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
贫下中农也有坏习惯坏毛病也需要受教育
谢建民从北京去山西插队时，并不曾想到他去的那个地方日后会有一样东西在全国大有名气，那就是威风锣鼓。霍县这地方，过去他从没听说，可是，那年上面一声号召，初中生谢建民便与同学们一起出发，来到了人生地不熟，说话也不那么好懂的山西霍县来了。
他们一行三十几个北京知青是在1969年冬天来到霍县白龙公社陈家庄大队的，分成两个组落在这个有400多人的大队的两个自然村里。
起先，村里作为欢迎知青的一种高姿态，特意宰了一只羊，蒸了馒头，炖了一大锅羊肉粉条，好好地招待了一番，但以后就得靠自己办伙食了。
知青们下农村，过集体生活有好处，那就是热闹，有点共产主义的意味，但麻烦也不少，单是会做饭的，一日三顿就够呛。好在那时的学生还都有点自理能力，有的原在家里便是能弄吃的，于是，能者多劳，挺身而出，就把集体灶开办起来了。
厨房是借大队的一孔闲窑洞，让社员给盘了灶，买了炊具，还有各种用物，水桶、水缸、锅与笼屉什么的。粮食是国家拨给的，由国家粮站供应，自己去城里找磨坊磨成面，再运回来。
最麻烦的是烧的，别看山西出煤，可他们陈家庄离最近的煤矿也有七八公里路，而且还是山路，只能自己去挑回来。有一次，谢建民他们一行20几个知青一同去白龙煤矿挑煤。管煤的看是知青，以为他们挑不了多少，也懒得称分量，讲好让他们随便装，每担算40公斤，结果知青们玩命地装，男生每人挑七八十公斤，女生也不下50公斤。等出了煤矿，他们再把煤分成两次挑回去，大占了一回便宜，心里特开心。
他们吃饭有管理员记帐，每餐吃多少，一年下来，伙食费再按每人吃多少以工分摊派。炊事员也是知青们自己轮流当，女生为主，两人一天，后来一个女生也能做下饭来。
伙食做得也不算太坏，有山西风味的窝头，北京式的窝头，有红薯，有粥，用多种配料，小米、黄豆、玉米豆、麦粒什么的，吃起来也还很有味的。白面却很少，每人每年供应几十公斤，吃面条也算是改善伙食了。
但这里没有蔬菜，村里没水田，白菜也种不了，只能吃一点萝卜、土豆，还有咸菜酸菜什么的，有时这些也吃不上，就只有炒红薯丝。油就更缺，常年也分不到一两斤棉籽油。
有一回还出了乱子，一个名叫王泽青的知青，从县城给大家买回来一大瓶点灯用的煤油，交灶时倒错了桶，全倒进食油桶里了，急得大伙儿怎么分也分不开。最后用火烧，把煤油烧完，剩下的那些棉籽油里还有难闻的煤油味，害得他们一连几个月一吃菜就倒胃口。
集体灶有点穷过渡时大锅饭的特点，许多知青点办到后来就办不下去了，都是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真要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哪有那么容易?何况他们刚下到山西时，那儿的政治局势还很混乱，两派武斗不止，与霍县相邻的洪洞县、灵石县武斗中死伤上百人。所以，他们知青的生活安排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过问。
下乡的头两年，不少知青便挺不下去了，有的只能自己做吃的，有的逃回北京去了，还有的女知青为了不受欺负，只好不情愿地委身于人，而一些男知青为了生活，不得不去做一些下道之事，偷鸡摸狗，或是偷粮食。与白龙公社相邻的冯村公社有个名叫王福仁的男知青，因为偷了l5公斤玉米，被看场院的狗发现，追得满山乱跑，一不小心就跌下山沟摔死了。
知青们除了吃饭的难处，还有住房的难。村里很穷，没有多余的住处，无法安置几十个知青。刚进村时，大队把他们分到各个贫下中农家里去住，时间一长麻烦就来了，虽说宣传上说知青与贫下中农亲如一家人，可到底不是真的一家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还有生活习惯上的诸多不便，于是，就有了分手再建住房的必要。
知青住房靠一部分建房款，知青们既然决心“扎根一辈子”，就不能马虎地在山坡乱打个洞住上，而要建几个以砖为主的好窑洞。可这活说易也易，说难，确实也十分难的。
队里为知青选了一块山窝地，在那儿顺地势挖开，一下可嵌进11孔窑洞。挖土方、整地基等活都是知青自己干的，到砌碹顶时，队里派了有技术的农民来当大工，知青们只能充小工。前后几个月，才把窑洞建成了。最后的工序是往窑顶上盖土。照理，盖土是应从每孔窑的两边同时逐步往上埋土，这样压力才平衡。可是知青们不懂，先埋一边，再埋另一边，结果一孔窑一下子就塌了下来，几个干活的知青被埋在土里，一个叫杨玉萍的女生当场被压断了腿。
