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9年元月延安地区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北京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多年了。但他们给宜川农村带来的青春气息和发展进步令人赞叹不止，他们的感人事迹一时间成为宜川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口头禅。 一 时代与背景 1969年，那时我年仅十二岁，正在上小学四年级，那也正是对新鲜事物极其感兴趣的年龄。加之那时的陕北是一个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外面的世界在脑海里完全是一片空白。
我们的土迴村，是在宜川县新市河公社驻地南边两公里的山峁上。当时，村里仅有一条一米多宽、只可供拉架子车行走的小路通往公社；山路上，弯道多而又陡。公社的所在地只有一个供销社门市，大约六、七十平米；还有邮政所、卫生所、粮站、信用社等几个小单位。尽管面积小，单位少，但当时也算是几千口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社有一条简易公路可通往县城，但很少有汽车通行，只有供销社的一个马拉车往返城乡，运送日用百货、食盐、煤油（供点灯用）。有时，还可见四个骡子拉一个大车的车队把粮站的粮食向外运输…… 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新指示，是公社干部在我们村的一个夜间传达的。当时，村干部热情很高，全村男女老少也非常高兴，并提前为他们准备了男女两个宿舍，分别在两个社员家院子的窑洞里。记得，当时女生住在队长李振辉院里，男生住在会计袁世文院里。两个窑洞各深十米左右，宽3米左右，各有一条丈余长的土炕。
二 欢迎与迎接 记得知青来的那天，村里全村老少像过节一样敲锣打鼓、擎着红旗到公社迎接。新市河公社搭起了彩门，迎接知青的场面人山人海，非常热闹。我们学生娃也列队欢迎去了。同时，还看到不少驮着知青行李的毛驴。我们是上午九点多就到，等到十一点多就来了十几辆大卡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汽车）。先是行李车，装的是大箱子，有木箱、棕箱、皮箱还有柳条编织的箱子，这些不同式样的箱子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大人们在高兴地卸着车上的行李，我们在堆积如山的行李中到处寻找分到我们村知青的行李。他们的箱子上都有自己所在村子和自己的签名标记，写着村名和人名。可能是手写造成笔误，他们把“土迴村”都写成了“工迴村”。
来我们村的知青是四女五男，都是海淀区北京师院附中的，男知青有李长胜、翟亚秦、林杰、郭敬东、王永；女知青有言小平、凌健、陈朴华、宋东平。邻近的南瓦子村还有刘碧秀、朱介人等七人（后来他们都搬到了土迴村）。
三 生产与生活 北京知青的到来，给村子里增添了不少新鲜气氛。首先，是每个知青都带来并分发给了村民的毛主席像章。他们带来的收音机，可以听新闻，还可以听歌，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还有林杰的小提琴，言小平、凌健的口琴，拉出和吹出的曲子好听极了。这些，都是村里前所未有见到听到的，给村里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和勃勃生气。其次，我们村里原先的几个识字人都是过去的小学生，中学生很少。这次一下增添了近十个中学生，又都是北京的，会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无疑给我们这些正在念书的学生娃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语言环境。之后，不光年轻人努力学普通话，时间一长，连大人们也能听得懂北京话了。 知青们穿的衣服也给我们的服装进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大裆裤逐步转化成了前边开口的低腰裤，学生服也在我们学生的身上慢慢地出现了。尤其是鞋子变化最大，松紧鞋、皮鞋、运动鞋、军用鞋、大头鞋等，在农村人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
