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员生活之三
一九七五年夏，我参加了忻县（现名忻州）团地委组织的“继续革命理论报告团”。团员来自各县的先进人物。报告团分两拨，我被分在东片，带队的是忻县团地委副书记和陈黎蜀同志。队员主要有；河曲县巡镇的团委书记王选良，保德县尧圪台团委书记(名字想不起来了），忻县机引农具厂团委书记丁哓岩，原平县知青吴素霞及神池县的我。我们来自各个岗位，所做的工作不同。每到一地，都受到热情的欢迎与招待，我宣讲的题目《继续革命永向前，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大约讲了二十六场，练熟了，讲习惯了，根本也就不用拿稿了。每当上台，不慌不忙就如同说话讲故事一样自然。我用自己的实际工作的经历生动地描述着，又因为我讲的是普通话，京腔那里的人很是爱听，每讲完一场，群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得到了他们的好评与称赞。
近一个月的报告团生活，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个宣讲团去的地方有；定襄的河边镇，五台，原平的轩岗镇，繁寺的沙河镇，代县的静乐，最后到忻县的忻口镇等。在总结大会上，我们每个人都表了决心，一定把这次学习的精神带回去，并落实在行动上。我更加倍地努力工作，事事走在前面，带领广大青年团员干好本职工作，当好党支部的有力助手。
 有一次，从武汉出差来了一位姓严的客人，由于不适应神池县的气候，患了重感冒，发烧三十九度。我知道后立即给他请来医生，在旅馆打起了点滴，给他三番五次地送开水，并给他煮好从北京带来的挂面（当时我都舍不得吃在京买也要面票的）。经过我的精心照料，他的烧很快就退了。当时他很感动，恢复健康后给我写了表扬信，回去后还从武汉特意寄来特产孝感麻糖以表示感谢。事情虽小，能体现出我们把党的温暖送到旅客心中，做旅客的贴心人！类似这样的事我们做过不少，就现在来说，这算啥呀……我们的表扬信以及感谢镜框，把个小小的业务室的墙挂得满满的。
还有一次，一位经常在旅馆住的客人，给我送来了大米。那个年代，这在那里可算最缺的东西啦。俗话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于是我就毅然地拒绝不收。而他一定要放下，我说了几次，他看我态度坚决，也就只好拿了回去。你猜怎么着，原来他是想让我给他多开发票。目的没达到，就对我耿耿于怀，在旅馆的走廊里学唱京剧，一边唱一边看我，“这个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是呀，这个面子给你开了，国家就损失了，这原则的事我是不会干的！只有坚持原则，人才不犯错误，那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一九七六年四月，县委任命我为神池县饮食服务公司副经理（任命书可是红头文件）。虽然我走上了领导岗位，实际上还是干着服务员的工作，钥匙、笤帚不离手，刷锅洗碗，洗床单枕巾，担炭，搞卫生，旅馆登记，每周两次澡堂卖澡票……遇到端午节，物资交流大会，还要抽我去摆摊卖饭。那时计划经济，买啥都要票，吃饭要粮票，所以卖饭票这营生有点复杂，把饭卖出去后，到了晚上盘点，钱与粮票饭票三票合一必须对上，才算结帐完毕。由于我上学时，数学还不错，口算能力强一点，每日结帐还基本对上。所以那两个门店的负责人都抢着要我去卖饭票，嘿，当时我还真成了他们的“香饽饽”！
我一点一滴地做着，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能者多劳呗。我任劳任怨地干着，我热爱着饮食服务公司的每一项工作。我的宿舍就在旅馆里，以馆为家。别人下班回家了，我呢，上班下班都在旅馆，无形中份内份外不知干了多少！我用自己这双手，耕耘着未来；我就是我，干就干好！我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道理。
我可以自豪地说，从懂事那一天，自己就要强。在学校曾是三好生，快要加入共青团时，赶上了文革。在农村插队得到贫下中农的一致好评。工作后，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那时，根本就没有奖金，物质奖励很少，只有一张奖状。后来就是一条毛巾啦，一个脸盆，或是暖瓶；再发展到线毯、毛毯等等。
一九七七年，我被忻县团地委授予模范共青团员光荣称号。
被任命副经理
 我在七六年元旦成家，年底就生有一子。为了支持我的工作，母亲手术后还没完全恢复，就不顾一切帮我抚养带孩子，以解决我的后顾之忧。感谢妈妈，用她慈祥的母爱在全力以赴地支持我。孩子放在了北京，使我能够全身心地把精力放在了工作上。
县饮食服务公司，在商业系统可算最难搞的企业，因为它是两个核算单位。公私合营那部分人员很难管理，哪个领导来了都呆不长。所以我这个副职，在七年间一直陪伴了五任经理。领导换得很频繁，副职也干得很辛苦。要说副职，那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当好经理的参谋与助手。我分管的工作是；青年团，工会，及医药费的报销；再有就是应酬家里和外出的会议，等等。
