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和他的几个朋友在1974年被卷进一起“手抄本”案件 此后很长时间当事人都不愿提起此事——— 1974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处理了一起“手抄本”传播案件，牵扯进案件的几位当事人是史铁生和他的几个朋友。那时候，史铁生瘫痪回京不久，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爱书、爱思考的朋友圈。手抄本小说《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是史铁生复写、朋友们传看的。结果在流传中被查处，几个当事人都受到了不同的处理，并因此改变了秉性和命运。后来他们得知，事发之初订立的“攻守同盟”在压力之下竟是那样的不堪一击。它压在每个当事人的心头，成为不愿提起的“那件事”。 1989年，史铁生发表了《文革记愧》，说出了这件事。“多年来有件事总在心里，不知怎么处置。近日看《干校六记》，钱钟书先生在书前的小引中说，若就那次运动（当然是指文革）写回忆的话，一般群众大约都得写《记愧》。这话已触到我心里的那件事。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时候了，以免岁月将其遗失。”“后来警察来找我，问我原稿是谁给我的，我说是B；问我原作者是谁？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B从未跟我说起过原作者是谁，这一层B想得周到。我当时很为B把这一层想得周到而庆幸。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八三年在崂山旅游时遇到B，互相说笑间仍有些不自然……” 史铁生的这篇《文革记愧》颇具影响力，它不仅是史铁生个人自省和忏悔一段过往，也被视为对于“文革”的荒谬——迫使人们参与荒谬——进行认真检讨的文字。 公案尘封，铁生西去。直到今年6月14日，时隔38年之后，“手抄本”案件的当事人A、B、D和小说原作者赵谦才首度相晤，连缀起那些令人疼痛的细节，大家才发现，居然还有这么多自己不知道的曲折。 长久的有意回避，也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痛楚吧？相随半生的心结能不能因为“说出来”而稍稍释怀？
文中人物 史铁生：《文革记愧》作者 A:郑椰影 B：老牛，牛德志 C：张五爱 D：邓良城 赵谦：手抄本作者
这是史铁生《文革记愧》的开头，发表于1989年，后来有很多文集都选录了这一篇。 重压在史铁生心里的“那件事”，发生在1974年的夏天，一篇朋友间传抄的“手抄本”小说，辗转流传中被公安局发现了，如何不背叛朋友就成为大难题。在此文中，几位当初订立“攻守同盟”的相关人物被隐去姓名，以A、B、C来代称。当时C已被审查，消息传来，A、B和“我”订立了攻守同盟。然而“我”在公安局尚未登门时，就明白了：在政权威势的逼问下，不可能不背叛。“后来警察来找我，问我原稿是谁给我的，我说是B；问我原作者是谁？我说不知道。”“1983年在崂山旅游时遇到B，互相说笑间仍有些不自然，我终未能启口问他此事，因为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了结的我完全不知，深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文革记愧》） 这篇文字颇具影响，它不仅是史铁生个人自省和忏悔一段过往，也被视为对于“文革”的荒谬——迫使人们参与荒谬——进行认真检讨的文字，并由此到更深一步追寻原罪，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叛徒”，在压力下“叛变”自己的良心或道德理想。 史铁生记愧之外，手抄本事件也是A、B、手抄本作者、作者的一个朋友——我们姑且称他D——个人命运的拐点，他们的人生轨迹甚至脾气秉性亦由此被改写。然而，当年肃杀的政治氛围，专案审查加诸身体和精神上的苦楚，压力下一言一行带来的内疚和不安……凡此种种的缘由，让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避，彼此间几十年绝口不提这个话题，甚至再不见面。 直到今年6月14日，A、B、D和手抄本作者赵谦才首度相晤，连缀起那些疼痛的细节，彼此方发现，居然还有这么多自己原来不知情的曲折。
我曾经怨过史铁生 ——来自A和B的故事
