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一0年十月中旬，红叶渐浓草渐枯，萧瑟秋风满皇都，曾经是“御园禁地”的北京大兴区南海子公园内，几个四十多年前曾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老男人，结伴散步，天南地北，海侃神聊，我在其中。一位老兄笑着对我说：你怎么老写死人？（指悼念同学的两篇小稿），此话太刺激了：好像我不会写活人。
今天就说说现在还喘气儿的。
此生许多人值得惦念，而在东北插队的时候，集体户里的兄弟姐妹，给我印象尤深，于是先描画他们。不过终究只是同学，谁也没让我给他立传，不可能全面准确，并且我珍惜这段相识，唯恐损之。所以这里将真名隐去，以字母代之，大者称兄小者为弟。但是所记之事，“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
再次声明一下，“画鬼容易画人难”，说得准算我有水平；说得不准，口眼歪斜了，您多包涵；我这是记事散文体，不是记实纪传体；我敲键盘是消遣，您看文字是解闷儿，别“较真儿”；那么苦的日子都活过来了，也都一大把年纪了，应该能“看清”、更能“看轻”许多事了。
一．北京的老兄
这几个高中的男生是自主选择之后，结伴儿而去的，“鱼找鱼虾找虾”，有趣味相投之处。第一，都比较偏于理性、尊重知识，说话办事一是一、二是二，不模棱两可，不盲从，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影响，运动中好像不是造反派，更没有什么过激行动；第二，举凡小市民习气的各种表现，比如看人下菜、钩心斗角、两面三刀、落井下石等等，在他们身上都没发现；第三，都挺大方，帮助别人有求必应，并且经济条件都比我好。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全聚德、吃“老莫”，抽“大中华”，甚至第一次吃朝鲜冷面、松鼠桂鱼、奶油蛋卷，都是他们请的。
于是，在我们（包括我这个初中生）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彼此都互相关注、能帮的事尽力而为；同时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自由”，我行我素，互相尊重。
据我观察，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一是像马克思说的小农经济下的关系，就像一只麻袋里的马铃薯，表面在一起，倒出来谁也不挨谁、谁也不顾谁；二是“君臣父子”封建等级制度下的人身控制、思想控制关系。这种关系文革初期走到了极端，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无生命的、一架庞大机器上的各种零件之间的关系，干啥事都要听一个古稀老人的号令。别说行动自由，连愿望都不能有自己的（狠斗私字一闪念），话不能随便说，衣服都不能随便穿，人人谨小慎微，上厕所都提心吊胆，（万一用错了纸，有犯忌的图片和文字被弄脏，就是欺君大罪），人人互相提防，六亲不认，（发现有一点“不忠于”就要检举揭发，亲爹亲妈也不行，否则发现者自己都睡不安稳）。
第三种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出现，并且越来越被认识到的：国家应该通过完整的制度框架和法律体系，保证每个公民的自由发展并获得幸福，只有这样，社会才真正进步了，国家才真正富强了。
不是说当年我们之间的关系多么健康、多么超前，但肯定不是前两种。打住，再接着说就像论文了，而且离“政治”越来越近、越说不清楚了。
我最初玩照相机，是用A兄的“海鸥120双反”练会的。并且什么是焦距、什么是景深、什么是胶片的感光度，快门光圈是什么关系，滤色镜怎么用，怎么冲胶卷怎么洗相片，都是跟他一点儿一点儿学会的。以前别说玩相机，就是被人家照也没超过五次。当我在小黑屋里瞪大眼睛，盯着显影液中自己拍的相片，像变魔术似的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当一种小孩子般的欣喜、惊讶涌上心头的时候，我庆幸结识了好哥们，至今我还有一大摞从他家借了没还的《大众摄影》杂志。
