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和是张开济先生长子。1969年，张保和初中没毕业就去了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当了6年军垦战士，回京后又当了两年工人。1977年考上北京经济学院。到美国后，张保和先后在伯克利大学、耶鲁大学求学，毕业后曾在美国一些知名银行担任副总裁等职，成为一名金融专家。
农历六月初七（今年7月25日）是建筑大师张开济诞辰百年纪念日。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开济给素未谋面的梁思成写了封信，梁先生回信邀他来京参与新首都建设，之后这位已近不惑之年的江南才俊孤身北上，并在此后的岁月里成为了新北京建设的重要见证人。张开济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中国历史博物馆、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等已经成为新中国的经典建筑。本期人文印迹，特别邀请了张开济的儿子张保和与张永和撰文纪念父亲。他们的文章不仅能让人了解到建筑大师鲜为人知的人生往事，对他的建筑设计作品和理念多一分理解，也能从中感受到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骨与良知。 我的父亲张开济于2006年9月28日去世，享年94岁。他生于1912年，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 作为一个建筑师，可能很多读者熟悉我的父亲。他的建筑设计作品遍布北京，有些是几乎人人皆知的知名建筑，如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和天安门观礼台；也有些是大家不太熟悉但也深受用户喜爱的小型建筑，如三里河住宅小区和新疆驻京办事处以及北京天文馆。在各种建筑风格百花争艳的今天，这些建筑简朴凝重，更显得突出。他生前也经常向北京晚报及其他刊物投稿，就一些和建筑有关的问题和现象予以评论。他的文章观点分明，文笔流畅，而且又很幽默，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他虽然已经去世5年多了，我总觉得他还活在我们身边。他遍布北京的建筑作品仍和北京的市民“朝夕相处”。他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在去年10月还获得了北京国际设计周的年度设计奖。这显示了他的设计和设计理念至今仍被人们认同。他关注的种种有关北京建设的问题，像古都风貌和建筑层高，现在恐怕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突出了。作为对父亲诞辰百年的纪念，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关于我父亲在生活及为人方面的一些情况，使广大读者能对他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新中国成立孤身闯北京
我家祖籍杭州。祖上张子元在清朝初年由绍兴到杭州首开张子元扇庄。清末家道败落。曾祖父张光德白手起家复兴祖业，光绪年间重开张子元扇庄，民国初年张子元扇庄一度成为杭州扇庄之首。张子元扇庄的扇子如今已成了颇有价值的收藏品。随着电风扇的出现，纸扇渐被取代，张子元扇庄也与其他很多中国传统手工业一样，退出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但由于曾祖父经商成功，我爷爷不但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也开始了我们家上学受教育的传统。曾祖父张光德因家境贫寒，小时没有机会读书。经商有成后，自学文化。他在留给后人的文字中，鼓励后人“儒贾并习”，即学商并举。在一百多年前能有这种想法，是非常前卫了。我父亲对他一直非常敬佩。 我爷爷张季量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现复旦大学）二期，而后留在上海工作。我父亲生于上海，7岁回杭州上小学，13岁回到上海读中学。他从小酷爱画画，画起画来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出于对画画和设计的爱好，他选择了建筑专业，并于1935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 他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建筑事务所当绘图员。后因为他不满足于绘图员的工作，离开了这家建筑事务所。