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硬伤没能避免　有些岁月没有展现——

　　由作家梁晓声编剧，山东广电局出品的电视连续剧《知青》正在热播。对于这样一部命名为《知青》，希望高度概括历史事件的电视剧，观众对它有明显很高的期望值和要求。但是，随着《知青》剧情的发展，观众对该剧的批评也日渐尖锐。一些观众认为这部剧“偏离现实过于浪漫，服装整齐如新，言辞过于前卫”。但也有人表示：“《知青》让我无意间重温了当年酸甜苦辣的知青生活，感人肺腑令人动容。”

　　《知青》就这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是观众过于挑剔还是《知青》没能把握住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

　　其实，围绕《知青》这部电视剧产生的一切争论都与那段特殊的岁月有关，剪不断，理还乱。正如那段岁月加之于每个当事人的命运——卷进去容易，跳出来不容易。

　　《知青》，说来话长。

 

　　有些硬伤没能避免

　　《知青》一开场就被抓住了错处。满怀豪情的年轻人初到北大荒，面对荒原牧野，张开双臂“××垦区我们来了！”“××农场我们来了！”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倾盆大雨，眼尖的观众挑出了其中错处，“下那么大雨，所有的卡车雨刷都一动不动！雨里的人物和景物还都有太阳照射出来的影子，这也太假了！”

　　随之出现在电视剧中的台词和剧情也惹上了“穿越”的嫌疑。有观众指出，《知青》开篇是1968年麦收前，年轻人下乡到北大荒，剧中标语上写“欢迎新知青”，但“知青”一词是毛主席在1968年12月22日才正式提出的，此前只有“下乡青年”而没有“知识青年”；剧中，陕北的知青高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也被观众指出“唱早了”。因为那首歌在1971年12月才在中央广播电台首次播出。那时的文艺政策有所松动，才接连推出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红太阳照边疆》、《阿佤人民唱新歌》等一系列歌曲；而剧中使用的“担当”、“空虚”、“寂寞”、“太有才”、“红歌赛”等词汇，也被观众评价，有些太过“诗意”，有些属于改革之后用语，有些则是近两年的流行语，“与当时的语境和环境不相符”。

　　抢收小麦是初到北大荒的知青们面临的首要难题，也是前段剧情表现的重点，有观众反应剧中割麦子的场景非常真实，但是“割麦子比赛，旁边还有人加油”的情节，却有些夸张。时隔四十年，回想起当年的麦收情节，一些人仍然心有余悸。“眼前，是没有尽头的麦地，头上，是炎炎烈日的炙烤，脸上，是不断流淌的热汗，脚下，是高低不齐的麦茬，身后，是大小不一的麦捆。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歪歪斜斜的麦子，真的有过歇上几天工伤病假的念头……后来和其他战友交流，发现好多人有这种想法。”

　　另外，电视剧中的知青虽然干着和当年一样的农活儿，打扮却与当年大不相同：割小麦时，每个人的身上都左右交叉背个那年代流行的绿军挎和军用水壶，脖子上又都整齐划一地围上一条雪白的毛巾，这样的装束让有过知青经历的观众看着疑惑，“当时我们每天下地干活儿累得贼死，所以除了镰刀锄头等必需的劳动工具，根本没人会背上军挎、水壶去地里劳动——弯着腰干活儿时身上背的军挎水壶，还不得在身前丁零当啷地乱晃啊，多影响劳动效率。再者说，也没见过哪个连队的知青干活儿时围着雪白的毛巾，也许电视剧中的知青的待遇要比我们高吧。”

　　除此之外，电视剧中救治冻伤知青的方法也有悖常理。“她们是先用大柴锅把雪水化开并煮温后再让冻伤的知青浸泡其中，以便让那冻僵的身体尽快恢复过来。可是我在北大荒的时候，连队医务室的大夫都告诉我们，如果冻伤了千万不能用热水洗，而是要用外面的雪快速地揉搓冻伤部位，直到恢复知觉后，再抹上药膏包扎好，才能慢慢痊愈并且不留疤痕。”

　　正因为这些瑕疵，一部分观众认为，“剧中的人物和我们当年的真实情景实在是有些距离，给人的感觉不像是当年接受再教育的知青，而且对于这种把陕北、东北的知青交叉描述的拍摄方法感觉比较乱，倒不如分别编写剧本，分别拍摄，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些。”

　　正是这些所谓可以忽略的细节，一下子拉开了观众和《知青》的距离，也让观众对《知青》陡增了更加挑剔的眼神。

 

