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真巧，我和华林结婚那年和今年的农历一样，也是一月二十三日过大年，查了查万年历，这样的巧合三十多年没有几次。
　　
　　1974年元旦刚过，我探家回到团里，好多战友都等着参加完我们的婚礼回家过年呢。一发扬民主，大家七嘴八舌就把结婚典礼定在了十三号，说是既是星期天，又是外国人喜欢的吉利数字，还不耽误大家的探亲。
　　
　　我原来和华林想象和商量的，是能分到一间带土炕的房子。再买两个箱子并排放在炕上，地上放一个二屉桌（内蒙叫门箱柜）；桌子两边再各摆一个凳子就可以了。那时的十五团，除了比较有钱讲究的，无论老兵还是原场职工，一般家里都是这样的摆设。
　　华林早早就给他在北京的舅舅寄了钱，计划把这几件家俱买到后托运到内蒙。可是我到北京以后，他舅舅却说家俱一样都没买到，只买了三条前门烟和三斤酸三色水果糖让我带回去。
　　华林到五原车站去接我，谁也没有高兴却愁了一路。家俱没有买上就够烦心，他又告诉我连里没有现成的房子。那拿什么结婚，又在哪结婚呢？
　　后来，连里实在没有办法，便决定让我们暂时住在连部前面还没完工的新房子里。那排房子刚刚封顶，就因为天气太冷停工了。光秃秃冷飕飕的，不知住在哪间更不知道从哪下手收拾。我们俩在新房子外边不停地徘徊，在没有窗户没有门也还没有炕，象是棚子的屋里转来转去，想不出一点办法。
　　结婚的日子既然定下来，那么多战友又都等着婚礼结束回家探亲，那无论如何这个婚也是必须要结的。
    我和华林借到二辆自行车，跑二十多里路到十五团所在辖区的和胜公社领了结婚证。还在那儿的商店里看到二个大肚大口的瓶子，圆圆的白白的，上面用油漆画的花土里虽然有点土气，但让人看到又特别高兴。当时眼前真是一亮，觉得是个好兆头，既图平平安安的吉利，又想买回去给什么都没有的家里充个数，就花当时非得下决心才能拿出的八块钱把它们抱了回来。
　　没想到的是，领回结婚证的消息刚刚传开，机修连上下就马上行动起来了：木工安窗户安门刷油漆，翻砂车间铸炉子，钳工们卷烟囱打簸箕，煤铲、煤钩送来一整套。张贵忠副连长还决定把康拜因收割机上的大板子拆下来给我们当床用----一时间整个连里热闹非凡，所有的人都在关注和支援着我们。那真是：走到哪里都是笑脸，走到哪里都开绿灯。机修连成了一个大大的家庭，齐心合力操办着我们的婚礼。我和华林被温暖和热情紧紧地包围着。一切来得那样突然，一切都在没有预料之中，一切又都象是亲人们在张罗。