其实，《文革记愧》里的A是看到过史铁生这篇文章的，“十几年前，我的朋友给我寄过这篇文章，我当时除了敬佩他的勇气——在成名之后敢于亮出自己的愧疚，同时还有一些怨气，认为他为自己开脱了什么……”毋宁说，那时A仍纠结于那道攻守同盟的防线，究竟是谁最先失守的。 A叫郑椰影，她家是印尼归侨，她是父亲溺爱有加的掌上明珠，惯出了无所畏惧的个性；B叫牛德志，朋友们叫他老牛；而C张五爱呢，是郑椰影楼上的邻居，无话不谈的发小，同时也是史铁生在清华附中的同学。 史铁生刚刚瘫痪，从插队的陕北清平湾回到北京的时候，曾想轻生，他的同学们就轮流上门看望他，跟他谈天说地。郑椰影也在张五爱她们的带领下认识了史铁生。 郑椰影1972年返京待业的时候，曾从侨委大院偷出过许多被封存的世界名著，这些书让她与史铁生多次来往。 那时候老牛正在追求郑椰影，但是郑椰影犹豫不决，那时的她一脑子浪漫想法，喜欢文学青年，而老牛是高干子弟、“理工男”。郑椰影就把老牛带给史铁生帮着“相看”，接触之后，史铁生郑重告诉她：你可以爱上你更爱的人，但是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这么爱你的人。 “出事”的短篇小说《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便是由老牛从高干子弟圈带到史铁生这里，并请他复写三份。立为专案以后，散在各个渠道的手抄本都被没收，连作者赵谦本人也没有了，但是郑椰影他们对于小说情节还记得很清楚： 一个出身于反动军官家庭的中学生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红卫兵打死的场面。他后来上山下乡到了农村落户，努力改造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与队里支书的女儿在劳动中产生了感情，每天下工回来，都能吃上热的小米稀饭或是红薯。一天，他看见大队部门口贴了张通知：表现好的知青可以准备考大学。埋在他心里渴望上大学的火种燃起来，他夜里复习功课，白天更卖力地劳动。张铁生《给尊敬领导一封信》的发表犹如给他泼了一桶凉水，考试无门。他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回睡觉的屋，看见热着窝头的锅盖上压了一张纸条儿：“俺爹说，你是反革命的娃儿，不让俺跟你好。”他看完后，一下瘫在了炕上。 正是这一篇，在郑椰影拿到史铁生抄好的一份后，借给张五爱，她没遵守“别扩散”的叮嘱，食言带到大学——她当时是“工农兵大学生”，同学们传看中有人交到了辅导员手里，最终发酵成了重大事件。 那是1974年7月初的傍晚，听闻五爱被关在隔离室了，老牛、郑椰影、史铁生还有另外两个朋友到地坛公园聚首，订立“攻守同盟”。“讨论的结果是，涉及的范围越小越好。老牛表示，一切由他承担，因为他各方面条件好。还有他一定要保住给他书的同学，更要保住写小说的作者，虽然他不认识。至于我，有人说，为了避免公安局将会轮番拷问，我从开头就应一问三不知，连书都没看过。我们的攻守同盟是：老牛复员回京在火车上与人聊天时，得到几份手抄本小说。认识史铁生后，求他帮忙誊写几份。老牛本来要让我看，我没在家，交给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邻居五爱，让她先看，再交给我。” 没过两天，公安人员就到了郑椰影当时上班的工厂。“开始是和气的，盘问了一个小时后，我回答都是不知道，把他激怒了。他拍着桌子说道：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个黄毛丫头！一顿威胁后，我又回到了班组干活。我找公用电话把我的处境说些暗语告诉了老牛，他马上又去告诉史铁生一切都按既定方针办。” 又过几天，公安局通知了老牛的父母，两位老人痛心疾首地劝他要向党说实话，老牛仍然坚持那套说辞。公安局也三天两头到郑椰影的工厂找她，到这时候几个人谁也没法再见，互通信息。郑椰影就在天天做噩梦中煎熬了20多天，8月25日的下午，一辆警车驶进工厂，把她带到北新桥炮局胡同的拘留所。第二天警车又把她转到另外一处，关进了三人一间的牢房，听狱友说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监狱。 在审讯厅，面对五位肃然的公安人员，郑椰影真的心惊了，一辈子的前途完了。在压力之下，“我甚至想过我再不说，也许会被枪毙。我不怕死，但是觉得有点冤，要是能像赵一曼、刘胡兰那样为革命、为人民死，多光荣啊！” “又一次审讯来了。这次他们不再要我交代小说的来源，而是问我认不认识邓良城，我一惊：这是我们攻守同盟里最要避开的人，他就是老牛的同学，手抄本全是从他手里拿过来的。