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至1977年，我在北大荒生活、战斗了10年。10年，3600多个激情燃烧的日日夜夜，留下了太多太多的思念……。我难忘那黝黝的黑土，难忘那皑皑的白雪，更难忘那些被黑土铸造了灵魂、被白雪陶冶了情操的北大荒人——我的老战友，老领导们。
我在这里记述的是我的老领导，25团5营教导员闫克修对我的“教导”。闫教导员，山东潍县人，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0年代初，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当过多年的指导员，后升任教导员。教导员有个绰号：闫老蔫，人蔫其实就是话少。教导员少言寡语，我又是普通战士，和教导员接触并不多，所以这里所说的教导，并非是教导员当面对我有过什么教诲、指导。而是在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中，通过教导员对人、对事务的处理，所感受到的做人的态度和人生经验，是我的主观体会和感悟，所以我给教导二字加上了引号。
教导员爱惜人才，善于用人所长。因为历史的局限和个人性格的缺陷，我在连队里是个倍受争议的人物，不少领导对我不“感冒”。教导员在59连当指导员的时候，发挥我的特长，大胆地让我作宣传工作，写稿子、出版报，参加文艺宣传队。在他当了教导员后，又点名把我调到了营部学校，当了一名教师，教美术、教政治、教语文，兼带负责校舍、桌椅的维修。因为我是木工，教导员在调我的时候，就是用学校搞基建需要木工为理由，说服有异议的连队领导的，还特别指示要我带上全套工具报到。
在营部学校，我并不显得另类，也不孤立。因为这个集体里，还有师范学校出身，懂业务却不大听招呼的校长孙承华；有才华横溢，不拘小节，又“左”的可爱的北京知青语文教师雷兵；有偏执、持才居傲的上海知青数学教师王坚。他们都得到过教导员的关照，这些关照除了批评，更多是保护。当然，我们的教学业绩也说得过去，和其他老师也很团结，5营学校是一个不错的集体。
教导员很会作思想工作，他会通过一些小事让你感受到关怀和激励。当年各个连队都有文艺宣传队，各个班、排的文艺骨干集中起来，利用业余时间排练一些小节目、田间地头演出。既活跃了连队的文化生活，又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很受欢迎。我也是个宣传队员，负责编导节目，制作道具，有时也串演个角色。宣传队员不脱产，白天在各自的班组与大家一起生产劳动。晚上大家休息了，我们便集中起来排练。农闲时还好，在“两头不见太阳，地里两顿饭”的麦收、秋收大忙季节，那可真是够苦的。干了一天活，人困马乏，吃完晚饭，洗涮完了，再去背台词，练动作，排演合练，一折腾就是十一二点，甚至更晚。回去后睡不上几个小时，起床号就响了。可即时我们一个个积极性可高了，天天精神十足，激情四射。这不仅仅是那个时代赋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的支撑，还有来自领导的关怀和支持。
那时教导员还是我们的指导员，他经常去看我们排练。每次都是悄悄地来，站在那里静静地看，什么也不说，然后又悄然没声地走了，有时他会返回来，提一壶水放在那儿。虽然，没有表扬、鼓励，没有指示，没有修改意见，可每逢这时候，我们都会感到温暖，受到鼓舞，排练的劲头更大了。30年后的今天，当我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时候，会泪流满面，看到剧中那个不懂文艺，却敢于承担责任，深爱着队员们的教导员，脑海中就会闪现出闫教导员的身影。当年我们也排演过《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的片断，也没少穿帮露马脚，每当观众轰堂大笑时，坐在台下的教导员也会面带红晕，无声地笑了。
教导员很会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面对敏感的事情，他会处理得充满人性味，又不丧失原则。1974年冬天，59连在抢收秋天因下雨未能及时脱谷的大豆时，发生一次一死一伤的事故。死者叫乔中华，是一个刚满19岁，参加工作才一个月的老职工子弟。乔家出身地主，老乔因所谓“破坏生产问题”被控制使用，乔中华本人在学校时，也说过过头话，受过处份。家里政治状况不好，经济上也十分窘迫。乔的突然离去，无疑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打击。其父因自身的问题，不敢讲话，强忍悲痛，其母痛不欲生，年幼的弟妹哭成一团。为了安慰这一家人，连里决定要给乔中华开追悼会。对于给这样一个人开追悼会，是要担风险的。有人主张请示一下上级，严教导员（那时是指导员）说算了，开了再说。看到从团里木材厂买回的白茬棺材，教导员让我这个木匠给刷上点漆，可上那几找漆去呢？无奈，我只好用点广告色给刷了一遍。是暗红色的，教导员说乔还未婚，按习俗应该用浅一点的颜色。好歹有点色儿，让人家家里人心里好受些。我刷着颜色，听到这几句心里酸酸的。
