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宗颖，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编审。从小生长于北京师大的校园，并在这里的幼儿园、附小、附中、大学受教育，经历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教育战线的种种事情，长年从事社科类图书的编辑出版策划。 一个时代在今天结了果，几十年前是什么样的种子被种下呢？
 我的中学时代,在北师大图书馆前的毛泽东像前
这里还原的不仅是一个时代，也是值得我们追索的当代中国人精神史的一部分。——编者
小学课程表：忆苦饭、老三篇、游行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我总共只上了两年学，学了些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好像经常上的课就是：吃忆苦饭、背“老三篇”、夜里游行。 吃忆苦饭，往往是在学校里召开“忆苦思甜”大会结束以后，是为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为了让红色江山永不变颜色。 每次忆苦思甜大会开始前，要放一段儿慢悠悠特悲痛的音乐：“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听了这支苦歌，心里酸叽叽的，人就像被带进了旧社会。歌声中，一位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老太太由学校领导扶着走上台，讲起在旧社会里，她家怎么叫地主逼得家破人亡，多苦多惨，讲到特别难受的时候，讲不下去了，台下马上有人带着高喊革命口号： “打倒万恶的旧社会!”等她哭了一段时间，又继续讲，讲到解放后过上好日子时，她激动得又哭了，于是我们又跟着呼口号：“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报告完了后，我们排队背着椅子回到班里，每人发一个用糠和野菜做的团子，拿在手上还有点温乎。放到嘴边，一股子怪味和酸酸的霉味呛得人难受，跟猪食一个味。可谁也不许扔，吃不完不许回家，最后噎得我吃不完直流眼泪。那东西一凉，就更难吃，要把整个团子吃下去，受死罪了，真够苦的！要不怎么叫“忆苦饭”呢。 每一次要吃忆苦饭，我就发憷，压力特大，甚至第二天要吃忆苦饭了，头一天就琢磨怎过难关。偶尔装病请假逃“饭”，有时只能把吃不下去的那块团子，趁人没看见偷偷弄瘪塞进衣袋里带走。一次，我把一块剩团子带回家一时无处放，就把它放在了枕头底下，结果忘了“转移”，过了好长时间，妈妈换床单时发现后大怒，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早就黏在床单和枕头上发霉了，妈气得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笤帚就朝我打过来，没想到，一根儿笤帚苗飞进我眼睛，疼得我“哇哇”大哭，妈也吓坏了，怕把眼打瞎了，带我去医院才弄出来。为这事儿，爸使劲儿说了妈一顿。那是这辈子妈唯一一次打我。 “老三篇”是毛主席三篇文章的简称——《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会背“老三篇”，不光是小学生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的功课，走在大街上的人十个里面有九个保准会背。那才真叫作死记硬背——我们一、二年级的小孩不光“老三篇”里的字还认不全，意思也不是全都懂，上课先跟着老师念熟后，下来就一段一段地背，最后再连起来背。人手一册“老三篇”单行本，随时随地带在身上。我背“老三篇”，小哥常常在旁边提醒我，同我一块背。幸亏有小哥帮忙，否则自己干背半天也背不了几段。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洗完脸和脚上了各自的小床，躺下了还要背一会呢，没有电视的夜晚，人们睡得比较早。我总怕刚刚背会的东西睡一觉后忘了，所以第二天一睁眼就赶紧背一遍临睡前背的那段。 那时候的夜晚没有电视看，更没有其他好玩好看的东西，倒是常常要参加一项重要的活动——游行。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毛主席一发表最新指示，学生们接到通知后就得马上到学校集合，出发去天安门。还有就是又召开什么重要大会了，我们也要热烈欢呼，庆祝游行。幸亏，小学校离天安门还不算太远，出了校门走三站到东单，上了长安街再走三站经过王府井、南池子就到了。 “九大”召开的时候，学校天天不上课，开会、庆祝、游行。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教室里用各种颜色的皱纹纸扎花环、做红花、剪飘带、糊标语牌。人人心潮澎湃，激动兴奋，其实也不知是什么事，只知道中央开大会了，我们什么也不懂，反正不上课就高兴。唱着“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我们一路唱一路跳一路喊到天安门。天安门广场永远是一片红海洋，人如海花如潮口号震天响。那儿也是中国无数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们的“课堂”。
上疙瘩头小学 听不懂老师讲话