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慢慢被农村人效仿。比如年轻人开始刷牙，妇女也开始用上了卫生纸，这对于推进社会进步和农村人的健康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食品方面，也使我们大开眼界。在这之前，我们偶尔才能喝上一点红糖、白糖水，大人们出门带回来几颗洋糖（水果糖）给几个孩子分着吃，都高兴的不得了。而在知青那里，我们吃到了水果罐头，牛、鱼肉罐头，肉松，肉干，高级的水果糖，饼干，糕点等好多好吃的。我们村的知青特别大方，他们把家里寄来的好吃的都分给我们大家一块吃了。
在学习方面，他们更是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这些北京知青，他们一有空就是看书学习，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林杰经常拿着一个小英语单词本刻苦学习（他现在定居加拿大，这与当时他的雄心壮志是分不开的）。知青们的书籍很多，我在五年级时就看过他们带的《林海雪原》、《创业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北京知青的到来，还给生产队增加了强壮劳动力；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好小伙子，生产队的农活进展快了很多。我父亲当时是生产队副队长，安排活路就容易多了。
当年，生产队里的农活是非常苦的，没有一点机械设备，全靠人力和牲畜。掏粪、担粪、人拉架子车、耕地等，全是体力活。纳粪是又脏又累的活，下种时经常是早晨四、五点下地，中午十二点才能回来，中间只是往地里送一次早饭。早上由于起得早，脸也顾不上洗，早饭（上午9—10点）由做饭人送到地里，因没有多余的水洗手，知青他们也只好用抓过粪的手，随便搓搓拿起馍就吃。
过去我们村里妇女也下地干活，但是耕地、纳粪、下羊圈掏粪、担粪等活计，妇女从来不干，也不会干。北京知青来了以后，小平、凌健、陈朴华这些女孩子很快就学会了耕地、纳粪。拉架子车是很危险、也很费力气的活。上坡时气喘吁吁费力气，下坡时一腿软，很容易支撑不住。记得一次小平拉架子车翻倒后，把膝盖弄骨折了，病好后仍又回来坚持干活。夏天割麦子，炎热难耐，而且割麦腰痛难忍。照场、看瓜，晚上蚊虫叮咬，担惊受怕，连农村的孩子都受不住，但他们十七八岁就都干上了，而且从不叫苦叫累。
当年，生产队里的牲口都是集体饲养，由于各种原因，有的饲养员没能把牲口的饲料如数给牲口吃，牲口饲养不好，社员不放心。李长胜是个老实厚道的孩子，社员推荐他当上了饲养员。饲养员得在半夜两三点给牲口填草加料，这对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难做到的，但长胜做得很好，社员很放心。其他的知青也有放过牛的，放过羊的，耕、种、碾、打样样在行，总之，他们在农村的活无所不能。
北京知青刚来时，是队上安排人给做饭，几个月后，他们就开始自己学习轮流做饭。做饭对他们来说，也非常艰难。那时小麦很少，大部分是玉米面，难做又难吃，农村又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做饭烧柴，火候很难掌握，有时就做成了夹生饭。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才慢慢习惯了。
打柴，在我们那里叫折柴，是一项非常难干的活。那时植被很差，树木很少，烧柴主要靠黄蒿、白草和圪针，打柴搂不到一块还扎人；同时，山坡又陡又滑非常危险，叱干村的北京知青李琦就是在打柴时掉下山沟里殉命的。但他们后来都学会了打柴，很不容易呀。
我们村里当时吃水非常困难，要到离村三里多的沟里去驮水。毛驴的背上搭着一个水架，两边各挂一个大木桶，装水后每个大概六七十斤左右。取水时，要把木桶卸下来放到井里，待把水装满后再搭到毛驴背上；毛驴又不听话，非常难。但这些他们也都学会了，尤其她们几个女孩子，更为难得。
知青刚来的头几个月，可能是水土不服的原因，身上都起了疱疹，一片一片流着黄水，痒得非常难受，加之我们那里蚊子、跳蚤、虱子非常多，晚上睡觉咬得人实在难以忍受。当年他们的这种难受，连我们这里的老人都心痛地说：这些娃把罪受扎啦！
四 离村与返城 一年多后，他们中间有些人就离开了。王永、郭敬东由于身体不好，回京看病去了。宋东平听说是参军去部队了。随后，李长胜被贫下中农推荐招工到延安无线电厂，言小平被抽调到延安地区群工组工作，后来考上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已并入长安大学）建筑设计专业。到后来，林杰被招工到了延安电厂，翟亚秦、陈朴华、凌健也都被贫下中农推荐招进了工厂。后来，还听说凌健考上了陕西师大。大约三四年时间，他们结束了在农村的插队生活。
