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来说，是个很糟糕的年头:雨，淅淅沥沥断断续续，时下时停，从麦收下到豆收，夏雨接上了冬雪。熟透了的大豆一行行齐刷刷站在大田里，等着人们去收割。然而康拜因自动的也好，牵引的也好，也只有望田兴叹的份儿。四个多月的绵绵阴雨，把黑土地完完全全浸透了。别说康拜因，就是那马力最大的、链带上套着防陷木的“斯大林－80”和“斯大林－100”，进地后也似泥牛入海。麦收时，两台“斯大林－100”愣是没有拽出一台陷在麦地的康拜因。在恶劣气候面前，机械显得那样无能为力；而人机动灵活的优势却得到充分发挥，“人定胜天”的作用也许在这时才能体现出来。

　　于是，知青和老职工们穿上高筒雨靴，拿起最古老的农具——镰刀，向那一排排伫立在大田的大豆秧子挥去，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挪动。豆地最上面一层是薄冰，中间是水，水下面是不知深浅的烂泥。在这样的地里割豆子，应该是不多见吧。人算不如天算，谁知紧接着下了一场大雪，弄得人也束手无策了。未割倒的大豆仍立在地里，割倒了的躺在雪下，连影儿也看不见了。无奈，只好刀枪入库等大地冻瓷实再说。为防止家属捡拾大豆，连里派出人看护。但看的住人，却看不住那漫地撒欢的“野”牛群。
　　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天津青年张卫生一头扎进机务排宿舍，气喘吁吁喊道:“司令(陶宗平外号)！北大壕豆地里胀死一头牛，要不要？”我们一听来了精神，问:“谁的牛？”“江滨的牛。”江滨是我连邻居江滨农场。“要！”我们答应得挺干脆。于是四五个人从家属房借了一个小爬犁，直奔北大壕而去，几个小孩尾随我们身后。一到目的地，果然看到一头半大的牛犊子躺在雪地里，肚子鼓鼓的，而且尚未冻透，看样子刚死不久(牛吃了大量豆子再吃雪，必胀死无疑)。旁边一群它的同伴仍在那里不知餍足地吃着。我们把死牛抬上爬犁，四五个人竟拉不动。没办法，只好解下绑腿(冬天出门，怕雪湿裤腿要打上绑腿)，从牛群里牵出一头老实的母牛，套上爬犁，连同那群牛一起赶回了连里。
　　我们把死牛放到马号里，待解了冻，扒了皮，掏膛去肚，至少有几十斤牛肉。我们来到老职工家，用大铁锅炖了满满一锅，一时香飘四室，人人胃口大开。在机务排大炕上，北京青年陶宗平、霍建中、冯自修，上海青年田国良、天津青年张卫生等八人，围着这盆充满诱惑的牛肉，吃得是狼吞虎咽，像多少年没吃过肉一样，那吃相实在上不了台面。嚼着美味的牛肉，喝着自酿的够劲儿的白酒(好像70度左右)，边吃边侃，不知不觉这头牛就进入了七个人的肚子。为什么说七个人？原来陶宗平不吃牛肉，白忙活半天干看着，只好喝点酒。这一晚，真是吃掉了寂寞喝光了忧愁，也吃深了新北大荒人的感情。
　　再说那群江滨牛。当它们和我连牛群相遇时，竟势不两立地打起来，一直鏖战到天明，我们还浑然不知。第二天一大早，赶马车的老邹跑到我们宿舍喊:“快去看看，瞧你们干的好事！”我们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穿上衣服跑出去一看，可不得了了，两群牛成了两拨残兵败将:有瘸了腿的，有折了犄角的，有的身上血丝忽拉的，却还互不服气，一个个怒目圆睁，哞哞叫阵，彼此水火不相容。看来“牛内无派”，也是“千奇百怪”呢！我发现受伤的都是公牛，母牛全部安然无恙，真是奇了！都说公鸡是“好斗的公鸡”，其实公牛又何尝不好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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