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最初的如火如荼的狂热阶段。该“砸”的砸了，该“破”的破了，该“立”的却还没有立。面对当时的局面，中国人中有一小部分人开始思考、开始怀疑；大多数人则逐渐冷静消沉，逍遥派越来越多。当时社会上盛传顺口溜：“打倒刘少奇家家都养鱼，打倒王光美鱼缸要换水。”党和政府的领导体系已彻底被打碎，新的权力机构还没建立起来，成年人们或幕后操纵、或被人利用，都在忙着争权夺利打派仗，无希望无热情的就逍遥、养鱼。
当时北京的各中学在军宣队领导下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军训代替体育课，学毛主席语录代替数理化课──学生们上学无望、就业无门。在彷徨之中，一些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开始考虑：下一步该干什么、要往哪儿去？
我当时在北京东城区中学红代会斗批改办公室，是由二中、六十五中、女十三中、五中、二十五中等校的中学生自发组成，其中高中生居多。大家都厌倦校内的争斗，走到一起想干点正事。搞了许多校长、老师的落实政策材料，希望能“解放”一批“问题严重”的，结果发现一个也“解放”不了──根本就没人理你；在中山公园塘花坞办了一个《首都中学生勤工俭学成就展览》，结果是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歌功颂德。但是，这些在红旗下长大，从小受到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青年们，满腔热血不甘寂寞，越来越多的话题是关于下一步该怎么走的讨论。
论题之一：作为中央，怎样来解决前后六个年级的中学生们的出路问题？当时的状况，按报纸上说，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实际上是机关瘫痪、工厂停产、大学关闭，只有农民依旧劳作──为“革命群众”提供粮食。眼下已毕业的高、初三学生，他们中只有极少数“出身好”的可以参军或到“三线工厂”。因此解决大批学生就业的问题，已成为摆在中央面前的难题。
论题之二：作为革命接班人的我们，怎样才能接革命的班？当时的学生们不论是否“出身好、根子硬”，都认为自己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都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都有着远大的抱负、美好的理想，都立志为社会主义祖国乃至全人类贡献自己的一切。
思考与探讨的结论逐步趋向一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把自己锻炼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样的选择作为当时的我们，是出于一种真诚的、天下为公的人生观，一种青年人所特有的积极向上的豪情，带有非常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我们为自己的选择感到自豪、兴奋，甚至有些自我欣赏。事隔几十年，再来回首反思，方发觉还有一种当时我们不可能意识到的东西，即对“大好形势”与混乱局面的矛盾、彷徨；革命豪情、狂热与受冲击后的压抑（当时一夜之间家庭、亲友从革命动力变成革命对象，被批斗关押因而受牵连的人为数不少）使得不少青年人不自觉地在寻找着一条摆脱现状之路。这时候开始出现的自发或半自发的上山下乡之举使得很多中学生燃起了新的希望，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到新的天地中去开创局面、振奋人生、实现自我。混乱和压抑已使得当时的大都市不那么令人留恋。无论是对父母的依恋之情还是父母的干涉阻止，都远远不如当时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自身动力和社会压力。“老三届”──最后一代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不象他们的父兄被打成右派那样被迫下放劳动，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至少是真心实意地去接受“再教育”，去接受历史的摆布。
革命的大方向确定下来了，大家都为这样的抉择而兴奋不已，但是具体去哪里呢？对我们来说当时有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六六年底、六七年初已经有小批的中学生自发去东北黑龙江，开始了军垦生活。二是由我们当中的曲折（二十五中的学生）提议发起，到内蒙草原去与蒙族牧民共同发展牧业，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三是由我们当中的六十五中的学生提议发起，到云南边疆去参加抗美援越的斗争，加入发展橡胶事业的行列。
我虽生活在北京，但向来害怕寒冷，同样是去干革命，为什么一定要去寒冷的东北、内蒙呢？于是我选择了去云南。可见即使是在那样的年代，革命的口号也不能完全排除个人的愿意，豪情壮志之中仍夹杂着丝丝个人打算。这些作为当时的我是不可能意识到的，只是在以后十多年的艰苦岁月中才渐渐悟出，才使我学会对“人”的理解和宽容。
结果我们兵分两路，决定去云南的约有十几个人，经过扩大发展，最终形成了五十多人的队伍，即当时非常有名的“北京五十五”；而曲折他们的十人小分队则在我们出发之前去了内蒙，开始了曲折而又悲壮的人生旅程。从那时起我再也没见到过曲折，只是听说过关于他们的曲折经历的种种传说，至今我仍然对曲折保持着一种敬意。
总理批准了!