上史家胡同小学第三年时，我们十几个孩子就随大人下到全国妇联机关在河北衡水的干校，成了疙瘩头小学的学生。 疙瘩头小学，在村西头儿的几棵枣树旁，它只是两间低矮的泥房(全村都是这样的房子，用泥巴和麦壳搅和在一起做的砖盖成的房)。教室里是土地，不很平，一排排长条桌站在那儿，下边却没有椅子；窗户也只有框子没有玻璃，而用墨在墙上刷出来的黑板旁边，却有一个长方形的大洞，从洞中能够看到对面的屋里。 早晨，我们每人拖着一把妇联统一发的折叠椅(原来是妇联机关四楼礼堂的)，排成一队，走过几片田地，沿一条小路爬上山包，来到简陋的学校里。我们被分进两个教室(低年级一、二、三在一个教室，高年级四、五、六在一个教室)。第一天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男老师也是校长，站在黑板边上讲了话，他一会儿面朝教室这边，一会儿又对着大洞背对着这边。原来，这个大洞是干这个用的呀!瘦瘦的校长头戴着一顶棉帽子，脸上布满了皱纹，嗓音沙哑，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中间同学们鼓了一阵儿掌。我看见黑板上用红粉笔写了一行字：“欢迎妇联会同学!” 和农村小孩儿一块儿上学，发现他们听讲十分认真，念课文特使劲儿，跟喊似的，挨着我坐的是一个穿粉棉袄叫玉梅的女同学，嗓音又尖又高(后来她果然被县剧团挑走了)。一个教室里，有的同学听讲，有的同学做作业，有的预习，因为不是一个年级，学的内容不一样，老师要给同学轮流讲课，真够稀奇的。 农村小孩连书包和铅笔盒都没有，人人背一只长把粪筐，把书本文具用一块布包着放在里面。因为一下学后，他们还要为家里干活儿，四处去捡东西，柴火呀，牛粪马粪呀什么的。麦收秋收时，干的活就更多了。他们和我们城里孩子相处挺好，就是一开始，我们听不大懂他们的河北口音。 好多年以后才明白，原来在疙瘩头小学上的第一节语文课的课文是伊索寓言里的《农夫和蛇》。当时，因为老师浓重的河北口音，我听成了“农富和社”，还以为讲的是农村里的合作社的事儿，可为什么“社”被救了又咬了“农富”一口?整个儿一个稀里糊涂。 在那儿一年多学了些什么几乎全忘记了，就记住了这篇没有听懂的寓言，瘦瘦的李校长讲课时解开黑棉袄往里塞东西的动作，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学张学黄”、“批林批孔”
“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这是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插曲的一句歌词儿。 用这句歌词来形容整个中学时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从刚一入校就“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到参加全国性的一个又一个揭批运动；从学习一个又一个反潮流英雄，到投入每年夏季纪念领袖畅游长江全市大中院校学生昆明湖游泳活动、冬季北京市中小学象征性长跑（开展三年分别是从北京跑到延安、韶山、井冈山）；更要参加学校每年12月26日领袖诞辰日举办的最隆重的文艺演出、上头经常布置的去长安街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游行等等等等——战斗生活激烈而又浪漫。 要说初中印象最深的“课程”，还是“学张（铁生）学黄（帅）”和“批林批孔”，前头的是阶段性运动；后头的是长期深入的运动。 先说学张学黄吧，张，就是张铁生，一个辽宁的下乡知青；黄，就是黄帅，一个北京的小学生。1965年全国人民学雷锋，到了1973年干吗不学雷锋学习他们俩人呢？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反潮流英雄”！教育革命的闯将！ 张铁生，又称“白卷英雄”，是1973年夏天冒出来的。我们在教室里学习《人民日报》文章《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和张的信。 当时，连我们的考试都减少了，期中不考了，只期末考一次。不少学生包括我自己暗暗高兴，上学不考试多好啊。后来，上高中时学校还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了根据张铁生事迹拍的政治故事片《决裂》，里面有一个葛优他爸葛存壮演的讲“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印象很深；好像是还有个凭着手上的老茧就可以上大学的情节。
 上图为我的小学时代与大哥的合影 下图为这是当年马列小组在我家学习的情况 1973年底，又冒出来个“新生事物”——反潮流小将黄帅。12月的一天，从家里订的《北京日报》上，我看见《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时，心想这事儿肯定又和我们学生有关，还真是，不久一场反“师道尊严”的教育革命，就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了。 七十年代的报纸上，总是说学校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很深，其实身在其中，也没觉出来那流毒是什么，怎么个深法，就是跟着形势走，上头让干啥干啥，让学啥学啥。黄帅反“师道尊严”的日记公开发表还受到赞扬，我们马上学习，掀起给老师提意见的热潮。