刚离开我们村时，他们经常来信关心村里的事情，挂念大人小孩。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的变动，书信渐渐中断了。言小平在延安工作期间曾回过村里一次，李长胜回过村里两次。2009年，陈朴华回来时，我陪她看了壶口，回到村子里住了三天，她还给村里人带来了烟酒糖果，并探望了老者。
五 影响与效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疑是对社会的一大推进，加快了城市、农村的文化交流和人流、物流，尤其是信息交流。我们那里的邮政所从此也就红火了起来。发信的、收包裹的人流不断。毫不夸张地说，使我们那里提前十到二十年接受了城市文化的影响。
由于知青的到来，北京的支援干部随后也到了，他们负责知青的管理。我们村来了一个叫王琪的女干部。他们将我们这里的贫困情况反映到了北京。之后，北京支援来了不少的机械设备。给公社支援来了东方红拖拉机、电影放映机，给村子里支援来的有手扶拖拉机、钢磨、脱粒机、铡草机等，以及和随后支援的饮水上塬工程，使我们那里的机械化程度提早跨越了一大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知青来讲，也是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他们了解到了农村的艰苦，学会了怎样做人。凡我接触过的知青，他们都认为插队为自己的人生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但任何事情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知青中也不乏有个别不遵纪守法者，有的好吃懒做，偷鸡摸狗，聚众打架等。但我们村的这些北京知青特别好，他们除了春节回一次家，其他时间一直在队上干活，从不外出，在村里和社员的关系也特别好。我的姐姐刘国珍比他们小一两岁，和言小平、凌健、陈朴华的关系特别好，有时把她们留在家里吃上一次饭，晚上住在一起。有时村子里有人伤风感冒，她们就把在北京带来的药给群众服用。
四十年后，2009年1月13日，我以宜川县四套班子领导人的身份，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北京知青在宜川下乡四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参加之前，我怀着美好的愿望，想着，这下可以见到已经多年不见也没有任何联系的土迴村里的知青了。那一天，一下子来了四百多个知青代表，让人非常高兴。参加座谈会的，还有三十多个都是在宜川插队后事业有成的人物。他们中间，还有几个副部级干部，以及各方面的专家，有教授、研究员、企业家，等等。虽然他们离开农村多年，但他们对宜川感情很深，感慨也颇多，并对宜川的发展十分关心，还谈了许多对宜川发展非常好的意见和建议。
在这次座会上，我还见到了当年我上高中时的老师余道元（徐胜武老师未见，听说他在广东任职）。他是大学生插队，到宜川后先后在甘草、云岩、宜中当老师，是一位十分敬业的老师，他把他的美好青春和智慧都献给了宜川。我还见到了王梅，她是我们公社叱干村插队的知青，和我们村的知青是一个学校的。她是后来在新市河公社当团干、妇干时我们认识的（她现在定居在澳大利亚）。
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紧，我没有能够见到我们村的知青，也没有打听到他们的联系方式。之后，2009年陈朴华回村时，我们终于有了联系并且和他们通了电话，也算是了却了我的心愿。
六 我的心愿
今非昔比，现在的宜川新市河乡，省道303二级公路从中穿过，我们村也修通了柏油路，自来水通到了各家各户。原来的土窑洞被塬上的平房代替，三轮车、摩托，凡年轻人都有，有几家还买了汽车。每户都有一个果园，每年收入3-5万的有好几户。群众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正在向小康社会全面迈进。如今，壶口瀑布驰名中外，苹果酥梨神州飘香，文化教育齐头并进。宜川县也成为了一个旅游大县、苹果大县、文化大县。宜川县城楼房林立，人繁物华，青兰高速穿城而过，近日通车。宜川成了一个山清水秀、交通发达的好地方。
我的心愿：北京知青朋友们，你们回来吧！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回来看看吧！再看看我的家乡、也是你们的第二故乡吧！现在，家乡实在是很美！你们的第二故乡，现在山美、水美、人更美啊！
我们随时都在等待着热烈欢迎你们哪！
2010年7月
作者：刘向东（现为宜川县政协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