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秋天，是我在呼盟阿荣旗插队的第四个年头。一天，担任生产队长的我正在张罗着打场，一名负责护秋的社员气喘吁吁跑来告诉我，又抓到一伙偷庄稼的贼。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几名护秋的小伙子神气活现地端着土枪、梭镖，押着一群“俘虏”朝场院走来，走到眼前才看清，被押解的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妇女。
秋天的黑土地最迷人，可秋天又是最受累、最操心的季节。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到了成熟的季节，各种威胁也接踵而至。首先是大兴安岭那变幻无常的天气令人生畏，稍不留意，那些果实累累的庄稼就可能被无情的暴风雪所吞没。更让人忧虑的是在那动荡年月里，许多为了生存而闯关东的盲流、饥民到处骚扰，堆在地里的谷垛会被齐刷刷地剪走了谷穗，成片的大豆常被用棍子敲走了豆粒，留下了一堆堆豆壳。 因此，尽管秋收人手那么忙，也不得不抽调大批青壮年劳力护秋。然而狼烟四起，防不胜防。为了护秋，械斗、打架之事时有发生。这次抓到了偷庄稼的贼，况且又是一群女“俘虏”，很快引起我们那个只有二百多口人的小山庄的轰动，大人小孩纷纷围拢来看热闹。那十几名被困在围观、哄闹人群中的“女俘”，犹如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样惊恐、绝望。 这十几名“女俘”，年纪小的也就十五六岁，年长的有三十多岁，手里大都拎着捆庄稼用的麻绳之类的家什。我望了她们一眼，心里涌起了一种酸楚的感觉，但为了杀一儆百，我还是让护秋的社员押她们到场院里去扒玉米，我指着一大堆被雪压着玉米说，什么时候扒完，什么时候放她们走。同时又面对围观的人群气恼地吼道：“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有什么好看的!”人们摸不清我为什么把火气撒在他们身上，悻悻散去。 天色将午，我忙得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忘到了脑后，妇女队长匆匆跑来找我：“队长，他们抓来的那伙妇女里，还有一位是你们北京老乡呢!”接着她便将从村里一位娘家与这位女知青同村的大嫂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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