尽管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知青们的住处毕竟还是建成了。这以后，他们就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菜窖，又建了猪圈，盖起了男女分开的厕所，还在每孔窑洞前种上一棵白杨树，这在那时都称为“扎根树”。
谢建民与同学们在新建的住房外面，雄心勃勃地用红油漆写上八个大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然后，全部知青都搬进了新居，过起了新农民的新生活。
新生活也有乐趣，谢建民他们养了一条狗与两头猪。那狗是大家的宠物，取名为“希姆”。狗通人性，聪明，活泼可爱，与知青们结下了不解之缘。白天“希姆”随知青们上山，人在干活，它在一边玩耍，夜晚就成了护院的卫士。有一次，这狗还立了一功。一只小猪没圈好，跑到山上去了，十几个知青围追堵截，可那小猪野心很大，直冲横撞，没法抓住它。小狗“希姆”狂吼一声，一口咬住小猪的耳朵，连扯带拽，把小猪拉下山来。
狗很讲情义。几年后，知青们一个个地离开村子，返城的返城，分配的分配，最后只剩下一个名叫高秀兰的女知青，孤苦伶仃地留在知青院里，那个与她相依为命的只有“希姆”了。后来，高秀兰也走了。临走那天，“希姆”发疯似地追赶着火车，嘶哑着声音叫个不停。后来谢建民与村里的知青们每每讲到此事，就禁不住流下眼泪。
知青们刚下乡时，的确是抱着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情去的。可是待他们在农村呆过一阵，看到教育他们的贫下中农身上还有许多需要受教育的坏习惯坏毛病，便对接受再教育一说产生了怀疑，认为教育至少应该是双向的。
谢建民等人到村里住了一阵，到过年时贴春联，便老实不客气地在知青院的大门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联却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这幅对联确系事出有因。
就在这年冬天，谢建民等男知青得知本地有一个很不文明的“闹洞房”习俗。在结婚的头三天“不分大小”，男方要邀请自己的拜兄，也就是好友们在洞房里住夜，可以任他们对新娘胡闹一场，甚至一直闹到把新娘脱光衣裳，再强迫新娘与新郎做种种难堪的动作，这种胡闹可以造成逼死或逼疯新婚女子的可悲下场。这种习俗仍在此流行，让知青们大为惊讶。
他们决心要好好地“教育”一下农民了。
做为知青负责人的谢建民成了这一勇敢行动的组织策划者。他与几个男生商量了一个方案后，决定借支书儿子结婚为楔机，大张旗鼓地闹一回。大队书记儿子娶的媳妇是从外地用钱买来的，花了500元，还算是平价。
要把此事做成，关键是弄清内情，做得巧妙。谢建民先派出一个名叫李春林的知青打入“内部”，借与支书儿子关系较好，拜了把兄的便利，混进了闹房的行列，是被邀入洞房的一员。于是，弄清了时间、地点，众知青做好了准备，这天晚上打算不睡觉，好好地干一场。到了晚上，知青们便潜伏到支书家的窗前。好在这儿都有听房的爱好，在窗下听房的人很多，知青们杂在其中也没有人怀疑他们会去捣乱生事。
就在屋里闹得起劲，只听到男人的一阵阵嬉笑与一个弱女子的惊叫声，似乎正到关键时刻，只听轰隆一声，拜兄们用来顶门的桌椅板凳全被从里面掀翻了。这是里面做内应的李春林看准了火候，趁机开的门。
门打开后，知青们大喊着一拥而入，十几把电筒同时大亮，一个个盯住洞房里正在胡闹的拜兄们，一边大喊：“不准动!住手!”同时，几个女知青也冲上前去，把被脱得只剩下内衣的新娘披好衣裳，把她保护起来。那里面的拜兄们还不知出了什么事，就一个个成了俘虏。
与此同时，洞房外的知青敲起了村里用于集合群众开会的铜锣，边敲边跑着喊着：“社员同志们，立刻到支书院集体开会罗!”三更半夜的，谁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于是都集中到支书院里了，一下子到了l00多号人。
众人没想到召集开会的会是知青们。谢建民在高处一站，讲话前先朗诵了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说：“社员同志们，今天我们开这个特别会议，目的是宣布一件事：我们村里的‘闹洞房’纯属是糟踏妇女的四旧，非破不可!”