学校里那一段时间又散又乱，教学楼外墙上又出现了批判老师的大字报，老师们人人自危。我发现平时一些厉害的男老师被贴得多，特别是一个大块头体育男老师，人们对他意见最大。但柔弱的女老师也有倒霉的，有一次，我们班主任在课堂上批评一个男生，她走过去跟他讲话，竟然被这个男生照着肚子一脚狠踹，倒地上半天没起来。她窝在地上手捂肚子、眼睛急眨、头发散乱、满脸惊恐的样子，很可怜，后来老师受惊病了一场。 转过年来，1974年初，一场更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运动又在全国展开。什么运动中学生都落不下，“运动”是我们的主课。 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批判反党的林彪要和批判古代的孔子一块？孔子为啥叫孔老二？他有什么错误？我们的课堂上，经常学习中央重要文件及中央领导的信件、讲话、材料等等，不仅政治课上学，语文、历史课上也学。教室里经常飘着一股臭墨味，熏得人难受。因为学的都不是课本上的内容，老师只能将要讲的东西事先抄在大字报上，上课时用摁钉钉在墙上。有一位身材矮小的政治老师正怀着孕，肚子挺大的了，还坚持上课，还使劲踮起脚尖往高处钉大字报，但她费劲讲的课很枯燥，没人爱听，讲台下面一片嗡嗡声，我都替她累得慌。
清华学工见到华国锋
初一和高一，都要学工。初一一入校，就在本校的校办小工厂里劳动了好长时间——做水桶。 1976年4月，高一的下半学年，年级的几个班开始轮流去清华大学学工劳动。别瞧没上过清华，可曾在那儿学过两个月的工，也让我感到有一点自豪；而且在清华时，我还有一件很值得吹嘘的光荣事，就是见到了刚刚当上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清华是所名气很大的大学，小时候爸爸带我去过。可当我这次又走进清华校园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沸腾的景象——满眼都是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大标语，上面写着：“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行到底”、“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最大走资派邓小平”、“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到处都是用草席扎起的大字报栏和一堆堆看大字报的人群，十分喧嚣、热闹、拥挤。原来，这里是1975年年底在全国展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源地。 那年11月份，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主持全国整顿工作的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我们学工的所在单位——清华大学机械系机工车间，是清华的一个对外开放单位，经常有内宾和外宾来参观。它位于交通方便的清华南门往里二百米的大马路边上，像一座小型体育馆。车间里面高大、明亮、整洁，来回开动的天车、锃亮旋转的机床、埋头工作的工人师傅，还有墙上贴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红色大标语，一片“抓革命促生产”的气象。 走进这么先进、科学的工厂，我们大家都很兴奋、新奇。全班同学被分散到车、铣、刨、磨、钳各组里面，每人都由一个师傅领着干活。我被分配在车工组，几天工夫就学会了车零件。 由于是粗车、车大铁坯，要求不很精细，只要按尺寸车准就行了，所以不很难学，一个星期便“出徒”了。只是由于拎零件、拧扳子、摇机床，头几天小臂有些疼痛。两个月干下来以后，胳膊都长粗了。很快，同学们就都适应了工厂生活，我们跟工人一样地每日按时上班下班，劳动读报学习批判。不领工资，但能领到半块肥皂。 来到清华以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更厉害了，2月份的时候，报纸上还管邓小平叫同志呢，提法是“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4月初，“四·五”运动一爆发，邓小平就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同一天，中央还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华总理陪同外宾要来机工车间参观的消息，我们是提前一天知道的。4月底的一天，车间领导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周密布置了接待、卫生、安全等各项工作，对我们提出了各种注意事项，尤其是外事纪律，有不许主动和首长、外宾握手说话等很多条。我们车工组在车间的中央通道两旁，正对着大门口，是人来人往的必经之路。一排排整齐的中型车床，像一匹匹铁马站立在大路两边，气势威武雄壮。平时这一片的车床有许多都没有人使用，今天也都站满了工人。一上午，工人和学生们精神十足地工作，随时准备接受首长的检阅。 华国锋一行来车间之前，许多穿着一身国防绿和灰涤卡衣服的警卫人员早早就到了。他们布满车间的各个角落，连高处的天车上都有人。还有一些摄影记者，走来走去地寻找拍摄角度。