临走时，这家建筑事务所对我父亲的评价是“他将是一个很好的绘图员”。现在看来，这个评价似乎有些贬义，但在后来的设计生涯中，他优秀的绘图技术确实对他的设计事业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1935年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文化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中国当时的大好形势因日本侵华战争的正式开始而告终。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战争恐怕是最大的事业杀手。在后来十多年的战争年代中，虽然他在上海，成都及南京等地设计了一些建筑，但恐怕他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逃难和求生中。他曾给我讲过抗战时他在重庆，一次日机轰炸后，他所住的房子受到火灾威胁，所以被迫到附近的一个公园去度夜。黑暗中，他看到很多人躺在公园里，于是他也就在他们旁边躺下过了一夜。早上才发现那些躺在地上的都是在空袭中遇难的死人，令他惊吓，难过不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我的父亲就于1950年初到北京加入永茂公司，即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前身。那时，他38岁。其后的十年当中，我父亲设计了他一生中大部分的作品。毫无疑问，这十年是他最高产的十年，也是他作为一个建筑师造就成功事业的十年。现在想起来，这10年是历史赋予他的一个机遇。 现在看来，我父亲从上海到北京来的决定对他后来的事业有很大的影响。作为国家首都的北京建设为他提供了最好的事业机会。如果他继续呆在上海，大的设计项目恐怕就会少得多。他来北京还有一个小故事。1949年冬，他到北京游玩时顺便去天津看望他的舅舅，佛学家许季上（名丹）。我父亲本来计划自己开设建筑事务所，但许季上说服他去北京参加政府的工作。可他在北京谁也不认识，于是就写信给素未谋面的梁思成先生。梁先生马上给他回了信，告诉他现在北京很缺建筑师，并邀他来北京一晤，这样就促成了我父亲来京工作。梁思成先生的这封回信到现在还被我们保存着，是一个宝贵的纪念。 当然，我父亲也是一个高产的设计师，曾经同时主持几个大项目的设计。他的思路很快，画起图来，又得心应手。他有一个很少人能做得到的本事，就是不用尺子徒手画直线。我记得每次在做设计方案时，他会先坐在那里专心思考。那时我妈妈就会嘱咐我和弟弟不要去打扰他。经过一段的思考后，他就会很快的徒手把设计草图画出来。
经历各种运动不失做人良知
但就是在这相对稳定的50年代里也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谈到运动在设计中的影响，三里河四部一会的设计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前几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城记》的书里，作者王军对这件事情有较详细的描述。 50年代初期，建筑设计中一度强调民族形式，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在建筑物上加一个中式的大屋顶。我父亲主持的三里河四部一会的设计也体现了这种设计思路。但在工程施工快完时，又掀起了反浪费运动，而中式的大屋顶被认为是一种浪费。于是我父亲马上更改设计方案并为自己原来的设计作检讨。所以现在看到的三里河四部一会的建筑群中，有的建筑有大屋顶，有的就没有。三反运动结束后，时过境迁，大家又觉得这样的改动使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的整体外观受到破坏，我父亲又被批评没有坚持原设计，为此又作了检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来回检查，自相矛盾，内心痛苦，真是一言难尽”。 所有大的政治运动，我父亲几乎无一幸免。当时老在各种运动中挨整，他经常自嘲为“老运动员”。50年代中，尽管有种种运动，他还是被允许工作。进入60年代后，他就彻底靠边站了，从此再没有什么设计作品了。毫无疑问，“文革”的10年是我父亲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光。 “文革”当中，我家被抄。我爷爷喜欢收集古钱，他的古钱收藏在上海藏家中颇有名气。父亲在完成中国历史博物馆设计后，将家里的全部古钱收藏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但祖上留下的另一些文物在“文革”抄家中被洗劫一空，使我父亲非常痛心。不过，相比之下，他精神上的痛苦恐怕比物质损失的痛苦要大得多。 