晚上，我在连部写追悼会会标，连里几个领导在商量开会的事儿，大家都犯愁开追悼会，得致悼词，就得定性，怎么个定法儿呀！讨论来，讨论去，也没个结果。我写完会标，收拾好，就回宿舍了。躺在床上我还想，这个悼词怎么说？因公殉职？显然不合适，公伤，事故都得上级调查后审批呀，上级没定不能轻易说，说了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政策问题。
第二天早晨，布置会场时，我问教导员怎么定性？教导员眨眨眼，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追悼会开始，教导员主持，又致悼词，他上来就说：乔中华同志不幸死了，我们按《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安慰他的家人……。我当时想：这老头儿，真聪明。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也很少向人提起。70年代中期，知青返城政策开始松动，不少人都在办理困退、病退。1976年，我的女朋友因家中多子女下乡。父母身边无人照顾，也办了困退。北京方面的函已到了团里，就等着批呢。在漫长的等待中，焦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糟。突然，天塌了，9月9日，毛主席他老人家与世长辞。在失去了领袖的日子里，知青们再次掀起了“铁心务农，扎根边疆干革命”的热潮。团组织也不失时机地抓紧了教育，每天晚上召开会议要大家表态。不少已经办理了困退、病退的同志要回了自己的申请，撕毁了已发来的调函。
我的女朋友李宝珍不知道怎么办好，与我商量，我说：没什么说的，撤回调函，铁心务农，扎根一辈子。可心里却又在想，就这样算了，真是拿不定主意。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去问问教导员。一天傍晚，在教导员家门口，我吞吞吐吐地说了自己的矛盾心理。教导员没有搭腔，只是冲着远方默默地看着，我埋怨自己这不是出难题吗？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向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呢？我小声说：那我回去了。教导员说你先别走。又沉默了一会，他说，老人家虽然伟大，也得走哇。小李子家里困难也是事实，什么事都得实事求是呀！说完摆了摆手，示意我回去。后来我们商量不撤回调函，表态也比较含糊。两个月后，一切恢复正常，营团党委批了一批困退人员回京，我们营只有不多的几个人被批准了，那些撕了调函的后悔不迭。李宝珍临走时，教导员一再嘱咐她回北京不能变心，要她保证不踹了我。后来，我们夫妇回忆这一切时，还常常想，假如李宝珍不答应教导员不许变心的要求，教导员会怎么办？
教导员的这些事儿，确实对我个人境遇的改变，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我确确实实在心里存着一份感激之情，而更重要的是，我从教导员的言行中学到了做人的原则，学到了爱，学到了厚道，学到了不少的人生经验，工作的技巧。而这才是最重要的，教导员的教导使我终生受益，这才是最难忘的。我常想现在我们党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在教导员这些老一代的共产党人身上，不是早就有所体现吗？！我们党的宗旨是一贯的，永远不变的。
陈春雷：1967年北京知青，原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5团5营59连农工、木工，5营营直学校教师，建三江学校教师。现为北京海开房地产集团公司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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