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2009年，从1969年第一批大规模知识青年来我县上山下乡插队到现在整整40周年了，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转瞬间，弹指间。 知青的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来说，一直觉得通过影视剧、小说等等表现形式已经说得够多了，似乎很难再找出什么，再去挖掘出什么。然而，当我们真正地做起这项收集整理知青资料和文稿的时候却发现，有关这一群人、有关这一代人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真的是少之又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这一代人的一种“资格”。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全国上山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的总数有1700来万人，其中就有30多万人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而来到我们兴和的又有多少呢？据我们查看有关的档案资料统计，曾经在我们兴和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约有2600名知识青年（不包括返乡知识青年，加上返乡知青就有6000多名）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兴和燃烧了他们的青春年华。他们在兴和工作、生活，有的最少2年，有的则一呆就是10来年，还有的则永远的留在了这里。许多知识青年一谈起那一段难忘岁月的时候，都不由的热泪盈眶，似乎又回到了当年他们上山下乡插队的集体生活之中。他们把那一段历史，铭刻在自己那永难忘怀的记忆深处。曾经在那遥远的小山村，留下了他们多少青春的梦想和难以言喻的激情，以及知识青年们曾经历过的爱情、友情、亲情…… 一 在中国，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末为止，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牧区插队，和农牧民在一起参加集体劳动或者农场劳动的中学生，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并没有完整接受到初中或高中教育。 从1950年开始，就有城市青年断断续续的插队下乡。到了60年代末，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出现。这里有个背景：就是1968年11月，那时1968届毕业生快毕业了，加上1966年、1967年的许多未安排的毕业生，怎么安排，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大事情。当时中央针对这种情况作了专门通知，其中提到了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要求那些已经或者即将毕业的学生上山下乡，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从我们兴和县来看，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面临着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安排工作，而农村则缺少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按照中央和自治区要求，从1969年开始，有组织地接收外地知识青年并将县内城镇户口的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将近10年的时间，在我县被安置的区内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总人数约为2600多人。 从年代划分，在我县插队的知青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老三届”（1966年——1968年）知青。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有知识青年下乡，我们查阅了有关档案，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12名知识青年插队（包括社会青年）。在1968年，我县安置县内知青123人。其中在大库联公社安置本县知青69人，在曹四夭公社安置本县知青49人，在钦宝营公社安置天津知识青年5人。 2、“新五届”（1969年一1973年）知青。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从1969年开始，我县开始大量接收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动员当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到1973年全县14个公社一共安置知识青年1414人。据有关统计资料（档案资料）上显示： （1）二台子公社安置知识青年156人，其中上海知识青年143人，集宁知识青年7人，其他地方（包括山西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及其他旗县）知识青年6人。从年度上来看，1969年安置143人，1971年安置知识青年13人。 （2）台基庙公社安置知识青年106人，其中上海知识青年102人，集宁知识青年2人，其他地方知识青年2入。从年度上来看，1969年安置知识青年102人，1970年安置知识青年2人，1971年安置知识青年2人。 （3）张皋公社安置知识青年147人，其中集宁知识青年146人，本县知识青年1人。1971年安置知识青年147人。 （4）团结公社安置知识青年46人，其中北京知识青年1人，上海知识青年41人，天津知识青年1人，集宁知识青年3人。从年度上来看，1969年安置知识青年41人，1973年安置知识青年5人。 （5）大同夭公社安置知识青年38人，其中集宁知识青年36人，其他地方知识青年2人。全部在1973年安置。 （6）大库联公社安置知识青年207人，其中北京知识青年1人，上海知识青年103人，集宁知识青年95人，其他地方知识青年8人。从年度上来看，1969年安置知识青年103人，1971年安置知识青年95人，1972年安置知识青年5人，1973年安置知识青年4人。 （7）钦宝营公社安置知识青年86人，其中天津知识青年80人，集宁知识青年5人，本县知识青年1人。从年度上来看，1970年安置知识青年80人，1971年安置知识青年6人。 （8）赛乌素公社安置的知识青年全部来自天津，共72人，于1970年安置。 （9）五一公社安置知识青年96人，其中集宁知识青年48人，其他地方知识青年48人。从年度上来看，1969年安置知识青年21人，1970年安置知识青年27人，1971年安置知识青年48人。 （10）五股泉公社安置本县知识青年107人，其中1969年安置知识青年30人，1971年安置知识青年35人，1973年安置知识青年42人。 （11）曹四夭公社安置本县知识青年214人，其中1970年安置知识青年96人，1972年安置知识青年118人。 （12）石湾子公社于1969年安置本县知识青年49人。 （13）三瑞里公社于1971年安置集宁知识青年59入。 （14）鄂卜平公社安置集宁知识青年31人，其中1971年安置30人，1972年安置1人。 截至1973年，共安置知识青年1414名，其中上海知识青年389名，天津知识青年152名，北京知识青年、集宁知识青年、本地知识青年和从全国其他地方来的知识青年873名。 3、“后五届”（1974年—1978年）知青。这一部分知识青年基本上是从自治区内各地来兴和插队的。从档案资料看，85％知识青年来自于本县。其他的则来自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盟的各旗县市（集宁市）。在这段时间，共有948名知识青年插队。从年度来看，1974年，我县安置知青393名：1975年安置知识青年236名，其中区外1名；1976年安置知识青年195名，其中区内194名，区外1名；1977年安置知识青年124名。1978年没有资料显示。
 二 兴和县开始大量地接收和安置知识青年，那就让我们从1968年开始说起。 当时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许多的知识青年以董加耕、邢燕子、侯隽为榜样，怀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豪情壮志，决定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兴和县革委会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做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10月8日的紧急通知和内蒙古、乌盟革委会指示，于1968年6月25日决定成立兴和县革命委员会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办公室设在县革委会生产建设指挥部，并且从县级机关里抽组3名同志和1名解放军同志到知青办工作。 从1968年底开始，大批量知识青年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了到农村去的新高潮。“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此起彼伏的歌声饱含着知青们的青春热血和伟大的理想，驱散了离情别绪，伴随着知青们从一个个繁华的城市几经周折来到了他们并不了解的但令他们神往的地方——兴和县。在1969年3月下旬和4月下旬我县接收上海知识青年389名。这是我县大批量安置的第一批知识青年，他们全部来自上海。有的是1966年毕业，有的是1967年毕业，有的是1968年毕业。有的是高中学生，有的是初中学生。他们的到来，拉开了我县大批量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的序幕。 在知识青年大批量上山下乡的时候，兴和县革委会考虑到这些知识青年来自于城市，由于年龄小，生活自理能力差，工作经验更无从说起。艰苦的环境他们是很难接受的，就把所有的知识青年分配到相对来说生活、工作环境比较好的14个公社（主要集中在北面的6个公社），69个大队，210个生产队，其中全县还有3个农场（曹四夭公社的永红农场、五股泉公社的五七农场、五一公社的大忽赛营农场），南面的五区是山老区，那里靠近山西和河北，那里的地少，经济相对落后，所以没有安排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来到兴和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来到农村后，很快就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生气蓬勃的力量。
 在当时，很多的知识青年来到兴和县的农村里，以英雄人物和贫下中农为榜样，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他们在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劳动踏踏实实，而且很快的融入了农村这个大环境。有的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有的被群众选进了各级领导班子，有的担任各种政治夜校辅导员，有的担任民办教师，有的担任赤脚医生，有的担任生产队科学试验员，还有的担任了农机手、会计、保管等。在各个知识青年点上，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先进事迹，如：来到我县插队的知识青年搞“920”试剂（为了促进农作物增产的一种试剂），“中曲”发酵饲料。台基庙公社解放村知识青年在1969年腊月发出了“今冬明春不回家，坚持就地闹革命”的倡议书。台基庙公社解放村插队的女知识青年周方帆在集体劳动中，利用休息时间拾粪积肥，带动其他女知识青年在一个冬天就为队里积肥100多车；李筱梅插队4年来为数以千计的群众看病，为上百名难产妇女助产，为几百名妇女做节育手术，为当地培养了多名保健员。团结公社十四苏木插队知识青年冯承英从北京引进新的蔬菜品种，当年种植获得成功。大同夭公社的一个农民在脱谷的过程中，被脱谷机把手轧断，失血过多，当地的插队知青闻讯后，立即奔赴医院，争着为病人献血。台基庙公社解放村插队的知识青年王广乾曾经作为知青代表去北京参加了国庆20周年观礼，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张皋公社的集宁知识青年在劳动中看到狂奔的马车冲向人群，7名女知青挺身而出拦截马车。