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遗留的老北京城，本由平面呈“凸”字形的内、外两城所组成，开有“内九外七”共16座城门。除正阳门城楼、箭楼及德胜门箭楼尚存，其他城门均不复存在，只是保留了原城门的名称作为地名标志。但在这16个老城门之外，还多出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这三个听起来也像是城门名称的地名混杂其间。这三处地方以前有过城门吗？

  明清时期，老北京城的城门不是简单的出入通道，而是设计周密的整套城防要塞。每座城门，均由城楼、箭楼及连接二者的瓮城所组成，瓮城之中，形成封闭的空间，敌军一旦闯入，即被“瓮中捉鳖”。

 和平门、复兴门、建国门都不曾具备上述设施，它们只是在清朝灭亡之后，为了交通方便，陆续在老城墙上开辟的通道而已。

  和平门开辟于1926年，其目的是沟通被内城南城墙阻隔的北新华街和南新华街。

  北新华街在清代曾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排水沟。1913年，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将这条排水沟改建为暗沟，在其地上兴建了一条北起西长安街，南抵内城南城墙的街道，命名为北新华街。朱启钤原拟将该处城墙打通，使北新华街与外城新建的南新华街连成一线，再接上中南海袁总统府西墙外新建的府右街，共同形成一条新增的沟通内外城的南北干道。但因正阳门外的富商担心此举会导致行人分流，影响正阳门外商业区的生意，遂行贿权要，游说当局，说是打通城墙会泄漏风水，不利于总统。迷信风水的袁世凯信以为真，阻止了打通城墙的计划。

  1926年4月，冯玉祥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出任北京警卫司令以后，下令将南北新华街阻隔处的城墙打通，开辟了两个门洞，分为上、下行通道，并安装了铁门，命名为和平门。1958年，为改善交通，将和平门门洞拆除，形成更为宽阔的城墙缺口。

  复兴门和建国门则是日寇侵占北京时，在内城东西城墙上扒开的两处缺口。

  看过北京地图就可知道，老北京城内城东面的朝阳门、东直门及西面的阜成门、西直门，位置都偏北，内城南部确实缺少横贯东西的干道。但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谁也不敢轻易将城墙扒开口子。

  据北京市档案馆1999年第四期《北京档案史料》所载《日伪统治时期华北都市建设概况》记述，日寇于1939年起，就开始在北京西郊筹建用于商业和住宅的“西街市”，并在东郊筹建用于工业区的“东街市”。为沟通“两新街市区域与城内之交通，特就东西两面城垣各辟一新城门（东称‘启明’、西称‘长安’）……所辟新城门仅有缺口而未设门扇与门洞，因陋就简，迄未修饰，是其物力不济之象征”。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按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的政治口号，将日寇命名的“长安门”改为“复兴门”，“启明门”改为“建国门”。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长之后，曾“修建复兴门等城防工程共十三处”，在复兴门缺口处增建了一座10米宽的拱券门洞，并加装了铁门。1955年，为展宽道路，将复兴门的门洞拆除，拓宽了缺口。而建国门则从未建造门洞，一直是缺口状态。

  解放后，为改善交通，将老北京城墙扒开了多处缺口，即未建门洞，也未命名为“某某门”，只是依据附近地名，称作“十条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称。老北京人则称其为“城豁子”。

  再后来，老城墙被拆除，有豁口的地方，大都兴建了立交桥，昔日的“十条豁口”变成了“东四十条桥”，“北小街”豁口变成了“小街桥”。残留的少数“豁口”，已成为标注在公交线路站牌上的车站名称。

“文革”期间造反派破“四旧”，将许多带有所谓“封、资、修”色彩的地名废除更改，如“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但造反派们可能并不知道“复兴”、“建国”这样听起来无甚不妥的地名，却是当年由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命名的，因此未做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