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都知道，长安街天安门两侧有两个三拱门的门洞，一是天安门西的南长街，另一个是天安门东侧的南池子。从我记事起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东北上山下乡，一直居住在南池子南口的小苏州胡同8号。

    菖蒲公园的修建，使得小苏州胡同消逝了。菖蒲公园建成后，我曾去寻找小苏州胡同的往昔，寻找美好的童年。据我的“考证”，当年的小苏州胡同8号就在菖蒲公园内皇城博物馆的西侧。

    小苏州胡同是南池子南口路北的第二条胡同，紧挨着大苏州胡同。我家后窗户紧邻菖蒲河沿，菖蒲河水贯通天安门前的金水河。胡同不很直，向西延伸，沿着河的走向，站在胡同的西头，能看见天安门城楼的一角。

    小苏州胡同紧邻东长安街和天安门，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每逢盛大节日或天安门有重大活动，南池子南口就会戒严，为了保证节日或重大活动的顺利进行，小苏州胡同及周边几条胡同的出行都相应受到影响，附近居民都能自觉遵守纪律，而且也习以为常了。

    每当节日前夕，长安街华灯初放的时候，父母都带我们徜徉在天安门广场，广场上火树银花，映衬着粉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和欢乐的人群。尤其是“五一”、“十一”，我们整天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长安街上的大喇叭不断传出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歌曲，响彻整个胡同；晚上八点，激动的心情又一次达到了高潮，站在院里或躺在床上，就能欣赏五彩缤纷的礼花。到东北下乡后，当地人知道我是北京知青，问我住在北京什么地方，我说：就住在天安门旁边。当时还不太在意，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他们的表情真是又惊讶又羡慕。

    小苏州胡同里没有深宅大院，基本由不大的四合院组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家都用煤炉做饭、取暖，没有七十年代自建的小厨房，所以各院的院落基本保持四方形。胡同里居住着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过着平凡的日子。我家住的小苏州胡同8号，不是考究的宅院，比较小巧，有着带廊子的北房，东西厢房，全院共住三家，我家住南房。漆皮剥落的大门和门两旁的石礅默默记录着岁月的流逝。

    胡同里的风土人情虽与其他胡同大相径庭，但记忆中的很多情景是挥之不去的。

    除了胡同里孩子们的喧闹声和美妙动听的磨剪子磨刀，锔锅锔碗，剃头，卖蝈蝈，卖酸枣……的吆喝声，有一个声音至今萦绕在我耳边，清脆的自行车铃伴随着轻柔的女声：“8号×××信”、“8号×××拿戳”、“报纸”！她是负责我们这片的邮递员阿姨，她像我们胡同的居民，每天出现在各个院门，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她的到来和她带来的那份喜悦。离开小苏州胡同30多年了，邮递员阿姨那和蔼可亲的形象至今难以忘怀。

    小苏州胡同口的左边有家小清真饭铺，到了饭点儿，煎炒烹炸的香味便诱得行人垂涎欲滴。冬天的晚上，小铺的伙计点上大灯泡，把冒着热气的羊杂碎汤摆在店铺门外，吸引过往行人驻足，喝上一碗心里暖暖的，再买点酱羊头脸儿带给家人。星期日早晨，家里偶尔给买一个6分钱的火烧加一根刚出锅的油条，特香。还有糖耳朵，是我的最爱，现在我也常买着吃，就是觉得不如当年清真小铺的香甜。

    胡同口的右边是一个小杂货铺，铺面小得容不了几个人，但什么都卖，粉笔糖、鱼皮豆、果丹皮、苹果干……各种调味品，油盐酱醋，一应俱全。店主是一个红鼻子老头，因为他的鼻头特别红，所以我们当面都叫他爷爷，背后则叫他红鼻头爷爷。他行动比较迟缓，整天戴个套袖和围裙在小铺里忙碌，服务态度特别好。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妈妈发给我和弟弟每人一毛钱，我们就到小铺和红鼻头爷爷商量，怎样才能买得又多又好，1分钱的水果糖、3分钱的玉米花、4分钱的果丹皮……他不厌其烦的帮助我们计划，使得我俩满意而归。他脾气可好了，童叟无欺。有时去买汽水和西瓜，他就放后院的木桶里用自来水冰凉，再让我们取走。知青返城后，我专门去过那个小铺，却没有看到红鼻子爷爷的身影。

    我特爱去小铺买东西，还因为平时我和弟弟在寄宿学校，父母在机关食堂吃饭，只有星期日全家在一起才起火做饭；吃饺子，妈妈让我去打2分钱醋；吃炸酱面，打5分钱黄酱；我最爱买的是芝麻酱，芝麻酱是那个年代的紧俏商品，定量供应，每户副食本仅供应1至2两，每月底检查一下副食本上规定的碱、粉条、火柴、白糖等是否需要购买，惟独不能放弃的就是芝麻酱。那时，吃着馒头抹芝麻酱蘸白糖，特幸福。所以，我主动的承担这项任务，因为端着盛芝麻酱的碗，可以从胡同口一直舔到家。

    而今，我已年过半百，住进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楼房，站在花团锦簇，曲径通幽的菖蒲公园，追忆着小苏州胡同的过去，感慨北京的变化。

   <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   田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