芜湖。一平几年前下岗，在四川省打工，但是一定会来见我并参演。
四
至此万事俱备。二零零四年五月，Chris和我定了他和Mike来加州，然后我们一同去安徽的日子，六月十号。不能改退的机票买了，上海的旅馆订了，去村里的交通也安排好了。
几天后，女儿遇车祸，右腿受伤。照料她时，我又扭了腰。眼看行程要改。这个电影没有得到什么赞助经费，如果机票作废，意味着可能去不成了。焦虑之余，我答应Chris，无论如何我都会去的。
女儿恢复得很快，医生为我们的山乡之行开了又一盏绿灯。Chris和Mike在我家住的四天里，拍了十几小时家居生活，采访对话，和我在天主教堂活动的片子。
六月十四号上飞机，孩子们初出远门，带了无数的衣服、玩具，加上摄影器材，我们的行李堆成一座小山。
带孩子们去有两重原因，Chris希望能从他们的眼光来评估我的当年；而我则是想让孩子们开开眼界，从我生活过的环境中体验到他们生活的优越，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知足常乐。由于各种原因，孩子们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中文更是不会。所以此行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明显。不过他们幽默单纯的评语，使观众们忍俊不禁。
五
在上海略为休息两天，和一位摄影师另一位录像师会合后，我们一行七人乘车进村。泥沙山路仍像当年一样颠簸不平。小客车开一阵，司机就得下去将路中间大块的落石推到路边，然后再上路。
终于到了。山还是那样青，水还是那样秀，在上海见到的严重空气污染还没有影响到这个偏远的村落。乡亲们还是那样憨厚纯朴地笑着，挤在村口车旁。人们身上的衣服没了补丁，脚上有了鞋袜，应当是生活水平改善的征兆吧。可是当年进村的独木桥，只不过是变成了三木桥。什么时候这美丽的地方才能摆脱贫困呢？
 摄影组和一平夫妇按事先安排在大队部里等着我。
走近大队部，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差不多三十年了，半边房子已经倒塌，另一半不可思议地仍在那儿默默地、固执地等着我回来。我的手触摸到它的墙，墙上的泥土唰唰掉下，我的眼泪随着哗哗而落。荒废多年的门口长满齐胸高的野草。一只直径两寸的毒蜘蛛，黑色的背上露着血红、金黄的斑点，织了张大网替我把门紧紧地、忠实地守着。我拨开野草蛛网，推开两扇朽裂的木门，走向我的房间。
房间里，放的还是那张桌子、那条凳子、那张床，站在那儿的还是一平。我们紧紧地拥抱。我忘掉无数双眼睛正看着我们，三个镜头正对着我们，失声痛哭。
我们在桌旁坐下，我邀一平和我同唱《知青之歌》。他推说忘了，不肯开口。我唱时，他下意识地用手随节拍击着桌面。大队部里响起了久违的歌声：
 我坐在煤油灯旁，低头思故乡。
风儿吹得灯苗儿晃，我们的生活多么凄凉。
啊，亲爱的爹娘，请不要为儿悲伤。
我坐在煤油灯旁，热泪往下淌。
痛苦的生活何日尽？亲人啊何时欢聚一堂？
啊，亲爱的爹娘，请不要为儿悲伤。
事后，一平悄悄告诉我：“我怕唱起来会哭，多丢脸。”一平还说，“饱经磨难给人以巨大的财富。”
一平，我永难忘怀的的初恋，我多么希望你、我还有那一千七百万知青都不要拥有那么“巨大的财富”啊。
六
从安徽摄影回来，我常常从噩梦中哭醒，大病一场。
病愈后，我快马加鞭，把写了多年的英文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Feather in the Storm）完稿。
 我写《暴风雨中一羽毛》和参演《上山下乡》一样，都不是要生活在过去。每个知青，每个经受过那场“革命大风暴”洗礼的人，都有自己可歌可泣的故事。我要把我的故事告知世人，留诸后人。但愿我的孩子们、将来所有的孩子们都不再受我们受过的罪，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纽约活动结束时，我领着大家唱起了当年知青中流行的一首歌，《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回首我们那代人无辜失去的青春，我在台上流着泪领唱，许多观众，特别是当年的知青们，在台下流着泪合唱。十来位报纸杂志电视台记者们的镜头，又都对准了我。
 注：《上山下乡》（Up To The Mountain, Down To The Village）网址：http://www.uptothemountain.com
网上可以看一小节电影，一些相片。在村里土墙前的相片是我和一平夫妇。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北工大杨鸣昌”，原载：《中外论坛》2005年第四期 作者：巫一毛 如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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