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以前，为丰富少年儿童的业余生活，由各级政府或事业单位负责组建了许多活动场所，如少年宫、少年科技馆、少年之家、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等等，其中以景山公园内的少年宫、北海公园内的少年科技馆最为有名。景山少年宫偏重文体艺术，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北海少年科技馆则偏重理工科技，但它没有那么幸运，文革以后便销声匿迹了。 文革前的少年科技馆设在北海公园五龙亭北面的阐福寺（现在是植物园了）内，在东西两侧大殿和北端的平房里分别设有航模、海（舰）模、无线电、化学、生物、气象等许多兴趣小组，还有一个图书馆。科技馆属公益性质，老师、辅导员由上级选派，教学过程的所有费用包括教具、试验设备、实习材料等都是由政府开支，学习者不掏一分钱，就连进北海公园也是免费的。
现在各个区县，包括一些社区街道面向儿童也都开办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培训班或课外兴趣小组，参加的孩子不少，但符合自己兴趣真正自愿来的并不多，参加哪类学习，基本都是父母的选择和决断，功利性、目的性非常明显。办学走的是“市场化道路”，依靠的大多是“社会力量”，美其名曰“素质教育”，其实骨子里就是赚钱。有无兴趣另说，学习成绩不管，培训质量不保，只认银子。这和文革前科技馆的办学宗旨大相径庭，格格不入。
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参加科技馆学习，去的是气象组。我的兴趣非常广泛，特别是科技类更为喜欢，之所以选气象组，主要是觉得它看不见摸不着，能管天，能预知，挺神秘的。各个科技小组有的一周活动一次，有的活动两次，但都不占用星期天休息时间。于是活动当天肯定要耽误学校的课，这就要求参加科技馆学习的同学必须是学校里学习特别好的，一般好的都不行。 我们的辅导员是个女的，姓刘，叫刘金桂，至今我还清晰地记着她的模样。她不仅教给我们气象学知识，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尽管那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社会责任，但也朦胧地知道了气象工作对社会，对人们生活的重大作用和意义，激励着我立志将来从事气象工作，我在小学毕业时语文考试的作文中，就表达了渴望成为一个气象工作者的心愿。 气象组分成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每年晋升一级，每上升一级就要淘汰相当一部分人，真正能到最后参与预报的则所剩无几。这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由于课程紧张，有时不免会出现迟到或请假，可我没有放弃，随着知识的积累，我对气象科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然而就在这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开始了，一切美好的愿望一夜间都变成泡影。 插队到了延安，在几年的“再教育”中，我深刻体验到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吃糠咽菜的艰辛，体验到了农民奋力与天抗争却又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出的脆弱和无奈，体验到了农民被社会和自然双重戏弄的痛楚，体验到了农民对美好生活（哪怕只提高一点点）憧憬和渴望……。面对这些，我常常思索，我们这些貌似有知识的青年除了“斗私批修”和“努力改造世界观”外，是不是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69年夏天，一场不足十分钟的雹灾，把生产队已经吐穗的玉米全部砸成不足一尺高的秃茬子，颗粒无收。71年初秋的一天下午，丰富川上游的一场暴雨致使下游发了洪水，巨大的洪峰咆哮着飞奔而下，刚才还是涓涓细流，转眼便汪洋一片，洪水把一抱多粗的大树连根拔起，并扒干净了它的皮，几十吨重的大石块在河床上翻着跟头，水面上不时地发现被冲死的牛羊尸体，即将成熟的庄稼毁于一旦，损失无法计算，听说还有老乡在洪水中丧了命。