准备工作一直进行着、持续着，可是迟迟得不到批准。
可以试的办法都试过了，看来几乎没有希望了。可是那时的我们有着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那时的人民有着一种习惯──遇到难题找中央，而当时的中央只剩下总理了！总理一定会理解和帮助我们的。于是起草好了报告，把满腔热血都写在上面。可是, 虽有热情和信念却没有呈送报告的机会。
1967年11月27日，是关系我们命运的一天。这一天，机会突然降临了：我同时接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晚报当记者的表哥林为民和当时的中学红代会负责人李冬民都打来电话──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贸口的代表，他们可以把我带进会场。面对突然降临的机会, 来不及考虑更多, 叫上当时在办公室的张春荣和张劲辉, 三个人飞奔到人民大会堂。李冬民早已等在东南门, 进了湖南厅, 总理正在听汇报。我们这才发现, 忙乱之中竟然没带上写给总理的报告! 回去取是来不及了, 只能当场再写一份，可是现场又找不到象样的纸, 只好凭着记忆, 由我口述, 张劲辉补充, 张春荣执笔, 在一张并不正规的纸上写下了决定我们命运的报告《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原文附后）。紧紧张张地写完了报告, 又开始寻找递交给总理的机会。时间过的飞快，突然，我们看见李先念离开座位向门口走去，是不是要结束了？我们的心立刻紧张起来──找不到机会怎么办？我们也随着跑到厅门口，准备散会时在门口向总理递交报告。只过了几分钟，李先念又回来了，原来他是去了洗手间。虽是一场虚惊，但足以让我们紧张万分，不敢松懈了。焦急之中不知过了多久, 总理离开座位走出了会议厅, 我们三人立刻跑到会议厅门口等着。不一会儿，总理回来了，我们马上迎了上去。面对总理那疲惫而又亲切的面容，心中感到非常温暖，紧张的心情也不由得放松了下来。我向总理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学红卫兵，我们希望到云南边疆去, 支援边疆建设，开垦我国第二个橡胶基地……” 总理看着我们，亲切地问：“你们没有复课闹革命吗?”我们回答说，学校都已经复课了，军宣队也进驻了学校，可我们是初三和高三的毕业生，我们希望早一点走向社会……” 我们边说边递上那张不大的纸, 上面承满了十八岁青年的理想和激情。由于激动和兴奋, 我们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记不住自己的话语, 只记得总理说：“好啊，我看看你们的报告吧！”然后带着我们的命运回到了他的座位上。从这一刻起, 忐忑不安和种种猜测代替了豪迈和激动, 在会议厅的最后一排，我们不敢落座, 站在那里踮着脚尖看, 只见总理很认真地看着那张小纸，后来又在上面写了些什么, 尽管我们努力随着总理的动作去揣摩, 却怎么也猜不出总理写的是什么。
回到“斗批改”办公室, 天已经黑了，可大家都没回家，都在等着我们的消息。三个人向大家讲述了整个的经过, 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对总理的每一个动作都反复琢磨, 可就是琢磨不出总理在那张纸上写的到底是YES还是NO？最后个个茫然…… 。但有一点大家都非常明确: 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 在全国政府职能机构完全瘫痪,八亿人民生与死的沉重担子都压在他一人肩上的严峻时刻，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告急，面对造反派们的过激情绪，面对“江青阿姨”们的刁难，总理忙得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可他却那样亲切地对待一群幼稚的中学生, 耐心地听我们诉说, 与我们交谈, 对我们的报告不是“研究研究”再说，而是当即予以批复。因此我们相信，不管我们的要求能否获准, 总理一定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就象父母一样。
我们度日如年地等着、盼着，终于我们的要求获准了！
总理在那张小纸上批示：“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11.27”
奔赴版纳
按照总理的批示，北京市革委会和云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省农林小组很快为我们安排好了行程。总政的著名作曲家田光特意为我们谱写了队歌：“迈开大步，迎着朝阳，毛主席的红卫兵奔向远方……”；我们高唱队歌、高举队旗，在天安门广场向毛主席宣誓；我们准备了宣传材料、文艺节目、带上了足够的药品、药箱、理发工具、修理自行车和收音机的工具；我们告别了父母，踌躇满怀地登上南下的列车。时间是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行程十四天。达到地点是西双版纳州景洪县大勐龙东风农场疆锋分场五队，紧邻中缅边界。
同年十一月由北京人大附中学生王珂等人联系组织的第二批北京知青四百人抵达小勐养关平农场和澜沧惠民农场。以后陆续到达云南的北京知青共计八千多人，其中有“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的三个孙女、原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女儿以及后来成为知名导演的陈凯歌。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公布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间大批上海、四川成都、重庆和昆明的“老三届”被分配到云南边疆地区的农场和少数民族村寨，成为云南知青，他们之中最小的年仅十四岁。到一九七八年底云南知青造反大返城时，来自五大城市的云南知青人数总计达到十六万二千多人。
在这十几年的蹉跎岁月中，“五十五们”历经艰辛和苦难，在接受“再教育“的历程中分化：其中两死一疯，把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版纳的密林中；其中有人青云直上，进入了省革委领导班子；而多数人则在艰险中抗争，曾经就在最危急的时刻，恰逢总理派人询问“北京五十五”的情况，才使我们幸免于被“批倒批臭”之灾。
我本人也在这艰苦复杂的环境中浮浮沉沉，当过被批判的对象，也当过分场党委副书记；由于“批邓不积极”，被从兵团总部党委办公室调整到卫生科，在每年春天的疾病高发期，都忙着把各个农场罹患癌症和精神分裂症的知青们送进昆明的各个医院。一九七八年由于有了邓小平的批示，我们被允许参加高考，我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结束了近十一年的云南知青生涯。
据粗略统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知青约二千五百万人左右；涉及1946—1955年整整十个年头中出生的城镇学生；连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合并计算，全国与“上山下乡”有关连的人数约一亿人。
附：《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原文
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
我们是北京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
革命的道路已经选定，我们就坚决走到底。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十月份两次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联系。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际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此致
革命红卫兵的敬礼！
首都中学生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196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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