　　有些情节引发争论

　　作为首部全景式展示“知青”生活的作品，电视剧《知青》中的部分情节也因为创作者的取舍和表现重点的不同，以及现实生活中知青们各自的感受和经历不同，引发了争议：离乡背井的知青在登上火车的那一刻，会不会那么兴奋？观众指出“当年自己确实就是像电视剧表现的那样，满怀激情地出发的”，也有观众回忆当年哭的人占大多数，“当年我和一百多名知青在无锡西门桥登船去苏北新洋农场，当告别站在岸上的父母及兄弟姐妹，船刚离开码头，岸上的家长已克制不住地掉下了眼泪，船内一些女知青已忍不住地开始哭泣”；知青走的时候是一身新装还是补丁旧衣，有观众说，自己当年所见的大多数人衣领、袖口有补丁，裤子则是膝盖、屁股有补丁，也有人说，自己当年走时，领到了政府补贴的布票，不但做了几身细绒布的新装，连被褥都是新的；对于刘威扮演的老站长追问周萍出身是“买办资本家”还是“民族资本家”的情节，也有人认为“老站长的素质太高了，以此表现阶级斗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事实不符”，但这种观点马上遭到反驳，“那个年代的站长许多都是转业的退伍军人，分辨能力很强，而且他们对学生普遍有很强的同情心，因此这个情节还是可信的”；另外，中苏对峙的情况下，知青会不会善待从苏联越境的狗以及它的主人，观众们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大环境那么紧张，这种事避之唯恐不及”，也有人表示“中苏对峙属于意识形态的矛盾，两国人民并没有恩仇，所以这个情节不失温馨”。

　　男主角赵曙光引用契诃夫《第六病房》里的俄罗斯病了，来隐喻当时社会的不正常的情节。对此，观众的看法也分成了两派：一方表示，这个情节虽然表现了知青对于国家命运的思考，但表达得并不圆满，一是没说透，二是拔高。赵曙光的理想是“让人间充满温暖、正义、公平、友爱”，这是操之过急了，1969年，赵曙光再怎么先知先觉（哪怕他是大首长的儿子），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幡然觉悟。这些观念，是这几年才逐渐得到认可的，这顶桂冠提前镶在赵曙光的头上，大了些、早了些；这个情节却让另一部分观众惊喜，“在陕北坡底村插队的赵曙光等人做法比起北大荒的兵团知青们，不论是为了改善村里生活，秘密与县农资站达成协议，还是文学名著引发的所谓‘禁书风波’，都显出了反叛和思考的精神，这正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思想演变过程。赵天亮的觉悟比哥哥要迟些，也正好说明所处环境对人的影响不同，这些情节表现得很恰如其分。”

　　虽然争论颇多，大部分观众对于剧中其他人物的命运表示认可：出身不好的周萍被打入另册，即使主观上努力地接受再教育，处处表现积极，想得到认可，也至多被当作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却总不能一视同仁；以吴敏为代表的“左派”自视高尚，动辄对“出身不好”者蔑视、批判和训斥，有观众认为，这个人物虽然有些脸谱化，表演有些做作，但在那个畸形的年代，确有这种人物。而剧中对于知青爱情的把握也比较写实，既没有《血色浪漫》的痞味，也没有《山楂树之恋》的浪漫，“剧中赵天亮和周萍之间有一些情愫萌生，挺真实的，那时候体现出的‘浪漫’其实就是互相帮扶而已。哪有那么多的爱情啊。”

 

　　有些岁月没有展现

　　除了部分剧情引发争议，这部45集电视剧展现的二三十个知青的故事也无法涵盖1700万到2200万知青的命运，其中缺席的就有那些当年从二三线城市出发，被单独安插在农村生产队中的知青。“大部分知青文学作品，都会令我失望，因为他们反映的那段岁月常常与我无关。”《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向兵十五岁的时候就被动员到重庆郊区的农村插队，“走的时候也是敲锣打鼓、夹道欢送，可转了几次车，大卡车上就剩下了我一个人和放在两个五一肥皂箱里的行李。”所谓行李就是一套被褥和几件衣服，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两条香烟，“那是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用的”。“到了村口，司机让我下车，自己去找生产队。我挑着行李往里走，碰上一个农民，就递上一支烟，跟人打听路。到了生产队，我被安置在后面的仓库住。那是个木板钉成的房子，一尺多长的耗子到处乱窜，黑灯瞎火的。”为了驱赶恐惧，向兵经常邀请村里的孩子一起住。因为岁数小，他还经常被村里人挤对，“人家看我就跟看猴一样，‘细胳膊细腿的，你能干什么活儿？’‘到我家来当小女婿吧。’你想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怎么能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呢？更多的情况是，我红着脸一个人躲在一边。”他记得，当时一个壮劳力出一天工挣10个工分，自己却只能拿六七个工分，“像牵牛犁地这样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你也干不了，只能光着脚在地里踩，一踩一天，脚要起泡、抽筋，从年初干到年尾，工分和吃住相抵，挣不到钱还可能倒欠生产队的。”

