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在下乡十四年后，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 北京。
       短暂的亲友欢聚之后，一个个难题接踵而来。父母落实政策先我一步回京，父亲官复原职，回到了原来的石油供销行业，但解决住房尚需待以时日。弟弟每天三班儿倒的工人生活，由于全家团聚，却使他的睡眠、休息被严重打乱 —— 他在崇外花市所住的那间十余平米斗室，顿时变得难以落脚。好难啊！偌大的北京城竟使我脚无立锥之地！一起回到北京的兵团战友，情况也极不妙：有的竟到火车站候车室“寻休儿”，有的竟又吃了“回头草”，只身回到了平吉堡！为了站住脚，有的战友到处捡砖头、木料，自己“垒窝儿”；为了糊口，有几个去干“夜搓儿” —— 到清洁队“填平补齐”，夜间踩着“倒土车”后蹬板去搓居民扔倒的垃圾，煞是辛苦。（当时，北京的粮油户籍控制尚严，无流动人才和“低端劳动者”的大量涌入，社会生活中亟需“填平补齐”人员。）
       我的情况也是举步维艰，和妻带着年仅三岁的儿子，分别住在各自家中；托运来的几件家具，只得暂存在堂兄的单位仓库。母亲时常默默地回到农村老屋居住，父亲和弟弟也经常到各自单位值班，使我一家三口偶尔能有短暂的聚合。
       由于我们俩原是从东城区走的，回京后也需到东城找工作。我每个礼拜三，要到和平里办事处参加“学习”、听招工消息（因全家已各自东、西，回京时手续办到妹妹家户口所在地）。那时雪下得很大，赶上风雪天也要骑着弟弟的单车，满怀希望地前往。一次次高兴而来，一次次懊丧而去，都是几个“填平补齐”的消息，揣着“好”工作的街道干部“田胖子”却越吃越肥。
       不行，总这样下去等不及！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天无绝人之路，“老天饿不死瞎家雀儿”。此时，在崇文区X单位工作的家桂 —— 我的远亲、一起长大的法小儿、小学六年的同窗，也主动伸出援手，我把“关系”转到了崇文区。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关键的一步 —— 很快，我便被介绍到崇外街道办事处知青劳动科协助工作；而且，家桂管辖内花市口儿的一座旧楼，经维修后“分配”给我一间，十五、六平米，间量高大，成了我的安身之所。
       一招棋活，满盘皆赢，我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妻不久就去了小学校教书；孩子入托，爷奶接送；我安心地在办事处干了一年：参与管理辖区内待业青年的学习、劳动，负责取送他们的档案，通知面试、考试查分，抄写材料；接待各单位前来招工的干部，“近水楼台先得月” ......
       那时，崇外办事处安置待业青年的工作，搞得较有声色：组织待业青年织台布、绘图样，上街售卖；支持青年自谋职业，缓解和减小就业压力；多种形式，广泛经营，扩大安置等等，王纯副市长亲临指导，宋任穷等中央首长莅临考察；引得中央电视台及外国等多种媒体前来采访（印象最深的是央视女主播李娟的爽朗笑谈)......  毗临的前门办事处，组织待业青年在繁华地段卖“大碗茶”，举动较大，街道干部尹盛喜投入其中，最后发展成为颇具实力的“大碗茶公司”。（待业青年：包括各省区返城的知识青年、北京历届尚未分配的毕业学生，及其他社会闲散劳动力。）
       此后不久，我的老父分到了两间新楼房，他和我一起高高兴兴地去拿到了钥匙，全家协调好关系，各自的居住环境都有了很大改善。我也于1979年10月告别了办事处，奔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化工厂，开始了新的进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