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变谬论的故事还有一则。 从小就知道这个“算术题”：树上有十只鸟，一枪打下来一只，树上还剩几只？如果答“九只”，人们一定拿你当傻瓜。可是在李家坪，真的能剩下九只。 那地方的麻雀很多，当地人称“西凤”——不知道陕西的“西凤酒”是否因此得名，那酒的味道真是太好了。大概是当地人对待麻雀比较友好的关系，那些麻雀往往不躲开人很远。犁地的时候地埝上一棵树上喳喳叫着的麻雀曾经被一个社员一鞭子给抽下来。即便如此，那些麻雀还是不知天高地厚。没仔细了解过58年那三天灭麻雀这个地方是否也执行过，但这里的麻雀从来不挨弹弓，更不知道汽枪。 偏偏知青就有带了汽枪的，就在69年春节期间，忘记是谁了，把一杆汽枪拿到我们村。老忠在学校时民兵训练实弹打靶就是第一，平时练瞄准别人都用“依托”，老忠从来不用。端枪就那么稳，当时视力也超好（现在也就超花），所以用那汽枪打麻雀，不敢说百发百中，五颗子弹起码能提回三只麻雀。枪法仅仅是一方面，但那里麻雀太傻也是重要因素。 一堵多年的土墙，雨水冲刷出了一个豁子，墙里面很近就是一棵花椒树，树上落满了麻雀。汽枪伸过去，枪口简直就快要顶到麻雀屁眼里了，无需任何准头，一扣扳机就打落一只。其他的不但不飞，还又来一只，占上了刚刚掉下去那只的位置，而且容你缓缓地装上子弹，“依样画葫芦”，再把第二只打下来。 虽然这样连续打两只的情况仅仅发生过一次，但“十雀余九”，在这里是真的。 知青到了村里，其特点就是没辈儿，于是大人不拿当小孩儿，孩子不拿当大人，拖着大鼻涕的小顽童也对知青直呼其名——夏县人极少称呼姓的。我们村的知青在村里的两大派系之间也有了倾向性，当然是哪派对我们好就倾向哪派。当然，无论哪派，都愿意知青倾向自己，但“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也是有针对性的——农民不欢迎知青。于是，哪派对知青的反感更明显，知青就倾向其对立派。 最开始，我们倾向的是老队长这派，那个年轻的“第一把手”“政治队长”多次找知青的麻烦，自找的就成了对立面。老队长这派以五十上下的为首，实际上是属于比较稳健保守的，但显然很懂为人之道，对知青的生活劳动也是从内心出发的关心。远离父母的知青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关心，这样的关心也是最早令知青感动不已的“贫下中农感情”。那个令知青肃然起敬的，扛了三十多年长工的武老汉，不但属于老队长一派，而且他“扛长活扛长活，吃的白面馍，骑的大马骡”的论调一再地被政治队长开会时批判，当然也在知青最同情的人之列。 大约仅仅一年过后，知青毕竟还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因循守旧逐渐不满。甚至有个女知青认为应该把老队长“劝其退党”，这才是“吐故纳新”。老忠那时候在队里担粪，总是跑得第一快，半晌下来比别人每每要多担一、两趟。而老队长则是最慢的，每每大家都歇下了，他还需要补上一趟，这样才和大家的工作量相当。第二年没多久，早已力不从心的老队长就被三十多岁的新队长替换，而精明强干的新队长，就是那年轻政治队长的叔叔。 老忠虽然不赞成把老队长“吐故纳新”，但从操心能干上说，还是非常敬佩这位新队长。日后大家也都清楚，和老忠最近乎的还是这位新队长。后来的日子，年轻的政治队长调到大队分管青年工作（当时正在准备恢复共青团的活动），新的政治队长却换了老队长一派的另外一个1944年的老党员。 插队后第一个春节是在农村过的，那是在1969年。此后，老忠直到1973年才回北京去过春节。 虽然庙前公社薛庄大队的知青号召留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但我们队的知青没几个响应号召的，11个知青走了7个。插队就这一点好，比较随便。尽管还是找大队开了个介绍信，实际上不开那个也照样走。大队在信上盖的那个“大棋子儿”正经没什么大用。 插队类似遣返，介于除名与判刑之间，所以没有“警告”、“记过”、“开除”的惩罚条例，更不会有各级处分的进制和换算——几次警告记过，几次记过开除等等——把你往哪儿开除？让你回北京去？便宜死你！那时候就体会到，这插队不但没人管，而且没人能管，小说里扛长工的说“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不端人家的碗，当然谁也管不着，在这里就有了切身体会。 老忠没回去的原因，“革命化春节”仅仅是一个方面，要命的是没路费，真想回去也要先借钱。没错！就穷到这份上了。临走时父母全圈在牛棚，“万元户”（也是文革才了解到）的存款早被冻结，造反派只给点儿生活费。插队去只带了一张“大团结”，而水头到北京的慢车要13.2元。 剩下的另外三个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手头拮据的困难。那三个人是：大小乌鸦，和女知青“疯子”。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第一次不在家过年。也不错，这也是了解当地农民过年的好时机。在那七人走之前的一番采购，就了解到很多当地的行情，比如大公鸡5毛钱一只，鸡蛋一块钱22个，晒干的黑木耳一斤也只要2元。其实老乡们家里也没钱，人家也很少需要花钱，似乎除了盐和点灯的煤油，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这就是教科书上所写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吃的粮食、油、红薯、柿子等等，都是队里分的，穿的，从头到脚，不但是自己缝的纳的，连布都是自己织的，线是自己纺的，棉花是自己种的。村里有木匠、铁匠，即便和外界不打交道，即便外面接连打上八次世界大战，山沟里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当然过年还是中国人的风俗，农村的乡亲们也不例外。过年，怎么也要比平时奢侈一些。但再怎么说，山沟里还是穷，那地方孩子没炮可放，几年都没见过当地人喝酒的。好在那时候还不怎么会喝酒，也就无所谓。穷归穷，过年还是要“割特肉”、“煮麻糖”。一年四季很少吃肉，很多人是唯一的一次开荤。吃肉也是邻近某村有人宰猪，大家听说了就去割条肉回来，很少当时就付钱的，先欠着，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我们四个知青却还是规规矩矩地不赊账。 “煮麻糖”就是炸麻花，当地过年很讲究这个，而且一炸就是一大笸箩。一提起这事来才想起，老忠当年那搓麻花的手艺已经荒废了好几十年了。但69年还不行，老乡们看知青不会炸，家家都给送来，一家给个五、六条，将近20户凑一起也上百条了。麻花好办，放篮子里吊起来，耗子就咬不到了。可是肉怎么办？第一天晚上就被猫拖到地下了。后来想的办法是扣在灶上的大锅里，把盖子一盖。 窑洞里虽然冷，那锅里的肉却不冻，结果过了三天，那肉就有味了。那是一股有些发甜，但决不是好闻的气味。以后听说，死人身上也是那么一股味儿。仔细查了一下，那味儿主要在肉皮上，于是扔掉肉皮，把那肉剔开多加了些桂皮和大料，全炖了。但吃的时候总是感觉到，那个发甜的气味没被佐料完全压住，很是让人不愉快。 肉没吃好，拿鸡补上！反正鸡才5毛一只。那天顶着漫天的鹅毛大雪，挑着十几只活鸡就下山去了陈村——这是约好的“百鸡宴”。那天到了地方放下鸡掸干净身上的雪，同学递上一根烟来——这是头一遭感觉到了抽烟的味道和好处，不但抽出了香，也感到了提神、解乏。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