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不管在外面受到了多么不公正的待遇，在家里他都很少提起，尽量给我们一个正常生活的气氛。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就是他趴在桌上写交代材料。他的遗物中还保留了不少他在“文革”中写的交代材料。现在我看着那些交代材料，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从一方面讲，这些材料为我们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使我和我的孩子们能对他有较多的了解。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他花了这么多的精力，这么长的时间来写检查的痛苦实在是难以想象。 父亲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深受礼义廉耻的价值观影响，当时除了要忍受各种不实的批评、指责、侮辱、打骂，甚至还要昧着良心说假话，指责自己和别人，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我清楚的记得“文革”初的一个晚上，他和母亲被斗回来，他哭了。对我们说如果不是为了我和弟弟，他们就不要活了。后来他经常说他之所以能经过“文化大革命”而生存下来，就是学会了厚脸皮做人。这话他不但和家人及朋友提起多次，而且后来在记者的采访中也曾谈起过。他说的时候经常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讲出。 我觉得最可贵的是我父亲并没有因环境的逼迫而失去自己做人的良知。作为一个技术人员，父亲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甚了解。我们家有个老朋友叫刘大中，他是清朝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孙子。刘大中受过极好的国学教育，为人很有正义感，也非常风趣。那时大家都不敢来往，刘大中是少数几个还来往的朋友之一。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和刘大中在家讨论国家命运，1972年春节，我第一次从内蒙古回京探亲，初听到我父亲和刘大中的讨论，非常害怕，也不太理解。父亲为此专门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 现在想起来，我还是非常佩服父亲的勇气。当时因说话被打成反革命的例子不计其数。我的舅舅就是因为在家里说了一些话被邻居偷听汇报后被打成反革命。子女告发父母的也大有人在。而我父亲冒险和我讲这些当时非常危险的话，一是出于他的良知，另外也是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这次谈话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父亲在和亲友的来往中，也是持一种有良知，有人性的态度。我有一个姨夫，叶笃庄先生（1914-2000），是个农学家。在抗战时，他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但他毅然放弃学业回国抗战。1958年被错打成右派，特务，并遭十几年牢狱之灾。那时他的三个女儿，即我的三个表姐，想去看她们的父亲，有的亲友认为她们还应当和她们的父亲划清界限，我父亲则支持表姐们去看她们的父亲。我父亲说，你们的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特务一定是错误的。但就算他有问题的话，他也是你们的父亲。父母的亲情是超越政治的。在1978年，我姨夫被彻底平反，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就是我的这个姨夫，叶笃庄先生，在狱中难以想象的恶劣条件下，翻译了达尔文全集。后将其出版并几次再版，是一部极优秀的、也是最完整的达尔文全集中文译本。 现在看来，我父亲在50 年代时期还是尽量去适应甚至迎合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从他早期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出来。对当时的一些建筑设计潮流，比如苏联的影响等等，都采取了积极迎合支持的态度。“文革”后，出于他作为一个建筑师的良知和责任，也出于对国家、对北京的热爱，父亲开始对他认为不合理，不正常的和建筑有关的现象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批评。可能很多读者还记得，我父亲对高层建筑是很不赞同的。