现场的气氛还真有些紧张。 华国锋终于出现了，他神情和善，步伐稳重缓慢，连穿的都和毛主席一样：一身浅灰色中山装。他们刚进大门口的时候，我还敢远远地看上两眼热闹，等人群朝里边走来，我赶紧埋头干活，心跳加速。 直到几分钟之后华国锋绕场一周走近我的机床旁边，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好像他们站住了，赶紧停下机器，抬起头。我周围的工人师傅和同学也都停了下来，大家一起鼓掌欢迎。华国锋微笑着冲大家挥挥手，他站在我面前，态度亲切。当我那么近地看到华国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本来，“华总理”这个词还叫不顺嘴呢，而且“华”这个姓不知该发“化”还是“华”哪个音。我生怕他们停下来问我话，幸亏，停了一会，他们马上就继续往前走了。
 中学学工劳动结束后，与工人师傅们合影
马列小组”学出了名堂
学马列，是贯穿整个中学生活的内容。 没想到，稀里糊涂地还和别人一块当上了“学马列先进分子”，大照片挂在师大主楼前的橱窗里，还上了报纸，风光了一回呢。 这算是上中学五年时间里面，少有的几件叫我感到有点光荣和骄傲的事情之中的一件。另外两件事是：有一回作文在全校获优秀奖，得到一本《鲁迅杂文》；拿百米短跑冠军。平时在班里我默默无闻，既不“红专”也不“白专”，思想、学习两方面全不灵：全班最后入红卫兵，临毕业才入团；学习除了语文、历史，其他各门课学得是一锅糊涂糨子。哦忘了，政治学得也还凑合，因为不用费脑子，光背。 政治，是我们这代人学生生涯中最最主要的一门课程。因为这十年里整个国家都讲要“突出政治”。从1966年上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政治学习”就没有断过：学毛著，学毛主席语录，学马列，学哲学，学中央文件，学两报一刊社论，学大寨，学大庆，学小靳庄，学张铁生，学黄帅，学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学大字报……它可以充其他的语文、数学、外语等任何课课时，而且是经常的事。不光我们学生学，在社会上，各种政治学习更是层出不穷家常便饭。政治学习是高于吃喝拉撒睡的头等大事，工农兵学商小孩老太太都要学。有一首学“毛选”的对唱小调特逗人，我们老爱唱：“老头子!”“唉!”“老婆子!”“唉!”“咱们俩学毛选!”“咱们俩学毛选!”“学一遍又一遍”…… 刚上小学时，高年级和中学的学生们“停课闹革命”造反、批斗老师、“破四旧立四新”，我们一、二年级的“小豆包”年龄太小，参加不了什么革命活动，主要任务就是学毛主席语录，学“老三篇”，我们整天提着一个用塑料丝编的网兜，里面装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去上学。它是唯一的课本，识字用它，上政治课、语文课也用它。学习方法就是拼命地背，背得滚瓜烂熟，最后不但能背，连哪段语录在哪页都知道。随着年级的升高，还要背更难背的“老三篇”、“老五篇”。也要考试，考时老师有的让你一气背完，有的让你从中间接着，更为刁难的是让你倒着背。 等上了中学，就学得更“高级”了——学习那些高深莫测、砖头那么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从1972年开始中央号召全党高级干部必须读马、恩、列的六本著作：《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毛主席的五本著作。当然，工农兵学商也要学。 从初二开始，我和吴凌、张晓东、马晓青、边小莉几个住在师大院儿里的同学，自发地组成了一个“马列小组”，坚持每星期一两天晚上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长达三年多时间。后来被一个记者阿姨知道了，她来参加了几次学习，把我们的事迹写出来登在了《北京少年》上，还配了一幅同学们风雨无阻打着雨伞去学马列的插图呢。师大校报专管照相的曹叔叔，也端着照相机来给我们拍了照，放成很大，挂在师大主楼前的报栏里展览。我自己一个人跑到那看过好几回，感觉跟不是真的似的。一边看一边想起英雄人物做报告时老说的一句话：“其实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事，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巨大的荣誉……” 真是这样，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呀，就是“坚持”二字呗!每次别人问我的心得体会时也说不出什么来。我们五个人的家都挨着，我和张晓东住工四楼门对门，边小莉和吴凌住在工二楼一单元，马晓青住小红楼。轮流到各家去学，每周用一个晚上，从7点到9点。多半时间是在我和吴凌家学，恰巧我的爸爸和吴凌的爸爸都是教哲学的教授，偶尔还能替我们讲讲难懂的文章，但大部分时候是我们自己学。所谓学，就是读，名副其实地“读马列”。五人围坐在桌边上，一人持一本书，轮流读。每人读几段，读完一篇文章，就算学完了。一次学习一篇。 我们积极认真地读马列，因为是中学生，读的过程中念不出来的生字倒不多，很流利，但就是读不太懂里面的意思。但那时坚持好像比读懂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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