张皋公社桃花岭插队知青陈桂英，因为在插队期间表现突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了县、盟、自治区三级团代会，光荣地当选为县、盟团委委员等等。 来到兴和各个农村的知识青年还办起了知识青年动态以及通讯、简报等对上山下乡活动进行宣传。宣传他们在接受农村劳动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的工作、学习动态。如台基庙公社皂火口大队知识青年三结合小组编印的再教育小报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宣传。1970年7月13日上海革命委员会赴内蒙古学习慰问团二组就上海下乡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他们对我县的知识青年政策的落实情况给予一定的评价。
 三 随着知青工作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当初写血书积极下乡的知青，还是无奈被动而来到兴和农村的知青，在经历了几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他们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回到城市。因为他们了解到如果他们不回去，单靠天天劳动，是不能养活自己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与当地的文化习俗很难适应，基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很多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生活相当艰苦，“土屋寒窑”却有了真实的感受。没有电，点上油灯仅看见对面人的脸。这就是磨炼知青的地方。有的知识青年的收入入不敷出。据我们查看的一份档案资料显示，有一个生产大队19名知识青年，1971年、1972年两年共做工3146个，平均每年每人做工83个，收入折合人民币44元，有15人欠队款，平均每人欠队款45.6元。有的地方也对知识青年的生产和生活上的一些实际问题解决不及时，没有给知识青年建房，借社员的房子住，住饲养院、车马大店，房子破了也不及时进行维修。而且有的地方还对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活动没有给予大力支持。许多的知识青年本来是满怀激情来到我们这里，可在来了之后，看到的却是这种状况。正如一位知青所说：“我们把革命想得过于浪漫，豪情壮志很快就被艰辛的农活、琐碎的生活细节消磨掉。农村并不因为有了一群热血青年的到来而有太大的改观，它以它固有的缓慢而沉重的节奏，在历史的长河流淌，封闭落后的思想意识，也令我们十分迷惘……”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矛盾日益凸显，抓好对下乡知识青年有关政策的落实就摆上了知青工作的日程。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了26号文件，要求抓好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党中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作出了指示，并且指明了知识青年工作的方向和当前的任务。1973年按照自治区党委〔73〕25号文件精神，兴和县革委会专门召开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安置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按照上级要求，从1971年开始，各级党政部门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1973年底，我们这里有390名知识青年被输送到工业、文教、卫生、商业等战线，其中上海知识青年178名，天津知识青年10名，集宁知识青年6名，本县知识青年196名。有12名知识青年被选送到各类大学深造。到1978年底，有的知识青年被招到石墨矿、有的被招到农机厂、有的被招到手工业联社、有的进入供销社、有的进入了粮食系统、教育系统，也有个别的知识青年进入了党政部门工作。在农村插队的知青已经寥寥无几了，基本上按照政策做了安排。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文革”后阶段（1977年—1980年），即上山下乡运动的落潮期。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预示着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落幕出现迹象，或者说结束上山下乡这件事情发生重大的历史转机，是在不同寻常的1978年。在这一年，那些已经下乡将近10来年的知识青年们，失去了忍耐心，他们把多年积聚下来的口粮欠缺、不得温饱、医疗无保障、住房和日常生活困难、大龄未婚、前途无望等等的怨气，化成了对上山下乡不满的言行。可以说是严酷的生活现实造成了他们心态的不安和躁动、不满和焦虑。 正是在这一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已意识到了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在3月28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一亿人，平均一人不到一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粮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它领域也要这样做。在此之前，一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是同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联系起来，总是同反帝反修联系起来，总是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联系起来。