A兄不时有惊人之举，一次全队开社员大会，队长讲完话问道：“咱们队能让别的队Ga（超）过去吗？”其实台下乱哄哄谁也没认真听他唠叨的到底是什么，A兄突然一声回应，镇住全场噪杂：“白（坚决）Ga不过去！”立刻引起一片哄堂大笑，只见台上队长满脸尴尬，连颧骨上都是酒窝。A兄的酒量在户里数一数二，一次酒后，他突然在院子里冒着雨跑了起来，引起屋里阵阵喧哗。我望着雨中华子良似的身影，突然一丝悲凉：论智力和学识，这几位老兄，跑也应该在大学校园里跑，如今在这荒乡僻壤，想看看书连电灯都没有，整天不是刨粪就是铲地，他们真的心甘情愿？还说是“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我看他们的心里的“郁闷”比“恩情”还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我们之中，要论对那片土地贡献最大的是B兄，干活儿是把好手，地里的活儿，工地的活儿，样样不次于队里的强劳力，在水利工地累得坐骨神经疼还坚持，（我给他扎过针灸，这家伙屁股上的肌肉特“瓷实”）；后来当民办老师教数学，是学生喜欢的教员。老乡们说，他讲课比学校里大学毕业来的老师还好；他是最后一个回北京的，把青春献给农村，他献的时间最长；甚至把“童男”都献了出来 —— 爱上了屯子里当时还是农村户口一位姑娘。他是全大队唯一、全公社少有、被发展成团员的北京青年，在当时政治背景下，一个有 “海外关系”的知青能入团，而且是一个不善于耍嘴皮子、不太会搞关系，甚至有点“轴”的人，你想他的表现能差得了么？
有一年冬天B兄负责夜里在场院打更，我想弄些葵花籽儿，“没和队长说不行，你弄回来我给你放回去！离春节回北京还早呢，你着什么急？”当“病退”已经渐成风气，知青见面都研究“医学”的时候，他不当回事儿，“没那么容易，我不弄。”
回北京探亲的时侯常去他家，和他父母很熟，有一次我回他没回，我和C兄一起去串门，老太太坐在我俩对面，像领导找部下谈心：“回去好好劝劝他，一定要先立业后安家，千万别在农村搞对象，……”
出了门儿C兄笑道“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什么任务？” “嘿，老人家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你当耳旁风了？回去劝劝他呀！” “就他那杠头脾气，说也是瞎耽误功夫，我想从场院拿点儿瓜子儿都跟我翻脸，我可不去碰钉子。” “算你没看错人。他那个媳妇儿怎么样？名字倒挺水灵的。”（当时C兄已经办回了北京）。 “模样儿没的说，比名字还水灵，而且心灵手巧。去年我带回去一条制服棉裤，又大又肥又长，我想自己改改，结果拆得乱七八糟，剪得稀里糊涂，怎么也缝不起来了，气得我都想给扔了。可巧她来户里，在炕上堆着让她发现了，没跟我说就拿走了，过两天送回来一看，嘿，你猜怎么着，跟换了一条似的，穿上还特别合身。我倒是希望他们俩成了，以后有缝被子补衣服的活儿，就不用去麻烦队长的老伴儿了 ……”
C兄身材不高浓眉大眼，是集体户里最诙谐幽默的一位。举凡北影的八一的上海的天马的长春的珠江的，等等所有制片厂的电影，从三十年代到文革前，从演员到导演，没有他不熟悉的，没有他模仿得不像的，对了，还有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
然而，好像他不怎么爱学习。
C兄临终前一天，我和B兄一起去他家探望，在另一房间议论他时，他姑姑说的一句话让我琢磨了老半天：他受我们的负面影响太深了。一个几乎全是大学生的家庭，却在那个年代始终颠沛流离，谁还想重蹈覆辙，被压抑了理想之光的何止一代人？
C兄特别能走，特别爱串门儿，就是他带我走进了每一个同学的家。
D兄最有学者风度，不管说什么事，条理性逻辑性都很强，但又不枯燥，果然人家后来成了某高校的教授。他看的书多，在集体户晚间躺炕上听他讲 《十日谈》，我第一次了解了这部文学史上有名的代表作，原来外国也有和尚尼姑搞对象的笑话，但是人家能写成书还成了世界名著；而我们这里，从上到下，多少龌龊之事时刻在发生，硬是说不得。
有一次在抗洪抢险工地赶路，情况紧急，他去路边草里出恭，片刻即归队，一个老乡问道“那么快，没拉出来吧？不用着急，不会把你丢下。”他一字一板地回答“你跟我回去看看，要是拉出来了你把它吃了？”
认真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吹口琴，他常常为别人打节奏配和声，当然与主旋配合之后，能产生丰富多彩的效果。然而练起来却是相当枯燥并且不能马虎，因为有时是和主旋又像又不像、听起来非常别扭的变奏，演奏时稍一走神儿就跟人家跑了，有时是连续十小节的八分之一拍的后半拍，不能抢也不能拖，而且不能没音量也不能音量太大。可这位老兄一点不烦，看他那全神贯注对着谱子吹口琴的样子，我都替他累，甚至觉得可笑、死心眼儿，他却陶醉其中。