　　最难忍受的还是寂寞，“因为方圆几公里只有我一个知青。”向兵说，这也是他与电视剧中展现的知青生活的不同之处：“张抗抗、叶辛、梁晓声等知青作家都是从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下乡的，他们笔下的知青生活与内地二三线下乡的知青生活有很大不同，首先他们去的地方以地广人稀的新疆、云南、北大荒地区为主，无论插队还是兵团，知青们都是成建制的，二三十人住在一起，有食堂、有宿舍。也正因为那里地广人稀，缺少劳力，像周萍那种没带任何证件和手续的人独自跑到农场也会被接收，但内地却是人多地少，知青只能被一个一个安插在农民之中——多一口人就意味着多一张嘴来分全村人的口粮，没有生产队愿意接收多个知青；其次，北大荒的知青因为人数多，再苦再累都有难兄难弟可以排解、倾诉，可像我们，一个村就一个知青，连说句心里话的人都没有，而且根本看不见返城的希望。我插队时，经常跋涉数公里跑去邻村找其他的知青，其实根本不认识人家，但没关系，只要说你是知青，对方会马上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你吃。”向兵说自己至今依然羡慕着那些北大荒的知青们，“因为他们当年能抱团取暖度过最无助的时光，现在依然能不断重聚共同品味当年的岁月，而我们，当年是无人倾诉，现在依然是无人倾诉。”

　　有些概念无法说清

　　电视剧《知青》播出后，被许多观众赞为是“质朴自然的真情史诗”、“对特殊岁月的温情表达”、“展现了青春励志的生活态度”，也被不少观众批评为“并没有真实地反映那段知青生活”，“没有揭示出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两种相反的评论其实来自一代人对于知青岁月的不同感受。

　　知青岁月到底是“青春无悔”还是“血色残酷”，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年代，给出的定义截然不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脱离“文革”，那个年代诞生的知青文学，展现的更多是知青苦难的一面，因此被称作“伤痕文学”，1990年以后，经济浪潮席卷一切，消费主义盛行，有过知青经历的中年人开始怀念当年的苦日子，“青春无悔”成了主题，不过当年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1991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了一次以“青春无悔”为名的大型图片展，观者中就有人质问“离开了家庭，荒废了学业，到农村滚一身泥，再一无所有地回城，这叫哪门子无悔？”“如果无悔，你们干吗回城？既然回城，为什么又要喋喋不休地说无悔？”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知青概念的严肃层面和娱乐层面被进一步挖掘，有人从史料中，读出了“苦难、残酷、愤怒”，有人则从影视作品中读出了“坚守、友爱、浪漫”或者“纯粹、朝气、励志”……

　　的确，围绕《知青》这部电视剧产生的一切争论都与那段特殊的岁月有关，剪不断，理还乱，正如那段岁月加之于每个当事人的命运——卷进去容易，跳出来不容易。

　　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     原文题目：《知青》被推到风口浪尖

 

《中国知青史》作者刘小萌：《知青》的观众和创作者要相互理解

　　“一方面，观众对影视作品不要太苛求，它是大环境下的产物。一个人走路，正背着个沙袋呢，你能苛责他走路不够好看吗？这是一个道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知青史》作者刘小萌强调，艺术创作包括影视创作，跟“写史”有别。“写历史，也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谁能穷尽历史的真实？艺术创作就更宽泛了。哪怕是对历史有非常个人化的理解，也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有知青把下放地视作“第二故乡”，并到那里“寻根”。刘小萌称，“这类现象普遍了，值得分析，但我不会去谴责。当年知青个体的感受不一样，返城后经济社会状况不一样，对历史认识的高低程度都不一样。每个知青都有自己的选择，选择如何回忆和感知那段历史，包括知青作家。对于他们，公众即便批评，也要表示理解，包括理解创作者的苦衷。要有这种宽容度。”

　　另一方面，“创作者要看到，影视作品毕竟不能仅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是要产生社会效应的，是会影响人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局限，包括我的《中国知青史》，要允许公众提出意见。”刘小萌表示，在面向公众传递“历史情感的真实”、“历史细节的真实”时，就“历史宏观的真实”，作者也应当有所考虑。“至少不能曲解，譬如，不能把悲剧生生解读为一项轰轰烈烈的事业。”具体到知青题材的作品，“如果一部作品，大部分知青都持异议，作者是需要反思的。这些异议，要冷静地面对。”
 

       北京青年报记者：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