他认为高层建筑不但破坏了北京的古都风貌，而且成本昂贵，同时高层住房提供的生活质量也并不理想。为此，他写了大量文章，甚至直接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使这个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今天的北京，高楼大厦林立，古都风貌不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努力是失败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随着保护古都风貌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他的意见也可能是更可贵了，更有意义了。
父亲生活小事常很糊涂
父亲41岁才有的我，44岁有的我弟弟永和。可以说是晚年得子，所以对我们疼爱有加。更因为父亲童年生活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所以决心给子女一个和睦愉快的家。他对我和弟弟从不打骂，发脾气。有事情总是讲道理。我们小时候，他每个星期天都带我们去公园，那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时光。父亲也乐在其中，晚年他告诉我，他一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带着我和弟弟去公园玩。
晚上下班回家后，我父亲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小侦探”的故事，在我父亲的描述中，这个小侦探会骑着摩托车双手打枪，特别神勇，我们都特别爱听。其实“小侦探”完全是父亲杜撰的。我父亲有时还会给我们画画，他的画画功底好，画出来的东西栩栩如生。可惜，经过“文革”及多次搬家，这些画差不多都丢光了。 我父亲也经常带我们去看美术展览。我记得我们常去王府井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边上的美术馆。那个美术馆也是我父亲早期在北京的一个设计，据说很得美术家们的喜爱。不知是否和这个设计有关，我父亲一直是中国美术协会会员，并和美术界的人很熟。常看美术展览对永我弟弟永和的影响显然要比我大得多，因为他后来也成了一名建筑师。 我父亲在生活小事上，经常很糊涂，闹了很多笑话，其中有几次都和金鱼胡同口的四联理发馆有关。1970年以前我家一直住在的灯市口廼兹府的北官场胡同。一次冬天他去四联理发，他的大衣正巧和理发师的白工作服挂在一起。理完发后，他将糊里糊涂地将理发师的白工作服和他的大衣一起穿了回来，害得我母亲还专门跑回四联还工作服。另一次也是同样的情况，不过带回来的是几条顾客的围巾。我小的时候在四联理发，是出名的捣乱。四联的理发师都是技术高超，但碰到我常常只能苦笑。 我父亲基本从不带家人去看他的工程，但在工程快完工的时候带我们去看过钓鱼台国宾馆，让我们开了眼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这么豪华的住宅型建筑。我记得里面的地毯特别厚，引得我直在上面翻跟斗。我还记得里面的卫生间也特别大。但后来听说，赫鲁晓夫来住过后，还嫌卫生间小，不知何故。
父亲教育孩子很有远见
我父亲经常说他对我们的教育是任其自然。他自己英文、绘画那么好，但从来也没有教过我们。他也没有一次看过我和永和的学校成绩册，这在现在的父母看来可能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他上小学的经历十分不愉快。一是离开上海的父母去杭州上学，使他非常想他的母亲。其次是他对数学不感兴趣，学起来很痛苦。他说他小时候经常做想妈和数学考试的噩梦。所以他对我们的教育就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但事实上，他对我们无论在教育上或事业上都有极大的影响。 1969年8月，我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刚过了16岁生日，文化程度也只有小学水平，继续受教育的前景十分渺茫。在成长关键时刻，我是全靠了父亲的指引才得以继续学业。 前面提到，我于1972年春节第一次从内蒙古回京探亲。那时我父亲就鼓励我学习文化，说当时那种不重视教育的情况一定是暂时的。并说将来我一定会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甚至还有可能出国留学。我当时听了他的话，是将信将疑，这对在内蒙古种地的我来讲，太遥远，太渺茫了。但父亲的话在五年后成了现实。1977年高考恢复。