 在“双学”运动中，我县提出；“要想富，大种胡麻，多植树！”的口号，实际也是这样做的。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厂矿二分之一的人员，都投入了植树造林的大军。绿化荒山，为子孙后代造福。前几任的经理岁数都比我大，又是“革命生产两不误”；经理在家抓经营，我带着年轻人上山种树，即分工又合作，这样各项指标才能完成。
每个单位都有植树任务，必须保质保量，保成活。春季漫天的黄沙，铺天盖地，把人的七窍里都填满了黄土；阵阵的大黄风，恨不得把人都要刮倒了。四月的神池，大地刚刚解冻，背阴处的地还硬梆梆。植树的人群大军，每个人都背着铁锹、镐头，很早就出发了。植树的地方是界东山，离城里大约四五公里。我单位没有汽车，也只好徒步。有时碰上好心的司机，还能搭乘。如水如潮般的植树运动，使机关厂矿只剩下老弱病残，为了完成任务，我们中午都不回家吃饭，带着干粮，二面大饼，连点水都没有，干啃。找个避风处，凑合吃两口。也就仗着那时年轻，我实际后来得的胃病，细想起来，与那时的情况是分不开的。经过连续辛勤的劳动，通过验收，半个月的任务总算完成了。那时，要真是干半个月的时间还不错呢，因为一年有三季都要植树，只有到了冬天才能得到休息。
 我还清楚地记得，七六年七月我们正在雨季植树。那时我已经怀有身孕五个多月，自己要强，不愿让人照顾，还是一如既往地与职工上山栽树。一日，正好在公司大门口，遇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人们都叽了咕噜地抢着上车。我和出纳，和另外几个同事，也跑去上车。那个车厢很高，我有身孕，肯定很不利落，显得很笨，但是我还是不顾一切，也往上爬。我把铁锹递上去，两手扒住车厢，脚蹬车轱辘，一条腿还没进入车厢，车就开了。上去的人使劲地拽住我，才上去，你看多危险呀，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假如流产，假如……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说起来，这其实也是好事，产前活动量大，到分娩时可特别好生。我就是自娩，孩子生的很顺利。这也是一段小插曲。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经我们种的树早已经成材了。每当火车路过此地时，都能看见荒山坡两旁绿葱葱的树林，这都是当时县级机关、厂矿人和我们的功劳啊！
一九七八至七九年间，我们公司调来一位女经理，是当时县委副书记的太太，地道的神池城里人。工作有能力，能说会道，再加之有背景，那，谁不得给她让一份呀！当时，她比我岁数大，两个女将，工作起来还比较得心应手，因此，我们公司每年都是先进单位。她在家主内，我在外边开会。介绍先进经验，去忻县，下太原、大同、运城开全省饮食会议，在省城湖滨会堂发言……等等，在“双学”运动中我们可是标兵。我两次去大寨参观学习，目睹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先治坡、后治窝的作风。站在虎头山上，看着狼窝掌，七沟八梁一面坡，层层梯田平展展；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敢教日月换新天。时代造就着我们，激励我们这一代人！
经过几年的锻炼，我们吃苦耐劳早不在话下了。一起去的同学们，都陆续地返城回北京了。有的远走高飞，甚至去美国、加拿大定居的大有人在。我眼馋他们也没有用，还是实际点吧。我嫁给了山西人，就死心塌地的在这里干吧，当时我就这样想。但还是有那么点侥幸心理，不相信就回不去北京。这种想法，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底下。直至许多年后才得以实现。
改革开放起步了，许多新的名词随之而来。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搭台子唱戏”，去原平县参观。抓经济，找能人，农民搞副业，搞养殖、种植，在棉花籽上种出了蘑菇，当时感到很新鲜。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观念，提高应变能力，才能前进。
具体到我们饮食服务公司，那无疑是把各项经济指标搞上去。小小的一个神池县，总共八万人口，非农业人口只有一万人。尽管是独家买卖，要全年完成营业额二十万，纯利要拿回三万元；同时，那毛利率还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只要超过那物价部门就会惩罚。这个任务，现在说起来不大，但是在那个年代完成实属不易呀！
 我们首先从饭店入手，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每晚利用业余时间开会学习，对职工加强教育。增加饭菜的花色品种，做到色香味美，有回头客才有好的买卖。为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又实行了经济效益与奖金挂沟。微薄的奖金（一等奖十元，二等奖八元，三等六元），起了一定的作用，也推动了工作。
