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的冬天，太阳特别懒惰，早上七点多才出来，下午四点多就下去了。白天很短暂，而黑夜却很漫长。白天最高气温也就是零下十五、六度，夜间最低零下三十多度。我们被冻伤是家常便饭，真是“冷得嘎嘎的”。每年这个时候，连队都要开始年终总结，评比五好战士、四好班排。
记得那是1970年12月31日下午，天阴沉沉的，一阵急、一阵缓的风声在窗外呼呼地鸣叫。我们在班长周刚（68年下乡的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知青）的带领下在宿舍里开会，进行年终总结，评选五好战士和四好班排。由于又停电了，屋里点着蜡烛，光线昏暗。我懒洋洋地靠在行李卷儿上，耳听周刚滔滔不绝地讲评，身下暖烘烘的热炕令我疲惫了一年的身躯获得极大的享受。渐渐地耳边周刚的声音被窗外阵阵的风声淹没，真想睡过去呀！
就在这时，宿舍门开了，副连长国庆余（外号：国大白唬）走进来，附在周刚的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周刚就叫上我和另外两个知青（名字记不清了）拿上镐和铁锨，坐上已经等候在屋外的马车。屋外清新的寒气使我深吸一口冷气，混沌的大脑立刻清醒了。马车在车老板的吆喝声中快速地奔跑，要去哪里？干什么？我用询问的眼光看了看周刚，他却抿着嘴一言不发。我只能关注着马车行进的方向。
马车向北经过家属院儿，到与新建一连交界处往东，一直到了八连奔九连的大道边上，才停了下来。我们跳下车，一边儿活动着已经麻木的双腿，一边儿四下张望。发现在大道东侧竟然是一片坟地！国副连长指着一片空地说：“就在这里挖吧。”这时我才听说是一个老职工去世了，要在这里给他下葬。我们用镐艰难地刨开冻土，再用铁锨往下挖，一个多小时后坟坑挖好了，我的内衣也被汗水湿透了。
天已经黑下来了，隐约看到又来了一挂马车，下来的人我都不认识，他们卸下了一个棺材。那时我刚满十七岁，还从未见过土葬。我好奇地睁大双眼，想看个仔细。只见一个小伙子把一个长条板凳放在棺材前，站上去，手持一根挑水的扁担，右手在前、左手在后，斜斜地指向天空，嘴里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国副连长把我们叫到旁边，严肃地说：“现在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只要他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我们就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接着又讲了一大套，中心意思是，这里有些封建的东西，回连队就不要讲了等等。
我边听边回头望，他们开始往棺材盖儿上钉钉子了。好长的钉子！好像快有一尺长吧！上边还拴着红布条。一个三、四十岁的妇女趴在地上，当钉棺材东侧时，她一边磕头一边哭喊：“哎呀我的爹呀，朝西躲钉呀！”， 反之则喊：“哎呀我的爹呀，朝东躲钉呀！”看到这诡异的情景，我不禁愕然。加上刚才未干的汗水被冷风一吹，不由得身上一阵阵发凉。
接着，有人把几个好似小馒头的东西放在坟坑里，然后放入棺材，用小馒头垫着棺材的四个角（我猜想，用意可能是让他到那边有吃的）。那几个人往棺材上扔了几锨土，我们才上去填土。最后，他们在坟前立了一个白茬儿木头的牌位，就离开了。我们收拾好工具也爬上马车，往连队返回。
这时风已经停了，它卷走了漫天的乌云，真是“狂风怕日落”。天空露出了明亮的月亮和闪烁的繁星。皎洁的月光照耀着白雪覆盖的大地，空气变得更加凄冷，白茫茫的天地之间只有我们一驾马车在空旷宁静的田野上奔跑。耳边只听见有节奏的马蹄声和车轴发出的咯吱声，还有偶尔车老板沙哑的吆喝声。我此时又冷又饿，尽量缩成一团，想保存住身上那一点儿可怜的热量。不一会儿，我的脚趾头已经被冻得生疼，真想让车老板停下马车，下去跟着马车跑上一段路。可是看看其他人，都在默默忍受着，我只好盘起腿，尽量把脚捂在身下。一会儿又把双脚使劲儿地互相敲打。
回连队的路怎么这么长呀？怎么还不到呀？
一路上没人讲话，不知都在想什么。这时我感到越来越冷，似乎被冻得快昏过去了，不禁胡思乱想起来：刚才到底埋的是什么人？连队怎么也不宣告、不开追悼会，还在天黑时安葬，回去还不让说……
人死了能托生吗？托生的是人还是动物？是男还是女……
晚上九点多终于回到了连队，到食堂狼吞虎咽地填饱了肚子，再喝上一碗我们连队独有的土豆条汤，身上才渐渐暖和过来。回到宿舍洗漱完毕，钻进热炕烘热的被窝，嗅着熟悉的气味，好舒服呀！！！我惬意地闭上了双眼，心想，甭管今天遭了多大的罪，但是毕竟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事。
这时离1971年的元旦还有一个多小时。
续：大约在半个月后一次洗脚时，我的左脚二脚趾的指甲盖儿整个儿脱落，即没流血，也不疼，我才意识到一定是那天晚上冻坏的。还好因为年轻，身体好，指甲盖儿不久就长出来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