我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不想参加考试，但父亲鼓励我，还是考了，并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后来由我父亲的一个在香港的朋友和我在美国的七姨资助，于1980年出国留学，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来分校及耶鲁大学，并在金融领域发展了自己的事业。 我的弟弟张永和，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建筑师。永和从中学开始，父亲就鼓励他学绘画等和建筑有关的知识。后来永和在77年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其前身即是我父亲毕业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父子先后上同一建筑系，在当时的建筑界是一段佳话。永和在我出国不久，也到美国留学，毕业后在美国大学任教。后来我父亲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又鼓励永和回国发展。上世纪90年代初，永和与他的太太鲁丽佳回国创立了“非常建筑事务所”。现在永和一方面继续经营他的建筑事务所，同时又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师。 父亲对我们的英文教育一向重视，他觉得要和世界接轨，一定要掌握外文，尤其是英文。这些话现在看来都是常识，但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中，能够看到这一点，并敢于说出来，是十分不容易的。我父亲自己的英文非常好，很多人以为他是留过洋的，其实他从未留学。他的英文全是在中学里学的。为了鼓励我和弟弟学英文，他给我们讲过他学英文的故事。上世纪20年代末的上海，英文教育是从小学开始的，而杭州的小学没有英文课程。所以他从杭州回到上海上中学时，一开始英文比别人落后很多。经过一番努力，他赶了上来，甚至成为全班英文第一。后来班里来了两个从教会学校转来的学生，他们的英文比他更好。父亲很不服气，就去问老师为什么，教师的回答是你的英文是中国人的英文，而那两个学生的英文是英国人的英文。父亲听了后，就去订了一份英文报纸，每天起码背诵一篇报纸上的文章。终于，在父亲的一篇作文上，老师写下了下列评语“你现在的英文也是英国人的英文了。”我和弟弟出国留学、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对英文一直在很努力地学习，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在有些方面，如词汇及写作，还没能超过父亲。 从学英文的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我父亲一生做事的态度：认真、努力。父亲的文章生动流畅，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可是他的每篇文章，都是下了很大工夫经过反复推敲和修改而成。他经常和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人的脑子越用越好用，用来鼓励我们养成做事认真、努力，动脑筋的习惯。 我父亲从来没有自己教过我们英文，都是去找老师教。我和永和学英文的经历很曲折。我们的第一个英文老师是一个邻居，周伯伯和周妈妈。两人当时都在芬兰大使馆当英文翻译（周妈妈是康有为的亲戚）。他们没有孩子，“文革”赋闲在家。1967年左右，我和弟弟常到他们家里去玩。因为他们的英文特别好，我父亲就请他们教我们英文。因为不用心，我们的学习进度很慢。记得我们在学字母E的发音时，特别费劲。周妈妈最后只好让我们以中文的“一”字的发音代之。但刚刚学会了26个字母，周伯伯和周妈妈就自杀了。我记得我和弟弟听到那个消息后，躲在家里哭了半天。那大约是1968年夏天。后来有一段时间，搞复课闹革命，我又上了几天中学。刚开始还有英文课，是由一个白头发的男老师教。我大约记得他姓杨。教学当然也从英文字母开始。因为我已学过字母，所以还比较会发音，因此这个老师还在课堂上表扬过我。但上了几堂课后，他也自杀了。我最后是从内蒙古回来后和我的一个在外语学院的表姐学的英文，为我后来留学奠定了基础。我弟后来是和我们家的一个留英的姨夫学的英文。现在想起来，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方式确有独到之处。最重要的是他的眼光看得很远，也很准，并且有反潮流的智慧和勇气。现在为了我自己的两个孩子的教育，也经常想父亲当年是怎样教育我们的。
父亲最大的爱好是摄影