传统的中国民乐，尽管乐器品种和音色也很丰富，但是听起来就是单调、乏味，因为即使一千种乐器，也是大齐奏，一千个人都照着一个谱子奏；而现代音乐强调的是交响、是和声，即使三件乐器合奏，也要按照三个不一样的谱子，每件乐器都展现自己特殊的作用，同时也在配合别人。我们厌倦了千声一谱、“全国山河一片红”（其实是一片血腥）；我们渴望绚丽多姿，五彩缤纷，我们渴望这样的春天：哪怕是一棵最普通的小草，也能活出自己的风采，拥有自己的尊严。
上个月去游泳馆游泳，一位又高又胖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迎面走来，拦住去路，对着我笑，我的老天，是E兄，聊了几句，他下水了，我愣在那里不动，突然记起许多年前另一场景中的他，但两个“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重合起来。
由于春旱，土地无法下种，生产队用马车从队部旁边的水井取水，用水桶把水槽里的水装进马车上的大铁桶里，运到村庄周围的地里，分别倒在垅台上刨好的一个个小坑里，之后撒种培土。
井台边出现过这样的镜头：一个高个子男青年，脚蹬高筒雨靴，腰扎皮带，一腿伸直蹬着水槽，一腿弯曲靠着车帮，双臂用力身躯起伏，一只水桶在他胸前画着一条条美丽的曲线，一桶水少说二十斤，一车水至少装一吨半，而他大气不出，动作不走样，身上一点不湿，之后长鞭一甩驱车而去，背后的朝阳给了他一个金色的剪影，好一个潇洒英武举重若轻，你会想到舞台上的岳云或者罗成。
当年E兄是户里最帅的小伙子，虽然海拔一米八但身材苗条匀称，腿长腰短。艺术才能全面，在少年宫朗诵班得过奖，李双江的歌按原调唱，会拉手风琴，懂表演，我为大队宣传队排样板戏，各种动作手势都是从他那里“现买现卖”的。他后来到县里运输公司搞汽车修理，技术上绝对是把好手，我到县城办事，去公司找过他。他回北京后开出租车，是首都第一批“的士之星”。我骑车上下班在马路上见过他两次，没理他，不是怕影响交通更不是无话可说，只是因为看着他那变得粗壮的身躯，窝在那辆大土鳖似的破夏利车里，忒不协调，忒憋屈，我不知说什么好。
同样一米八身材的是F兄，但是显得魁梧一些。可是这高大魁梧却让他受了洋罪。因为干农活儿、特别是地里的活儿，共同的动作就是弯着腰、甚至蹲着，个子越高身材越大，消耗的体力就越大，越比别人累得多。看他痛苦得躺都躺不平，在炕上辗转难眠，我感谢父母只让我长到一米七。
他是户长，集体户和生产队、大队、以至公社之间的许多事，他都要去联系，同学的许多事要由他出面或帮忙；但是他又不像户长，和谁说话都是和颜悦色的商量口吻。有一年不买票“蹭”火车回北京，在四平让人家给轰了下来，冷风刺骨夜雾弥漫，我傻了，而他沉着冷静，不知怎么就爬上了火车末尾的信号车，跟“李玉和”叔叔一通诉说，居然让我们坐了好长一段，由于当时紧张，所有细节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位铁路工人眉头紧锁的眼睛。
他喜欢照相，在农村这样，回来后每次聚会还是这样，他的照片伴着我们每个人，从青春勃发到老态龙钟。记得一年春节在D兄家里做客，他在厨房煎炒烹炸，别人都在客厅里海阔天空；记得为了纪念插队四十周年，他找照片、扫描、复印、装订、组稿，一个人忙活了两个多月，把纪念册送到每个人手中；记得零六年的寒冬，在广安门中医院送别早逝的C兄，他抬着硬纸壳做的棺椁，痛哭失声……
我们的集体户用今天话说，叫做“开门办户”，别的大队或公社的知青到我们这儿来，一律热烈欢迎，有酒喝有饭吃，太晚了有炕睡，当年G兄就是常客之一。
G兄聊天像演讲，似乎什么题目都有话可说，而且“豁牙子啃西瓜——条条是道”，最难得的是他能随口说出有关的数据和出处，有“量化”、有依据、有相应的专业术语，有点像台湾的著名学者李敖先生——“我不但说你是混蛋，我还能拿出证据，证明你就是混蛋。”
“这家伙得看过多少书，背过多少东西呀，他长的是人脑子吗？”我看着G兄不由自主地想。
我们几个，虽然从第三年开始就陆续各显神通，告别了集体户，但是联系一直不断，直到都办回了北京；之后，反而有好几年彼此踪信杳然。一天突然有人敲我家门，开门一看，是D兄和G兄，打那以后，好几次都是他们俩联系聚会，而且总是“显阔”，趁别人不注意提前买单，后来才是“轮流坐庄”，最近才实行“AA”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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