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在位的时候，右仆射戴至德和左仆射刘仁轨同理朝政。刘仁轨为人很和气，有人向他申诉事情时，他总是“美言许之”（《旧唐书•戴传》），至于办不办、怎么办，先把你答对得乐呵再说。而戴至德不然，有人向他申诉时，他总是“先据理难诘，未尝与夺，若有理者，密为奏之”，也就是说，不轻易许诺，而是把事情搞清楚，调查明白后上报给皇上定夺。所以，当时的人都称赞刘仁轨。

      有一次，一老妇人申诉事情，把状子呈递上去，戴至德正要审理，妇人问左右的人：“这个是刘仆射还是戴仆射？”旁边的人说是戴仆射。老妇人听了，急忙跑到戴至德跟前说：“原来是不管事的戴仆射，赶快把状子还给我。”戴至德在职期间，没什么明显的业绩；在皇帝和同僚面前，也不善于言词。他死后，唐高宗很痛惜地说：“自从我失去戴至德，再也听不到意见了。他在的时候，我有不对的地方，他从不放过。”于是把戴至德的奏章拿出来，竟有满满一匣子，人们这才知道原来戴至德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包括那个给戴至德递诉状的老妇人在内，几乎所有的人，在大伙认为戴至德不好的时候，都一致认为他不好；在皇帝认为戴至德好的时候，又都一致认为他好。这些人评判一个人的好坏优劣，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只是以自己的好恶做评判是非的标准，至于戴至德好在哪、坏在哪，没有人深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随意给他扣上了一顶或褒或贬的帽子，可戴至德还是那个戴至德。这不得不叫人怀疑：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吗？

      按照唐制，官员的优劣，其考察和评判的标准大致有三条，也就是所谓的“三实”，即：德行、才用、劳效。依据这三条标准来衡量戴至德：他为人实在，德行好；他做事认真，才用强；他当官勤勉，劳效高，各方面都表现得相当不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能正确树立自己的政绩观，推功隐德。正因为此，高宗曾用飞白字体，赐给戴至德一幅书法：“泛洪源，俟舟楫”，以示尊宠和倚重。戴至德死后，“辍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

      像这样优秀的官员，按理说应该给人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可为什么却遭到了误解呢？读过《旧唐书•刘仁轨传》的人，可能会注意到，在此传的总评中，撰史者曾耐人寻味地引述过唐朝史臣韦述的一句话，把刘仁轨和戴至德进行了一番比较：“刘（仁轨）则甘言接人，以收物誉；戴（至德）则正色拒下，推美于君。故乐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绩无所闻焉。呜呼！高名美称，或因邀饰而致远；深仁至行，或以韬晦而莫传。岂唯刘、戴而然，盖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非夫圣智，鲜不惑也。”

      在韦述看来，戴至德之所以遭到误解，从自身因素讲，一是他不会玩虚的，不会干面子活儿；二是他做人很本分，很低调。从外部因素讲，群众容易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迷惑。所以，韦述引用孔子的话，表达自己的感慨：大伙都说这个人好，不一定就好；大伙都说这个人坏，不一定就坏。群众的眼睛不一定都是雪亮的，戴至德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文章来源：《百家讲坛》（红版）2010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