在为人上，我父亲开朗，风趣，所以我们家的朋友众多。1973年我家从阜成门外设计院宿舍搬到了月坛北街一幢新楼。当时已是“文革”后期，政治气氛稍有宽松，亲戚朋友的来往也多了起来。我的记忆里，70年代末的几年家里最热闹，几乎每天都有客人，客人多时，家里3个居室都是人。大家话题涉及摄影、艺术、音乐等等，几乎无所不谈。父亲谈吐幽默让人开心，他常说，说笑话要拿自己开玩笑，拿别人开玩笑，就成了低级趣味了。遗憾的是父亲的那些随手拈来、巧妙的笑话，我已都记不起来了。客人们带来了许多不同的见闻、见解，让我们兄弟受益匪浅。现在想来，我家在当时可称得上是一个文化沙龙。 父亲晚年喜欢收集木雕，但他一生最大爱好是摄影。不论到哪都带着照相机，留下了上万集在全国和全世界拍的彩色幻灯片。我们家晚上一个经常的节目就是放他的幻灯片。“文革”前，他喜欢逛东安市场旧货店，找旧照相机。看到喜爱的相机时，手就会发抖。到了这种时候，就是非买不可了。买回家后就马上要擦拭，使其整旧如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年，父亲被误诊为肝癌。医生告诉他时，正值北京大雪。他从医院回来后，觉得时间宝贵，马上就到颐和园拍雪景去了。这事显示了他开朗的性格，也看出了他对摄影的痴迷。 我父亲还爱狗。他早年在上海就养过狗，他说他最喜欢狗的忠心。他常和我们提起的一条他在成都养过的狗。那只狗是在抗战时一位飞行员从德国带回来的，故起名“PILOT”，即英文的“飞行员”。PILOT经四川话说出来就成了“排喽”。在成都时，父亲到哪都带着它，去饭馆也不例外。他说每次去饭馆也给“排喽”叫一客饭，由伙计带到饭馆的院子或后门去吃。父亲经常带着“排喽”去一位李姓朋友家里玩。李家吃得好，“排喽”后来就拒绝和父亲走了，于是就留在了李家。后来到美国后，我还碰到了父亲的这位李姓朋友，他提起“排喽”，还是津津乐道。看来“排喽“的忠诚度并不怎么好，不过这也没有妨碍父亲对它的喜爱。 在美国，我曾养过一只杜宾犬“吉利”，很大，有70斤重。到美国时，父亲特别喜欢和吉利玩。父亲喜欢在吃饭时，喂它我们吃的东西。这养成了吉利对人的食物的兴趣。有次我煮好盘饺子，离开一两分钟，回来只见吉利若无其事地坐在地上，但盘里的饺子已荡然无存。我父亲每次听到吉利偷吃的故事，就会哈哈大笑，十分开心。 我父亲那代的知识分子在世的已不多了，这批人是刚刚萌生的中国新式教育的产物。他们无论国文、外文及专业知识上都有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也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可以说是中西贯通。但由于内乱外患，又使这批人命运坎坷。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为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像在前面提到的我的姨夫，叶笃庄，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现在的学者，学生在阅读叶笃庄翻译的达尔文全集时，恐怕很难想到这样一部巨著的翻译工作竟是在监狱里完成的。 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可称为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代表的例子就是我的二姨夫，陶葆楷（1906-1992）。他从25岁起，就在清华大学任教，直到86岁过世。是中国环境保护科学的一个创始人。即使在“文革”批斗老师的高潮中，出于习惯，更是出于责任心，他每天仍坚持备课。但是因为他曾经去过台湾，受到无数不公平的待遇，使他的后半生都在恐惧中度过。今天，在清华环境工程系里，有一座学生给他立的铜像。 在我和我父亲和我身边的老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接触当中，使我最佩服和感动的不仅是他们的渊博扎实的学识、对事业的执著 、温文尔雅的风度，更是他们处处显示出的人的良知和人性。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员，父亲也有同样的风范。 我父亲生性善良。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可能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一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那就是一个人的后天经历对他的思想，行为有极大影响。但影响的结果会因人而异。有的人在经历了坏事后，就会变坏，而另外一些人在经历坏事后，反而变得更好。父亲就是属于第二种。他小的时候不愉快的经历反倒成为他给我和弟弟一个愉快童年的动力。他在经历了各种运动的迫害后，也并没有使他变得世故，精于自我保护，或崇尚阴谋和权力。相反，他变得对良知，人性更重视，更认同了。 我觉得他的建筑风格，建筑设计理念也和他的为人之道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他的为人之道引导了他的建筑设计风格和理念。