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 广 播 那时农村唯一的新闻媒介是有线广播。广播站设在公社，通过广播线接到大队，再从大队接到生产队各家各户。公社到大队的广播线是广播、电话一线二用。每天早、中、晚社员休息时广播三次，每次一个小时左右，其余时间通电话。 那时的有线广播和今天的有线电视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要说看不到五彩缤纷的画面，就连选择节目的自由也没有，全公社甚至全县都听同一个节目。广播内容有新闻、文艺。有的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的是自治区、县、社自编节目。尽管每天广播时间有限，内容也有限，但在天地广阔、信息闭塞的农村，它毕竟缩短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消息，和这颗卫星从太空发回的《东方红》乐曲声，就是从有线广播中收听到的。 大队装了一个单刀双掷开关，开关进线接公社来的广播线，出线一根接电话机，另一根出线接本大队所属六个生产队的广播线。到了规定的广播时间，把开关打到广播一边，全大队就听广播了。广播结束，再把开关打到电话一边，就可以通电话了。 我们的家在村子北面，从我们家引广播线到村子里，大约要几十米将近一百米。有线广播线不一定要铜线，只要一根镀锌铁线就可以，但我们一问价也要花不少钱。幸好公社通大队的广播线就从我们家院前十几米的地方路过，我们就把我们的喇叭线接到这根线上。这样一来我们家的喇叭可热闹了，又有广播又有电话。当时农村使用电话的主要是社队干部，通话内容也以公事为主。也有少量用于民事，不过还得靠大队接电话的人传话。有线广播用的是舌簧喇叭，这种喇叭价钱便宜，灵敏度高。这玩意不但可以当喇叭用，还可以当话筒（又称麦克风）用。这样我们可以从大队往家打电话了：拿起电话听筒，但不能摇，一摇公社总机就知道了，只要对着话筒喊在家同学的名字，家里的同学就能从喇叭里听到声音，他们再对着喇叭回话，我们也可以从大队的电话耳机里听到。再后来农闲时在家闲得无聊，利用这个喇叭恶作剧：听到电话中有人交谈，冷不防的对着喇叭发出几个毫无意义、互不相干、断断续续的语气词、感叹词：“哦！啊？嗯！喂！咳！……是！……不！……好好好！”闹的通话人莫名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在农村没有什么机密要通过电话传达，于是也没人来抓我们的“特务分子”。 那时候半导体收音机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一般的几十元钱，稍好些的要上百元，还都是国产货。农民们饭也吃不饱，零花钱几乎没有，买一个收音机的钱够一个人过一两年日子了。全村只有高玉明家有一台上海产《春雷》牌的七管半导体收音机，他父亲当过公社社长，每月有五六十块的工资收入。他 下乡前在北京时，我自己做了一个七管半导体，下乡时没想到乡下条件这么差，也是怕人说闲话扣帽子，就没带下来。到乡下呆了几个月实在闷得慌，就让妈妈托人给我带来。刚开始时还可以听，能收不少台，后来灵敏度越来越低，最后干脆什么也收不到了。我修了几次，无奈什么条件也没有，连把电烙铁也找不到（当然也没电），彻底没戏，大概是因为我用的零件全是处理品的缘故。 七○年秋后结帐，我分了大概两百元钱，实在抵挡不住收音机的诱惑，跑到县城里，先是考察一番，跑遍了县城里有收音机出售的所有商店，反复研究比较的结果，最后选中了一种台式六管半导体收音机，带短波，六十几块钱。选中这个型式的有几个考虑，第一，台式机体积大，可以用一号干电池，使用时间比较长；第二，体积大选用的磁性天线比较长，调谐电台用的双联可变电容器是空气式的，这两样东西对提高收音机的灵敏度有好处；第三，我们村距大城市远，中波信号弱，有短波段可以多收些电台。第四，体积大喇叭也大，音量大音质好。拿回村里，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听收音机，要不是怕费电，恨不得睡觉也开着收音机。 我们知青的家平时就和青年俱乐部差不多，现在添了台收音机，每天来的人就更多了，特别是晚上，经常听到半夜社员们才陆续回家，有两位青年社员借口和我做伴，干脆把铺盖搬来住了几天。我们听的主要是文艺节目。那时的新闻几乎全是“大好形势”，“大批判”的老一套，令人生厌。文艺节目其实也没什么新鲜东西，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几首经过严格筛选的革命歌曲。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爱听，高兴了就跟着收音机扯开嗓子喊上一阵。如果触动了哪根创作神经，改几个字，变变唱腔，倒也是一种乐事。 开鲁远离大城市，无线电干扰比北京弱多了，短波段能收听到的“敌台”很多，稍微调调就是一个。“敌台”是指敌方设置的广播电台，文革前主要指国民党台湾的，美国的例如《美国之音》，文革开始后又加上苏联和东欧电台。到底哪些台算“敌台”，官方也没个明确说法，反正只要是境外（包括港澳台）的一律“格杀勿论”。如果收听了“敌台”被人告发，轻的开你的批斗会，重则判刑入狱。我们听收音机换台时常常能收到世界各地的“外台”。“外台”虽然也说中文汉语，但语气语调不一样，大多是软绵绵的似乎底气不足，一听就可以分辩出来。“外台”有的很明显的是攻击中国的，碰到这种，我们马上转开。有些只是播报新闻，没什么政治倾向，碰到这种，我们可能稍停一停听上几句。回城进厂后，经常开会，今天是革命大批判，明天是传达中央文件，后天去参加宣判大会，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搞得人人谨小慎微，不敢多说一句话。有时我想起在农村听收音机的事，那时如果哪个稍微“左”点的人到上面告我一状，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真有些后怕。 有些社员在我这里听了收音机，听得心里痒痒的，回到家里找老婆软磨硬泡的商量着要买。五六十块钱在农家毕竟不是个小数，得好好计划。后来，有几个妇女特意跑到我这里考察调研收音机，我知道她们的来意，给她们把收音机的好处仔仔细细地介绍表演一番。看得出，她们都心动了，妇女队长心直口快，当场表态：“等年底给他买一个。”这年九月，我接到回城进厂的调令。妇女队长的丈夫听到消息，跑来找我，愿意原价买我的。我只要了他半价，当时没有现钱，说好了年终分红后给。我走后，他如约付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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