我们都没见过他，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父亲是谁，职务很高，只是当时还没被解放出来工作。李姓的警察对我说：你是何苦呢？我们已知道小说是谁写的。你想回家，你就跟我们说实话吧。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全都说了。一晚上，我就写了简单的攻守同盟过程，写了悔过自新对党表忠心的自首书。” “本来我以为是老牛供出了邓良城，事实是9月4日一早，良城告诉老牛：‘你都招了吧，公安局昨天找了我，我都说了。’老牛以为是我供出了良城，事实上我是9月6日才向公安局写了自首书。” 老牛做了多次检查后，受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在已分配好的外贸单位下放到养貂场劳动审查一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的分数很高，发榜了，却为了档案里这个处分没有大学敢要他，后来想办法让公安局开出“没有问题”的特殊证明，才在招生结束后进了北工大。手抄本事件后，他的性格变化很大，用郑椰影的话说：“老牛变了一个人，原来嘴上没把门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后来我再没见过他跟别的人讨论政治话题。” 老牛和郑椰影后来终结良缘，但是他们跟史铁生、张五爱、邓良城许多年都没再来往，互相之间有意地回避着不去触碰什么。
——来自D的故事
其实近些年每逢中学同学聚会时，老牛和邓良城都能碰面，但彼此很有默契地谁也不把话题引向这件陈年旧事。直到几个月前，再次同学聚会，临走的时候，老牛才跟他说，郑椰影关于这事儿写了几个博客，你愿意看可以看看。 看过之后，邓良城才发觉：怎么这里还有史铁生的事啊？原来这书从干部子弟圈传到文学青年的圈子去了，而且还牵连到这么多人。他以前一直以为郑椰影就是那个把书带到学校去而出了事的工农兵大学生，不知道竟然牵扯到那么多人。 邓良城给我展开一页发黄的信纸，是他手抄的“对邓良城同志的平反决定”：1974年8月24日，我局以邓良城同志隐瞒、传递“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的“反动小说”为由，对邓良城同志拘留审查，1975年2月8日教育释放。经复查，“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不应定为反动小说进行追查，对邓良城同志的拘留审查是错误的，为此，我们决定对邓良城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北京市公安局（公章）1978年12月28日。 这样简单的几行字，却浓缩着他38年前人生一道悲辛的坎。 邓良城和小说作者赵谦的父辈都是一个机关的。“文革”中很多人靠边站或者下放到干校，他们的孩子便被集中在“黑帮大院”，享受着没人管束的自由，高谈阔论议时事，很是热闹。 就是在那儿，他看到了赵谦的小说和一些青年人写的政论文章。小说对现实状况的深刻反思触动了他，因而才有冲动抄下来，也愿意跟朋友分享。小说被同班同学老牛借去看了，过了一些时候，就成为重点案件来查。很久以后邓良城得知，当时有七本小说被点名，《第二次握手》、《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等被列为反动小说，《曼娜回忆录》等被定为黄色小说。 老牛告诉他小说出问题了时，也跟他订了个攻守同盟：由老牛兜揽下一切，他什么都说不知道。但是当公安找上门来，他就知道瞒也瞒不住了。一开始在工厂，由保卫科派4个人看着他，不准回家，交代问题。那时他还觉得简单，容易说清，毕竟小说描写的抄家、下乡等等都是现实中实际发生的事。而到十一之前，他被拘留，送到自新路的第一监狱。再调查，就不问小说的事了，开始追问家长的问题，他才觉得问题严重了——这是要搞出类似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组织”，“就开始择家里人，肯定要脱离关系，不能让家里人受牵连。何况我父亲本来也反对，他看我们老抄什么东西，说过：要注意啊，有人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而且， 我只说小说问题，不要牵扯进更多的人来。”然而，终究还是有一位写小说的女作者受到影响，也进了监狱，那另是一段委屈。 