比如，他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他常说建筑是为了人去住，去用，而不是为了显示或取悦权势。 他常常反思，在一次的访谈中，记者问他对他曾参加设计的天安门广场的设计有何看法。他直率地说，他觉得一个更好的设计就是天安门广场应建一个有花、有草，有休息娱乐设施的空间，一个可以让老奶奶带着孙子去玩的地方。他的其他的设计风格和理念，如简洁，因地制宜等等其实也都反映了他的这种思路。 对任何人来讲，事业都不是生活的全部。我父亲另外一个成功的方面就是他的家庭生活也是非常美满。我父亲经常说，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选择职业和配偶。如果说我父亲为他自己选择了一个他所喜爱的职业的话，他的婚姻选择也很好。我的母亲孙靖，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在他们一起生活的55年中，两人同舟共济，为他们自己，也为我们孩子建立了一个温暖的家。
 八十年代中全家在美国
父母1951年在京结婚。父亲常提起他们婚礼非常简单，只花了30元钱请亲友吃了顿饭。父亲结婚前，身无分文。和母亲结婚后，有了成功的事业，有了孩子，有了积蓄，也有了个温馨的家庭。所以我父亲经常开玩笑说，因为我母亲排行第八（八在中国人风俗中是个吉利的数字），所以有帮夫运。其实我父亲知道他的好运都是由母亲的贤惠带来的。 我父亲一点家务都不做，也不管，家里一切都由母亲张罗。母亲在嫁给我父亲后，就没有工作过。她全部精力都用来照顾我父亲和我们兄弟俩。母亲把家里的一切都管的井井有条，对父亲的照顾是无微不至，并承担了大部分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 家里的钱也都由母亲管，父亲发薪后，就全数交给母亲。他常说他从不知家里有多少钱，反正需要时，找母亲要就是。母亲虽生长在一个富裕家庭，但自己很节省，很少给自己买东西，对家里其他人的要求都尽量满足，对亲戚朋友也尽量帮助。家里有了好吃的，她也都省给父亲和我们。上世纪50年代，我爷爷还有其他在上海、杭州的亲戚需要经济上的接济，我父亲每月工资的一半都给他们寄走了，母亲从来没有过怨言。父亲常提这事，夸我母亲贤惠。 父亲不抽烟，滴酒不沾，甚至连茶都不喝，一般就是喝凉白开，冬天也是如此。但父亲是南方人，到了北京，饮食上还保持南方人的习惯。他不习惯面食，一般要吃米饭，再用几个精致的江浙口味菜下饭。那时我家有个阿姨，叫徐阿凤，是常熟人，阿姨在1956年我弟弟永和出生时来到我家，后除“文革”一段时间外，一直在我家待到1988年，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阿姨做的菜很合我父亲的胃口。记忆中，阿姨的拿手菜有狮子头、红烧蹄髈等，至今想来回味无穷。我妈和阿姨的分工是阿姨做饭洗衣服，我妈在外买菜采购。买菜在物资贫乏的六七十年代不是一件容易事。一是要排很多队，二是要跑许多不同的店。父亲喜欢留人吃饭，家里常请客。所以有时母亲一天要跑好几趟才能买到所需的菜蔬。其实母亲也非常好客，看到大家在我们家吃到可口的饭菜，她总是非常高兴。 “文革”中，我母亲也吃了不少苦头，如在抄家中挨打、挨斗等。阿姨也被迫离开了。母亲本不会做饭，我记得刚开始母亲做的饭经常是半生不熟的，但大家都不敢说什么。困难时光里，父母从不相互埋怨，而是互相支持，共渡难关。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他们互相配合的事。父亲在年纪大了后，英文听力不甚从心。母亲听力不错。这是因为外公家里曾开过电影院，母亲从小看英文电影，训练了听力，但她不爱开口说。他们两个在国外或和外国朋友交往时，经常互扬所长，由我父亲说，我母亲听，配合默契。 父母的最后几年中，我的两个孩子的出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乐趣。我的儿子出生于2002年10月1日，父亲给他起名为孝元。那时父亲已经90岁了。女儿孝文，生于2003年11月30日。我父亲夸我的太太钱蕙青，是我们张家的大功臣，风趣地说她帮他把张爷爷的张字去掉了。这是因为亲戚朋友的孩子都叫他们张爷爷，张奶奶，只有自己的孙子孙女才只叫他们爷爷，奶奶。
 可惜我的孩子来得晚了点，没能和爷爷奶奶多度过些时光，多给他们些乐趣，从他们身上吸取一些智慧和知识的营养。张孝元和张孝文还很小，现在讨论他们的职业为时过早。但我女儿张孝文喜欢画画。我有时禁不住臆想，如果我的两个孩子中能再出个建筑师的话，父母的在天之灵该有多高兴。这个臆想恐怕太奢侈，但不管他们将来做什么，我都希望他们像爷爷奶奶一样，成为一个有良知，有独立人格，并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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