而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则又实事求是地把知青上山下乡回归到容纳更多劳动力的本质上来，也就是回归到安置城市青年就业的本质上来了。1978年12月10日，历时41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被中央批转。这次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会议提出：还要坚持上山下乡，是为了条件成熟时不再上山下乡；要逐步缩小范围、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尚需动员下乡的不再插队，要因地制宜举办知青场、队，国家给以优惠政策；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城镇要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扩大就业门路。
 到1979年，全国仅有24.7万人上山下乡，进入1980年，已有10个省市停止上山下乡，进入1981年，工作重心已转向安排历史遗留的96万插队知青了。1980年，新的国家领导人明确指示停止让城市青年下乡种地的办法。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在我们兴和县就更不用说了。在80年代初，知青办并入到县劳动人事局。至此，历时20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终于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划上了一个句号。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虽然被划上了一个句号，但它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却至今没有消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的知识青年在改革的洪流中大显身手，在我们所知道的知青当中，不论是来自上海的还是来自天津、北京、呼和浩特以及集宁和当地的知识青年，在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出了特有的积极作用。有的成为政府官员，有的成为企业老板。有的在科技领域独领风骚……那些年纪小的现在仍然在工作岗位上任劳任怨地工作着。还有的当年的知识青年返回原籍或者到了另外的省市，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在自己的那方天地里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但是，相对来说，大部分的知识青年的安排不是太理想，有的知识青年回到了原籍，进了当地的企业，也有的知识青年进入了兴和的企业，如石墨矿、农机厂、手工业联社、物资系统。这些知识青年首当其冲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减的对象，随之就是商业系统、供销系统、粮食系统的改革，有很大一批知识青年下了岗，他们成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现在他们基本上是依靠着不太多的社保基金来维持着自己和家庭生活。这些下岗的知识青年虽然得到了政府关心，但不论是留在兴和的还是回到原籍的，生活得比较艰苦。 五 时光易逝，岁月荏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几十年。当年曾经在兴和插队的知青们已经由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或者花季少女步入了年近六旬的享受天伦之乐的那个群体。回顾这些年走过的历程，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示遗憾，但也有的知青对自己曾在农村奋斗过的那一段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我们的知青们，以他们集体的努力，保持了“知青”话题的长久不衰。40年来，曾经在我们兴和县插过队的知青个人或集体撰写的以上山下乡运动为背景的小说、回忆录、口述史等，特别是上海知识青年在1998年在他们纪念上山下乡3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散落在乌兰察布的足迹》一书上，我们的知青们——曾经在兴和这块土地上工作和生活过的知青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知青生活的坎坷经历。通过不同的形式倾诉了曾经作为知青的他们强烈的心声。 “知青”这个话题不轻松。知青的历史，对每个曾经当过知青的人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虽然那些大的社会背景，政治风云，生活形态大同小异，但就个人而言，其遭际、体验、感悟，及至于今的积淀，相互的差别却非常之大。透过知青的人生轨迹，就会清楚地看到那些曾经的历练煎熬、曾经的苦楚悲怆、曾经的磨难艰辛。但就是在这里——兴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朝气的年华，留下了纯真无瑕的青春欢笑，也让他们饱尝了生活的艰辛，更让他们明了世情的艰难。 有人说，知青岁月是由特殊年代、特殊人群和特殊际遇铸就的千秋历史印记。但我们知道，“知青”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了，那曾经的岁月，留给知青们太多太多的回忆，太多太多的感慨，历史将永远记载着这刻骨铭心的一页。 我们的知青们，珍惜知青这段情、珍惜共有的难忘的回忆吧！
作者李荣耀，中共党员，现任兴和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本文选自《我们的知青》一书（华艺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兴和县政协文史资料第5辑），收入本刊时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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