然后谢建民便把“闹洞房”的危害处一一批判了一回，然后让那十几个被抓起来的拜兄作检讨。他们被知青们的毛主席语录与大批判吓住了，赶紧作了检讨。然后谢建民又要支书出面表态。
那位支书是个乖巧人，虽说被知青们拉上台，有点尴尬，但还是很好地表了态，说：“这次北京娃在我家造反，造‘闹洞房’的反，我看应该造。作为大队支书我个人支持北京娃的革命行动。今后从我娃开始，以后咱村里谁家娶亲也不准再闹这档子事了。”
知青们的革命行动赢得了胜利，他们一个个勇士般地回到住处，大大地庆贺一番。以为此类事以后再不会有了。哪知没过多久，村里的各种议论就出来了，说知青娃的胆子太大，造反造到贫下中农头上来了。还有人把状告到公社去了，有个公社领导表了态说：“知青到农村，是接受再教育的，今后不准再干涉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
谢建民等知青发觉此后本村的人对知青都有意见了，见了面也爱理不理的。他们想此事不对，还得树正气。于是再把此事反映到了县上，后来又直寄市与省里，甚至一直到中央。过后，县里果然派人来作了调查，对知青们的行动作出肯定，而后又宣布在霍县禁止“闹洞房”，如有违犯，就让民兵抓起来，送去修水库工地。
闹革命之事，北京知青是熟手，一抓就灵，可是干起活来却难说个个都是好手。山西农村与别地不一样之处，便是哪儿都有煤。那几年，谢建民拨知青对村里最大的功劳，便是弄成了一个煤井。
原先陈家庄本地没有煤，有一回知青们想解决吃水难问题，在村口一口废井里挖水源，挖了几米深，竟挖出煤来了。村干部十分高兴，便要他们再接再厉，干脆挖起一个煤井，以解决村里人的烧火问题。
可是挖煤井可不那么容易，要把本来已有三十几米的古井再往下挖几十米，可不是说挖就能挖成的，说不定煤井没挖成，还会伤了人。但是知青们却一个个勇气十足，纷纷报名，谢建民作为知青负责人，带头报了名，最后村里确定了八个打井队员，其中就有三个知青，谢建民便是其中一个。
挖煤井不易，下井只能两人一组，谢建民与一个名叫杨小娃的社员一起下井。小娃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走过多年煤窑，井下经验丰富。他们下井时的装束很古怪，头戴柳条帽，帽上顶着电石灯，身穿棉衣，腰系安全带，脚穿高筒雨靴，手拿铁锤、钢钎与马勺。
下井时，一只脚伸进井绳顶端的活套里，再用安全带把腰套在井绳上，一手拿工具，一手扶绳，大辘轳把他们一个个吊下井底。虽说夏季，但井下却阴凉漆黑。一米多宽的井底，黑水没膝，初次下井，谢建民便有点胆怯。
在杨小娃的带领下，他们一起干起活来，用马勺把积水装入牛皮包，装满后朝上喊一声“着一一”上面的人就把牛皮包吊上去了。
难的是打眼炸石。这可不比山上打炮眼，看得准，打得出力，在井底，光线暗，力用不上，只能一点一点地慢慢打，一个眼要打上一两个小时，打好后，井上把炸药、雷管吊下来，他们再用防水套小心翼翼地把炸药弄好，装牢，然后人再上井，在井上用电池引爆。等炸过以后，烟雾散去了，第二班人再下井去干活。这样一班六小时，昼夜不停地干。
有一回却不得不停下。那是一场大雨过后，工程不得不停了三天，然后人们接着再下井去打。却不知下面的水深情况如何，就需有人下去。谢建民自告奋勇，说自己会游泳，下去没问题，就下去了。
当他下到井底，用一根竹竿探了探井水，却一竿子探不到底。他慌了神，连喊着“上!”上面的人却听成了“放”，辘轳松了一圈，谢建民便沉下了水里，连窑灯也灭了。他在水里扑腾了半天，上面才知情况不妙，把他拽上来，他在水里已经吃了好几口水了。原来，他那打井的装束，在井下根本没法施展他的“游技”，出来后成了一只哆哆嗦嗦的“落汤鸡”，让众人一阵好笑。
井下淹了水，挖不成井了。于是由知青们想出办法，请了县水利局的技术人员来作指导。他们提议用抽水泵排水。在知青们的坚持下，用了知青建房款，再加上从县里贷了一笔款，买了抽水机，安装起来后，很快就把井下的水给排干了。
当井水顺着水管哗哗地流出来时，村里人如过节一般地高兴。老人与孩子们都在抽水机旁看热闹，年轻人指指点点，十分得意的样子。这一机械化的行动，让山里农民真正看到了现代化。
后来，挖井的活就好办多了。水一抽干，挖井便很快继续下去。没多久，两米厚的煤层挖着了，于是就在井下横挖巷道，斜掘风井，再修水池。这些都由知青与村里一些强壮劳动力干成了。
当年，陈家庄人便烧上了自己村出产的好煤。一大块一大块乌黑的烟煤源源不断地挖出来，运上地面，堆积如山，自己村里烧不光，就往外卖。有了钱，就修路，然后再架电线，把电引进村里。
如今的陈家庄已经成了出产好烟煤的地方，村里修了直通火车站的汽车路，队上人买下了黄河牌或解放牌的大卡车，有了专业运输户，还有烧砖专业户，建筑专业户……
当年的知青们早就走了，但过了十几年后，当谢建民等人重回陈家庄时，提起当年建煤矿的艰难过程，村民便总会说一句，“当年开这窑时，北京的知青确实出了大力了!”
谢建民等十几年后再回陈家庄时，特地去看过他们当年的知青院。那里没人住，院里杂草丛生，有的窑洞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他极力想找到一点当年知青的旧貌，见到的只有一棵白杨树，也就是他们当年栽下的“扎根树”。十几棵树只剩下一棵了，当年栽下时只有小指头粗的白杨树，已长得数丈高，合掌粗了，它就像一尊丰碑，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知青院的酸甜苦辣的故事。
姜成武 节选自丁晓禾著《尘劫---知青畅想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