这惊心动魄的场面，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这种天气现象并不特殊，为什么就不能及时预报呢？只要能够提早一个小时做准备，估计损失就会降低许多许多。想到这里，顿时产生了一种难以推卸的责任感和跃跃欲试的冲动。 从此，我有意识地搜集有关的气象资料和民间观察天气的经验，向老乡咨询山区的气象特点，随时注意观测瞬间的气象变化，悉心摸索天气变化的规律，同时还向北京新华书店求助，希望他们能给我提供相关的书籍资料。令我想不到的是，新华书店的“革命战友”了解到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和贫下中农生活产生的严重影响，又得知我这个知识青年想为农民做些事情以后，竟然在没有预付款的情况下把书寄给了我，这件事至今让我想起来都倍受感动。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找来废弃的罐头瓶子做成简易的气压计、蒸发皿，自制了干湿球温度计等。通过不同高度的云来观察风向，借助树枝草叶的摆动估计风速，担水时注意水井和水缸，走路注意蚂蚁和飞虫……，我利用这些土装备土办法进行观测，任何点滴异常也不放过，发现特殊情况就记录下来，找机会和天气预报进行核对，慢慢地，心里也有了些谱。 秋底的一天，响晴薄日，队长安排三个社员在村口的场上摊晒绿豆，其他人都到地里去干活。地头很远，足有十几里地，中午不能回来吃饭，让那三个晒绿豆的社员中午给大伙送饭。 头天晚上我就察觉到一些天气异常的征兆，土气压表的也显示气压偏低，结合当天早晨的一些现象判断，下午很可能下雨。于是我跟队长建议把社员安排得近一点儿。队长是个高度近视，他咪着眼睛看了看天，说“咋也不咋”。通常，秋季急风暴雨确实比较少见，可我感觉下雨的可能还是非常大，就又跟队长说，你摊了一场绿豆没人管，万一下雨跑都跑不回来。队长听了犹豫了一下，最后改了主意，决定留一半劳力在村子对面的山上干活，他自己也留下了。 下午大约三、四点钟，太阳已经西斜，颜色白得有些发乌，这时沿着地平线突然横着涌起一道乌云，越来越厚，还镶着灰色的边。不好！我跟队长说，快回，要起风了！队长也察觉到不妙，立马招呼大家回村抢收场上的绿豆。 场很大，摊着一尺多厚的绿豆棵子。社员们丝毫不敢怠慢，叉子、木锨、刮板齐上场，没有工具的就用胳膊抱，把绿豆棵子一层层地码垛起来，其余的人则用扫帚、簸箕收拾那些晒干迸裂后散落在地上的绿豆。云越来越浓，越来越近，不一会的功夫就遮住了太阳。光压的突变引起了一阵大风，干豆叶被风吹得漫天飞舞，有的社员还被风迷了眼睛，可大家顾不了那么多，只有一个念头，拼命也要保住辛苦一年才到手的果实。 乌云就像钱塘江的潮水，翻滚着朝头顶上涌。有人形容云头像芙蓉，像城堡，像皇冠……，歇了吧，这都是吃饱了没事干时的感觉，此时此刻，怎么看怎么像恶魔。乌云终于盖到了头顶，又是一阵大风。当队长把最后一捆豆棵堆起来的时候，雨点开始往下掉了，砸到地上比铜钱还大。社员们全然不顾，直到把苫草盖好、绳子扎牢才深深地喘了口气。雨越下越大，汗水把大家脸上的泥土冲成一缕一缕的，索性站在雨里，让老天冲个干净。 雨连着下了两天，遗落在地上的绿豆粒滋出嫩嫩的白芽儿，可以相像得到，那么一场绿豆如果不及时收拾将会是什么后果。
下雨出不了工，队长披着件破布衫来到我们灶房，进门就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他直楞楞地看着我，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吭哧了几下感慨地说：“你呀，你真是条白龙啊！” 我知道龙，可我不知道白龙是干什么的，但我断定不是坏话。生产队里队长的担子很重，他要带着大家打粮食，过好日子。在这贫瘠的土地上，颗颗粮食都是农民的心血，谁糟蹋粮食都是罪过，知青也如是。如果是因为他听了我的规劝避免了损失而叫我白龙的话，那我着实担待不起。 以后出远工，队长安排之前总要问问我，这无形中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因为我毕竟才疏识浅，多多少少还有“蒙事”的成分。 农民很真诚，你为他做一点点好事，他都记着你。就冲这一点，我们从他们那里所得到的教诲与帮助也是应该永生牢记，并传达给子孙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