　　那些年团里只有一个小卖部，而商品又非常单一匮乏。送礼的份子基本都是三四块钱，一般是三四个人凑一起就能买一个床单或被面外带枕巾，要不就是一个大铝锅带一套铲子、笊篱勺（到现在还能清楚地想起刘殿奎端着大锅笑盈盈走过来的样子）。再有就是暖壶和茶盘茶碗这些水具。除此之外，也确实买不到其它东西作为礼物了。
　　王延青连长送的礼物最重，是花三十多块钱特意从五原县城买的一条桔红色棉毛毯。那条毛毯我一直用到前几年，毛毯的毛全磨光了成了布片，我又包上布做成沙发垫。除了王连长的毛毯，小谢送的线毯也很贵重，在当时花了不少钱。
　　几十年过去了，家越搬越大，铺的盖的也换了好几茬；可王连长和小谢送的毛毯和线毯就是舍不得扔掉。
　　
　　看着摞得越来越高的床单被面和枕巾，看着好几个一模一样的大铝锅，再看看排成队的暖壶和茶具，我和华林还是为没有家俱发愁。
　　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屋子里仍然空荡荡的，好多人也跟着一块着急起来，可又实在没有办法。聪明的汪焰辉苦思暝想，突然急中生智地和十个战友凑了五十块钱，从村里老乡那里买到一个旧的大红色的两屉桌，和胜公社买回的大花瓶子正好放在上面。又从连部临时搬来两把椅子，才算解决了燃眉之急。
　　光有两屉桌也还不行，和华林商量设计两个晚上，只得把我去兵团时凭票买的那种带语录的箱子搬了出来，又借了曾辉林差不多大小的箱子，并排摆在迎面墙上。我的箱子瘦高垫了七块砖，小曾的箱子矮胖垫了八块砖，箱子面上还真一样平了。然后再整齐地蒙好送礼的新床单，罩上塑料布，中间摆上从家买好的有延安宝塔山图案的闹钟，左边是热带鱼花瓶和时兴的塑料花，右边是能翻日历的台灯和送礼的茶具。尽管看来就是个台子，因为花花绿绿都是新的也算凑合了。
　　收割机上的大板子也拆好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抬到屋里，搭起一个方方正正的“床”，虽然不太象样可也是床呀。王寿春副指导带着年龄稍大些的刘普荣和张美琴，在连部的大桌子上给我们做好了装新的被褥，再加上新床单和新枕巾，整整齐齐地摆在床上（可惜给我做婚被的美琴姐姐回城后就早早去世了）。
　　窗帘门帘都是探家时母亲背着父亲偷偷给我做好的，收拾停当也都挂上了。
　　真是人多力量大，只是二、三天，战友们齐心协力这么一想办法一倒饬，新房子里的真正新房算是落成了。
　　
　　在当年的十五团，因为我和华林开创了两个供给制战士结婚的先河，而且一路走来曲折坎坷非常不容易，因此祝福的、羡慕的、好奇的比比皆是。又因为华林当年开铁牛各个连队都跑，认识人多人缘也好，各个连队的车组又属于机修连编制，所以参加婚礼的人很多范围也很广。还因为我们的婚礼没有家长和亲人参加，完全都是兵团战友，又应运而生地产生了临时组委会。大家史无前例热情高涨而又紧张有秩序地“工作”着。
　　看着参加婚礼的战友越来越多，从北京带来的烟和糖加上又买的一些已远远不够。华林和我商量，就又借了一百块钱交给组委会。那几天，几位战友真的忙坏了，连家属们都跟着动起来。
　　因为我们结婚，拉了不少“饥荒”；大批量的筷子、碗也是个问题。组委会的几个人研究决定，团直连队和近道的战友原则上回自己连队就餐，各连队车组和远道的战友朋友由组委会解决。还记得是小谢把家里刚杀的猪肉拿来一大块，足有二十多斤，带领家属们给大家做的炸油饼烩肉菜，那天大家说吃得特别美。
　　
　　结婚之前我回家探亲，一是想和家里商量结婚的事情，另外也是想买一些结婚的必需品。华林一共借了三百六十块钱给我带着。到家后，本来就不同意我和华林来往的父亲，听说结婚坚决反对，然后就是一天到晚的叹气，一句话不说，一分钱不给，一天天地消瘦。母亲也反对，但仍然暗地里违心地为我做着嫁衣。
　　到今天，我还记得非常清楚结婚时穿的衣服：上身是母亲利用几个下夜班时间，背着父亲偷偷做的红绸子棉袄，里面套着4.75元买的红衬衣，外面是10.8元买的浅驼色粗条绒上衣。下身是一条深蓝色旧的伦裤子，脚上是一双4.9元买的新条绒棉鞋。给华林买了一身深灰色中山装和一双鹿皮鞋，花了大概三十来块钱。
　　为了节约开支多买些东西，门帘、窗帘我都是选的当年比布便宜很多的人造棉，被面褥面及一些生活必需品也都是捡最便宜的买。

　　老话说：有日子快着呢。结婚的日子说到就到了。
　　记得婚礼那天早上，下了一点小雪渣，但马上天又睛了，而且太阳特别好，大家都说是个好兆头。我也在心里默默期盼着自己婚后的生活能够平安幸福。
　　下午结婚典礼正式开始。我被大家簇拥着走向设在连部的典礼会场。只见里里外外都是人，连窗台上都挤满了，路上还有不少人听说后正往这边跑着。我走过的一路，家属们你一下我一下不停地掀起我的粗条绒上衣看里面的红绸子棉袄，个个投来赞美羡慕的目光。我也因为自己在战友中鹤立鸡群地成了新娘，因为那件红棉袄当时的奢侈和与大家垦服的格格不入而特别不好意思羞红了脸。
　　婚礼上，王连长做为主婚人讲话，宫副团长正好路过，也被大家拉进来说了几句。三连老职工小邓的父亲老邓，被邀请做为临时家长发了言。然后，就是介绍恋爱经过，华林当时非常不好意思地卖关子一直下不了台。为了给他解围，也为了不想让这么多关心爱护我们的战友失望，我便大大方方说起来，其实也就是说了几句。直到现在还记得那天的情景，当我说到“反正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时，台下哄堂大笑，战友们大声呼喊着“大实话！大实话”地鼓起掌来。
　　然后就是表演节目，两个人都要唱歌。华林天生好嗓子又是连队教歌员，那天却唱了“东方红”，让大家特别扫兴。我唱的是“请到我们山庄来”——“山丹丹红花向阳开，山庄庄人儿喜心怀，一曲曲歌唱公社好呀，请到我们山庄来”。我张嘴刚唱一句，连部屋里屋外就立刻安静下来，没有一个说话的。四句歌词唱罢之后，大家以为没有唱完还有第二段，先是一片寂静看我不再往下唱了，才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的欢呼声。我那天发挥得真不错，连我自己都觉得唱得挺好。

　　2010年夏天五连聚会，我和华林应邀参加。会上碰到了几十年都没见面的许多战友，车组的小波兄弟也在其中。大家见面分外高兴说不完的话。小波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起当年我们在兵团结婚的情景。说是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婚礼上唱的那首歌，还说那天唱得真好听啊------

 

       编者注：娅娅是天津五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5月赴内蒙兵团下乡。到兵团不久就成为全兵团的第一批女拖拉机手，而且担任了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