邓良城抚了一把谢顶的头，说，当年他二十七八岁，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很短时间内就掉成这样了，精神压力太大了。“从小受的教育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没想到自己成反革命了。” 1975年2月，他回到工厂，原来准备入党、提干这些前程自然都化为乌有，他成为搬运工、装卸工；恢复高考错失了机会；女朋友也迫不得已和他分了手。原来他还爱有感而发写写诗，此事之后，“就基本不动笔了”。这件事对他心态的影响更深远，即便后来经商，他也没有什么挣钱的斗志，“就跟逍遥派似的”。 “后来我和赵谦还有机会见面，知道为这事他也受审查了，我也被抓了，但是谁也不去触动这段不太愉快的回忆，所谓‘选择性失忆’吧。看了郑椰影的博客，知道他们想知道作者的下落，我才促成了这次会面。” “这事儿对我们这些人的命运即便有很大影响，其实都无足轻重，最应该做的是找到这本书。它的出现远在伤痕文学之前，到现在也很能拿得出去。我看《山楂树》什么的，比起来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我们的一切都是由书引起，若能找到书，也算完成自己的一段记忆。”
他们的道德煎熬比我更痛苦 —来自小说作者赵谦的故事
“那几年我常留意报刊上的小说及作者介绍，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谁，但终未发现。我也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打听过，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说，却没有谁知道作者的情况……倘那篇《普通的人》渐渐被淡忘了，实在是文学史上的缺憾。”（《文革记愧》） 赵谦本人却说得极为低调：当年因为八股文章多，他写真实的东西就看着新鲜。 其实，当时老牛他们传看、传抄的，除了“普通的人”，还有赵谦写的《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金盏菊》等数篇。赵谦写小说的时候，已经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干了好几年了。他是六八届的高中生，1969年到了瑞丽。兵团干的活儿非常的累，种水稻、种橡胶、开荒、上山砍树，到了下午，身上的衣服甚至皮带上都是汗碱留下的斑斑盐渍，这样一天一天的，也看不到希望在哪里。上世纪70年代他开始写小说，回京探亲的时候把这十来篇小说带给朋友看。 后来发生在北京的事，他都不太清楚。直到最近这次和A、B、D聚首，他才了解其中曲折，“他们受的委屈比我多，道德煎熬、心理压力都比我厉害，当然我也不好受，确实压力很大，一夜白头，那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甭管怎么处理你，你这辈子反正是完了。”“ 但是‘文革’中他们那么做是非常危险的，只要当初还想过要放弃自己的利益保护别人，就非常可贵，非常难得。” 当年北京公安局来人向他了解情况，也并不提问，只是让他“说吧，该说什么说什么”。问了大概一个星期，走了。他知道自己写的东西“不合时宜”，但究竟是哪一篇还是哪几篇出了事儿，都不清楚。其实在见到赵谦之前，公安局已经走访了所有认识赵谦的同学和朋友，甚至他的父亲。已经慢慢了解到，这件事并不是原来估计的那种重大政治案件。 然而他却就此搁笔了，当时自然是不敢再写了，多年后即使偶然想动笔，又觉得眼高手低，作罢。 返城之后，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学会一技之长以安身立命。因为档案中不知道怎样写的那一笔，他找工作特别困难，开始在铅笔厂卸火车、倒原木、翻大板、截断、码垛……后来到了汽车修理公司，先当车工，一般学徒三年，他半年就出师了；继而学铣工，三个月就出师了。再后来考上电大，依然学的是机械，其后走技术职称路线，成为工程师。 采访过后三天，赵谦又特意给记者打来一个电话，郑重其事地表示他一定要说的一句话：“借贵方一块宝地，向保护、帮助我的领导、朋友，向受到牵连、伤害的所有人，向当年的女朋友、到现在已相伴几十年的妻子，满怀敬意地深鞠一大躬。”
 左起：郑椰影、老牛、小说作者赵谦、邓良城今年6月14日首晤合影 供图/郑椰影 邓良城 赵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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