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东北三大怪。这三怪之一就是“大姑娘叼烟袋”。青年妇女尚且如此，抽烟的普及程度可想而知。

    六九年底七○年初，我作为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工作队成员被派驻和平一队。那些日子成天开会，不光白天开，晚上一开就是小半夜，开得人脑袋混混沉沉的。有一天，又是晚上开会。农村冬季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饭后开始开会也就是五、六点钟。这天大约是八、九点的时候，会开了有三、四个小时。会场屋子不大，炕上地下坐满了人，几乎个个抽烟，弄得烟雾弥漫。我本来就有点头疼，被这污浊的空气熏得更疼了。常听老烟鬼们说吸烟的好处，说吸烟可以提神，又说抽了烟才不觉得别人的烟呛。我想不妨试试，于是向临座的老乡要了一支烟。眼看着一支烟抽下去了，几乎没什么作用，就又要了一支烟。第二支才烟抽了一半，就觉得心里恶心，想呕吐又吐不出来，头疼得更利害了，像是套上了孙猴子的紧箍咒。心想大概是空气太差所致，到外面换换气就会好些，于是跑到屋外。这时室外气温零下二十几度，风也不小，我在屋前空地上遛了几圈，大口大口地吸了几口冷气，脑子觉得清醒了一点儿，可是头疼和恶心的感觉却没有减轻多少，实在没辙，只有最后一条路，回去睡觉。也别说，只有这招还灵，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昨晚那些难受的感觉一扫而光。

    后来我对老乡谈起这件事，他们解释说，当时我是抽烟抽醉了。只见过喝酒醉人，还真没听说过抽烟也会醉人。信不信的没什么，接受教训倒是真的，我是再也不信什么吸烟可以提神醒脑之类的怪论了。

    有一次，队里开会，我和迟学良等几个小伙子坐在一起。坐了一会儿，迟学良习惯性地掏出烟荷包来卷烟，还把烟荷包向我递过来，意思是让我也卷一颗烟抽。我抽烟本来是可抽可不抽的，没接烟荷包还摇了摇头。“怎么啦？”迟问。“不抽了。”“为什么？”迟学良进一步追问。这个问题倒不好解释，不如跟他开个玩笑，“我‘改邪归正’，戒烟了！”“改邪归正？！”迟学良是个二十刚出头的回乡知青，肚子里有点文化水，自然懂这个词的含义和矛头所向。“你‘改邪归正’，那我们成什么人了？兄弟们，给我收拾这个‘改邪归正’的家伙！”一声号令，七、八个小伙子围上来，嘻嘻哈哈地把我按在地下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有一年夏天，公社召开知青工作会议，这种会，无非是介绍经验，树立先进典型。我们对这些形式主义的会没什么兴趣，但是开会可以照记工分，还有一顿好饭吃，我们还是如期参加。会上，遇到好久不见的老同学（兼北京同乡），自然话少不了，成了“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的局面，会议组织者见多不怪，并不干预。

    不知什么时候，永兴大队的知青YGD坐到了发言席上，这小子一向“左”得出奇，常爱闹点新花样出风头，大家不约而同地支起一只耳朵来（另一只留着开小会）听他说。果不其然，他讲起了吸烟的“危害性”。其实，从健康卫生角度看，吸烟确实有害，可是他却把小小的吸烟问题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纲上线上大批特批，什么“灵魂腐蚀剂”、“糖衣炮弹”，什么“斗私批修”、“防修反修”，骇人听闻的棍子胡抡帽子乱扣。下面的听众听到这里不高兴了，有心大闹一场。公社主管知青的任副书记就坐在台上，这人平时对知青还不错，大家还不想伤他的面子。可是就这么不吭不哈的似乎太便宜了YGD这小子。大家不开小会了，会场静得出奇。不知是谁“嚓”地划着了一根火柴，接着点上一支烟，其他人受到启发，纷纷点起了烟（香烟抽不起，绝大多数是喇叭筒式的自卷烟），就连平素烟瘾不大或是根本没有烟瘾的同学也向带了烟的同学要来烟点上。平日里女同学们是立场坚定的“禁烟派”，见到男生吸烟，不是半真半假地骂上几句就是捂起鼻子躲得远远的，今天她们一声不响，看着吞云吐雾的男生们偷偷地笑，实在呛得受不了就拿块手绢捂上自家的鼻子，但绝不干涉吸烟的男生，有个女生还主动为她的男朋友点烟。一时间，会场里烟雾腾腾，“反修战士”Y某也变得“不识庐山真面目”。

    下乡几个月后，我发现当地人对止痛片“情有独钟”，一般的头疼脑热或是哪里不舒服，都爱吃止痛片，就连劳累过度引起的腰酸腿疼也喜欢吃两片止痛片。每当听说公社卫生院进了止痛片，总要想方设法弄一些回来，即使一次吃不了许多，也要尽可能地存一些。有一次我到大队办事，看到某大队会计正坐在火炉旁边似乎在烤火。我也习惯性地凑上去烤火，这才发现，他不是在烤火，而是在吸烟。不过他的吸法有点特别，我从没见过：他把一种小白药片碾成粉末，把这粉末放在一把火铲上，再用张纸卷成个喇叭筒叼在嘴上。一切准备就序，就用一根烧红的铁通条去烫那些药粉，药粉冒出一缕蓝烟，他立即通过喇叭筒把烟一丝不漏地吸进肚子里。出于对他的身份的尊重，我没好意思问。他大概是看出了我满脸的问号，主动给我解释，药是止痛片，主要成分是麻黄素，用这种办法吸食比普通的口服“有劲”。

    原来，他们那么偏爱止痛片，是冲着里面的麻黄素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