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难得一见荤腥，平时见到长点儿肉的活东西就琢磨着怎么用它解解馋。一年刚开春，我们和几个社员下地干活，休息时抓到一只小鸟，是什么鸟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大约有两只麻雀大小，用手摸摸，可怜呀几乎是一把骨头，特别是胸骨，简直就像一把刀，只剩下胸脯和两条大腿上多少还有点儿肉。有人提议架在火上烧了吃，想想实在不合算：统共那么点儿肉，上火一烧，不得烧焦一层皮，那样还能剩下多少肉呀。又有人提出一个方案，裹上一层泥再烧，保证烧不焦，大家一听有理，马上去找泥。可是这会儿正是“春雨贵如油”的季节，哪里去找现成的泥。

    古人云：“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对！主意就出在这个“尿”字上，哥儿几个撒泡尿和了把泥，把那只小鸟裹得严严实实，再放到火上烧。等泥被火烧干又裂开一条条缝，就见一缕白色的气从泥里钻出来，使劲一闻，真香啊！我们迫不及待地剥掉泥，嘿，还真行，连泥带毛轻而易举地就剥得干干净净，而小鸟的皮却是完好无损。几位社员也不知忌讳什么，蹲在一边看我们知青狼吞虎咽地把这只可怜的小鸟吃得净光。有人还问：“这没油没盐的，能好吃吗?”我们抹抹嘴说：“怎么没盐？这和泥的水里不就有嘛！”“你们不懂，广东馆子里有道名菜叫‘叫花子鸡’，就是这么做的！”反正除了QBQ家是广东人，别人谁也没去过广东，随便我们怎么吹。

    还有一次是夏天，我们在一个小水洼里抓到几只青蛙，当场剥皮开膛，弄弄干净就烧烧吃了，几个社员看着奇怪：“这青年（社员们把知识青年简称作‘青年’）咋啥都吃，那蛤蟆小胳膊小腿儿的能有多点肉，他们也吃得那么香。”更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是，有一次HJY抓到一条蛇（当地人叫‘长虫’，迷信的人还奉之为神灵），居然也津津有味地给吃了。

    从乡下回家，坐火车要上十个钟头，再怎么节省，火车上的一顿饭是非吃不可，那时候还没有方便面，只好上餐车。不过那时餐车供应的饭菜非常大众化，又便宜又可口，关内一般三角钱一份，关外虽说稍贵些，五角钱一份，但是份量足，油水大，一盘炒菜，一碗大米饭。我把炒菜吃完，看着盘子里剩下的油，觉得白白放弃实在可惜，倒不是心疼我那五角钱，而是长期缺油的肠胃禁不起那些油的诱惑。我也顾不得脸面了，把饭倒到盘子里，使劲地用饭粒去蹭那些油，直到确认残油全部转移到米饭上，才香喷喷地把饭吃下。吃完了，还自我安慰：“这下餐车服务员洗盘子可就省劲了！”

    七一年九月中，我上调进厂回邵阳，路过北京时暂住在大舅家。到北京时，正赶上表姐的二儿子刚满月。这事要是放在现在，这顿满月酒我是吃定了，不下馆子也得在家里摆一桌。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办酒，一办，马上有人告你“复辟四旧”，轻则开你的批斗会，重了找个“牛棚”关你几天。再说经济上也办不到。

    大舅正在受“审查”，工资扣减只发生活费。他两个儿子在内蒙巴彦淖尔盟临河县插队，地方比我们那儿还苦还穷。大舅的两个女儿都已结婚成家，有了下一代，丈夫都是当时比狗屎还臭的大学毕业生，夫妻俩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还不到一百元，男方还有老母要抚养接济。当时市面上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特别是老百姓过日子天天离不开的粮食、副食、日用品，几乎样样都要凭票供应。粮要粮票，面要面票，油要油票，肉要肉票（回民不吃猪肉，另有牛羊肉票）。体弱有病孕妇生孩子需要增加点营养品也要鸡票、蛋票、牛奶卡……，除了西北风不要票，什么都要票。好多老太太被这个票那个票给闹糊涂了，买东西时只好抓出一大把票让售货员自己挑。

    中国人坐月子讲究喝鸡汤补身子，表姐凭着医院的证明才买到一只鸡，胃口不好，只喝汤没吃肉，正巧这时候我到了北京，这鸡肉就便宜了我。这只鸡经过多次熬汤，香味鲜味大部分已经随着鸡汤走了，可我吃起来仍然感到非常好吃，狼吞虎咽地一顿饭就把这只鸡全解决了，活脱脱一副饿死鬼投胎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