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 按规定,国家有一笔建房费拨到队里,用作给知青建房。过去公社医院在二队有一个医疗点,有三间房。文革开始形势一乱,这个点就撤了,留下空房。生产队征得上级同意,就以这三间房为基础,加建两间,作为我们的住房。因为老房子是公用房,比一般民房高、大。加建的两间也必须与老房相同规格,所以我们组的房子比其他知青的房子又大又高。
房子造好,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不管怎么说,下乡两个多月一直借住在老乡家,今天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虽然当时并不知道有“女士优先”这句话,我们男生还是让女生住了西边两间老房子,因为老房子干燥,冬天暖和一些。女生分住西边两间房,男生住最东边的一间。谁知好景不长,住进去没几天,连下了几天大雨。一天夜里房子漏了。开始还好,漏的地方不在炕的上空,不影响睡觉,我们采取不理睬的态度。后来炕沿放枕头的地方也漏了,我们就把枕头往炕里缩一缩,继续睡。再后来脚下位置也漏了,就把脚收起来蜷缩着身子睡。就这样“敌(就是雨)进我退”,“步步为营”地撤退,到最后可以睡觉的地盘被漏雨蚕食得无法再睡下去了。我们只好卷起铺盖,坐在铺盖卷上聊天、唱歌。想到我们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如今受此磨难,真有点悲壮的感觉,于是四个人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国际歌》,先是小声哼,后来就扯着喉咙唱:“起来(睡觉的地方没了,能不起来吗),饥寒交迫(后半夜了,确实又冷又饿)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唱了一遍又一遍,W还站到窗台上,对着窗外开玩笑似地大喊:“乡亲们,老少爷们儿,我们的房子漏了,救救我们吧!……”。我们的房子在村子的最北边,北方农村住房为保暖北墙不开窗户,所以村里人没人听见。就连住在同一座房子里的女士们也毫不知晓。
雨势并不因为听了我们的歌声和呼喊而有丝毫减弱,反而步步紧逼,最后整间房子漏得连站脚的地方也没有了,我们四人只好把所有的行李统统搬到中间的灶间(因为是老房子没漏雨)。坐在灶台上眼巴巴地等天亮,这次既不说也不唱了,因为享受“优先”待遇的女士们就在隔壁。实在闲得难受,就找出一副象棋,摆在灶台上,两个对阵,两个观战。直到有个女生起来做饭,才发现这四个狼狈不堪的“难民”。
天亮后,邵队长听说了,马上来查看。好玄,东山墙已经稍稍有点向外倾斜,与南、北墙结合的地方裂开缝,宽的地方可以伸进拳头。队长马上安排人抢修,总算保住了房子。从这以后,我们的房子一直太太平平。
冬天到了,我们的新房子因为墙壁尚未干透,屋子成了“冰雪屋”。每天早起,北墙墙壁上结了白花花的一层霜,与南边玻璃窗上的冰花遥相呼应。起床后想把尿盆端出去,奇怪怎么端不起来,细一看,尿冻成了冰,捎带着把盛尿的瓦盆也冻在地上。再使劲一拔,瓦盆成了碎瓦片,那盆尿也真对得起我们,完完整整地保持着瓦盆的形状,一点也没撒出来,原来已经彻里彻外地冻透了。
人呆在屋里,要“全副武装”:头带皮帽,还得把护耳放下来;身穿棉大衣,脚登棉鞋。穿得这么多,坐的时间长了,还是冷得受不了得起来活动活动。晚上睡觉,虽然盖了两床棉被,还是冷,就把所有的棉衣棉裤统统压在身上。剩下光秃秃的头露在被子外面,夜里时头只能原地打转,因为枕头面上只有和头接触的一小部分被头焐热了,其它部位还是冰凉的。后来实在冷得吃不消了,只好戴上皮帽子睡觉。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一直不信。我们房子的墙厚三十到五十厘米,是用土夯实建成的,怎么会透风。后来我按社员教我的方法作试验:拿一盏点亮的不带灯罩的油灯靠近北墙,果然原来直立向上的火苗歪向南方。第二年,我们照社员教的法子在四周墙壁上糊上一层废报纸,又吊上顶棚,这一年的冬天屋子里就不那么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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