然后，我们又在在旅馆搞增产节约。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挖潜力，带领职工自己动手拆洗被褥，洗窗帘，等等。
除此之外，我们还亲自上门收水费，这个工作更难。全县只有一座水塔，就在我们公司的院里，有三个水站，水流失很多。个人安水管，没人过问，而且那里的人根本没有交水费的习惯。你去收费，他会很自然地说；“地下的东西还要收钱？”根本不给，而且连干部都这样讲。我们这工作，挨门挨户地去收，如同要小钱的一样，没人支持。不瞒人说，当时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老干部，及市民家，我都去过。每人才两毛钱的水费，可真能体现出人的素质！我可尝试过啦，那个艰难，那个尴尬……无奈，反正把钱收上来是目的呀。后来在八十年代初期，县里成立了自来水公司，可把它分出去了。终于减轻了点压力，我长叹了一口气！
一九八一年，神池县驻进了部队，团部设在县磷肥厂。我们旅馆对面农机公司驻着汽车连，卫生队在大礼堂后面的农机局。军需股设在商业局，后来搬到了阳方口。他们来到这里，是在神池的南山上搞国防施工。尽管部队是供给制，那也给县里带来不少商机。
 我首先就认识了军需股的副股长老罗同志，他找我可是有事而来，商量部队人员洗澡一事。因为神池县唯一的一座澡堂子，就在我们这儿。我们毕竟是营业单位，不出资，无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经过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部队每月给我们公司拉六车煤，每车四吨,不要运费，但煤的本钱自己出。部队呢，每周利用两天的时间来我们这儿洗澡。这样，公司还比较合适。因为当时每吨煤的价格才二十多元，运费可就贵啦，几乎是煤的一半还要多点呢。这样，就与部队形成了工作关系，既拥军又爱民，这两全其美的事谁不干呀。之后的几年间，与他们协作的很默契。
我这个人喜欢交朋友，热情，也乐于助人。部队在的三年间，真是交了不少各色的朋友。当兵的小老乡，上士，司务长，卫生队长，排、连长，指导员后勤处长等……他们有事就来找我，只要能帮上忙，来者不拒！那个年代，物资还很贫乏，像大件买辆自行车、缝纫机，买瓶汾酒啦，牡丹牌香烟，红白糖等，甚至找个空纸箱子，他们也不放过，我基本都能达到他们满意。反之，他们也给予了我们不少。我们经常栽树，就从部队买了许多双解放球鞋，结实耐磨。还弄了许多军用罐头，水果、竹笋的两种，很便宜。团部司务长经常送来他们自己生的黄豆绿豆芽给我们吃。还有，我们用车就更方便了，只要张口，他们也是千方百计地给予方便。互帮互助，军民鱼水情得到充分体现！
我们的经理“上调”啦，这“革命的重担”无疑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县委的任命书下来了，三十岁出头的我，胆子可不小，勇于挑这副担子，可真有点自信才行呀。账上基本没钱，两万二千元的流动资金被原材料占得满满的。我们公司属地方财政，上面不给拨款，每年还要交财政纯利的百分之二十，八十留在公司再生产。全公司干部职工一共五十多人，加之还要养活离退休人员三十二人，这个日子可难过了。当时，也就仗着是独家买卖，还没脱离计划经济的轨道，凑合还算挺得过去，勉强过光景吧。
为了生存发展，我们采取了送货下乡，赶物资交流会，庙会、赶集，跟着剧团走……开起流动饭馆等各种方式。现在我还能记得赶会的日期呢。从农历四月初八阳方口镇，五月端午神池县，五月十三五寨县，五月十九虎鼻公社，五月二十二三岔镇，五月二十四烈堡公社，六月初一利民公社，六月初六八角公社，七月二十二原平县，到忻县的物资交流大会，我都亲自挂帅。带领年轻的小伙子们，吃住在一起。我们住在自己焊的帐篷里，带着三张折叠床，折叠桌凳。晚上要等散戏后，人们吃完才能停止营业。床当然不够用，桌凳就代替床了。虽然营业额大大地增加了，可职工们的确很辛苦。可是，这些淳朴的小伙子们一点怨言都没有，干得热火朝天很是起劲。他们感动了我，触动了我，变压力为动力，使我更加信心百倍地工作。
 历尽千辛万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到了年底，终于完成了上级定的指标及各项任务，并略有结余。
八三年县里召开经济会议，县长亲自参加我们财贸系统讨论会，讨论如何发展经济。具体到单位，结合实际谈。每位参会人员都要发言，并要谈出你的想法及做法。表决心，立军令状；到了年底，完成任务者，连升三级（那时三级才三十元），一定兑现！硬的指标又下来了。往往是这样，今年完成了，明年肯定要加码，不是鞭打快牛也得要前进呀。
饮食服务公司的全年指标是；营业收入二十四万八千元，纯利三万八千元，毛利率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朝着这个目标奋斗，真要达到谈何容易？！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期，神池县就连一个万元户也都没有呐！公司想做生意，都没资金，银行也不轻易贷给款。那时利息并不高，主要是意识差，胆子小，没有经济头脑，怎么才能跟上形势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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