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侄女周秉健在内蒙古插队生活始末
周秉健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1968年到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插队。内蒙古实行军管，她参了军。周总理得知后，劝她重新回牧区插队。于是她来到西乌珠穆沁旗，重着蒙古袍，再挥牧羊鞭。在劳动中，她结识了著名的蒙古族歌手拉苏荣，情深意笃，喜结良缘。
对周秉建去大草原插队，后来与蒙族人结婚，这一切曾经有这样那样的传说，还曾把她从部队返回草原的故事写进课本里。多年过去，知青们都已步人中年，回忆与重述往事，让我们再听一听周秉健的故事，了解一下她如今的心态，那会是怎么样呢?
让我们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看她那平凡而又丰富的大半生吧。
小时候，周秉健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女孩子，街道没有幼儿园，就留在家里和比自已大一岁的小哥哥玩。有时去伯父家玩，大家照相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抢着往她的伯父身边挤，又让搂又让抱，可她不会，她不懂当总理的伯父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她不知什么叫优越感。
当然，她也有大动感情的时候，比如对家里的客人只让来不让走，否则就要大哭一场。厉害的一次是她5岁时，把她看大的那个农村来的潘大娘要到别的阿姨家去，那天妈妈特意哄着她带去公园、坐公共汽车，可当她回家见不到潘大娘后还是哭闹起来，直到妈妈最后答应她以后每星期日去看望潘大娘才慢慢作罢。
她也有期待，那就是等着当教师的妈妈能抽时间带她去西单商场附近的小吃摊吃馄饨，一般都是在星期六的晚上。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到这种情景，她还会赞叹一声：好美的星夜，好香的馄饨!
考初中时，周秉健听说三十三中的校风好，虽然学生的成绩仅是中等偏上，但以诚实、勤劳、艰苦朴素著称，她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她自己关在屋里高兴得哭了。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虽说她有个当总理的伯父，但因她父亲的历史问题，她连当红卫兵也不够条件，大串联更不让她参加。只能在家里为那些从四川、河南等地来北京的“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买菜做饭当服务员。
1968年3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有“历史问题”的父亲终于没躲过专政的铁拳，被抓了起来(1975年秋才放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组部予以平反)。这件事对周秉健的刺激很大，身上好像背了沉重的十字架。表面看她和同学们一样的积极参加军训，一样兴高采烈地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其实她的内心却感到无比的压抑和自卑。
就在这个时候，本来就想离开家的她被上山下乡运动深深迷住了。于是她悄悄地写申请书，悄悄地找学校的军训干部和老师，悄悄地找北京西城区安置办公室和内蒙古锡盟安办来的同志请求，而且背着妈妈，悄悄地做着临行前的准备。直到通知书发下来，学校要敲锣打鼓地往家“报喜”时，她才真着了急!
干嘛要弄得惊天动地?最后她硬是从老师手里要回了通知书，悄悄地回到家，悄悄地告诉了妈妈、伯父和伯母，而此刻离别亲人、告别北京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了!
当时她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举动对已经50多岁的母亲是个多么突然、多少沉重的打击!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情景，她总是很内疚。
她是悔恨自己为什么不相信妈妈。实际上，她妈妈20余年如一日，在许多大小事情上，一直都是支持她鼓励她。
许多年过后的l990年夏季，母亲已76岁高龄，在她丈夫拉苏荣及小儿子周日和的陪同下，老人特意千里迢迢来到锡林郭勒大草原看她(此时她正在锡林浩特市政府挂职锻炼)，并到乌珠穆沁草原看望了她的婆婆和她牧区的兄弟姊妹，与她一起给她的公公扫了墓。
母亲还住了蒙古包，骑了马，喝了奶茶、奶酒，吃了手扒肉。老人一再地说大草原好，蒙古族牧民好，要她和拉苏荣在内蒙古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是的，难道还有什么比母亲如此理解女儿的心更让她激动的吗?她实在是从心底里感谢她的母亲，妈妈，您太伟大了!
到了牧区以后，周秉健和同学们一起住蒙古包，学蒙古话，学骑马，学放羊，学挤奶，学吃酸酸的奶豆腐和香嫩流油的手扒肉；也迷过路，冻过脸，丢过马，掺过群……
她一下子就爱上了草原的生活，那湛蓝的天空、淡淡的炊烟、灿烂的朝霞、清新的牧草、悠扬的牧歌、奔腾的马蹄，即使那零下40度的严寒以及毫不留情的白毛风对她也是同样的亲切，同样的难以忘怀。
她喜欢草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石，也喜欢牛、马、骆驼、羊、机警的牧羊狗和锋利的蒙古刀。就是现在，她也仍然喜欢在冬季买来的白条羊身上玩刀子卸骨、剔肉。当然，她更喜欢草原上的人们，喜欢蒙古族人民。她在内蒙古是吃千家饭长大的。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内蒙因实行了军管，周秉健有机会从插队的地方入伍，成了一名女兵。谁知她还没把一身新军装穿热，就得到北京伯父那里的一个嘱咐，希望她离开部队，重返草原。
周秉键听从了伯父的话，脱下军装，重返大草原，再次成了一名插队知青。她没想到她会因为此事一下子出了名。谁能知道这段真实的、曾被编入内蒙古自治区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故事”，在当时给了她多大的思想震动和多重的心理压力呢?
那时，她心里实在是想不通的，但经过了“文革”那复杂的运动，理智却告诉她，伯父既然那么坚决要求她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她还是答应伯父，脱下军装回草原。就在她正式接到通知离开部队前，实在是感到委屈，忍不住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她对照自己的两年插队生活，似乎没做错任何事。下乡，她是高高兴兴唱着歌离开北京的。插队后，当她从飞跑的马背上重重地摔下来，马鞍子摔烂成了6瓣时，她也仍是嘻嘻哈哈没当回事儿。那时，全大队20名知青中最小的她，在插队两年后才最后一名回京探亲。那两年里，她没闹过一回情绪，没掉过一滴眼泪。
可这次，周秉健不明白自己错在哪儿?她一直一个劲儿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一个心眼儿地努力去做比其他知识青年更平凡更普通的人，她一点儿也没有高人一等的欲望，从来也不敢有什么过分的想法和念头，可她努力做了，为什么还是达不到伯父的要求呢?
她没有想出答案，却在哭肿了眼睛的同时下了狠心：看着吧，我绝不去工厂，绝不上机关，绝不回北京，就在草原当一辈子牧民，我认了!
多年后，她才认识到，是这种转折使她将这条路一直走到了今天。现在她为自己走过的路感到骄傲，心情舒畅又感慨万分：幸亏是听了伯父的话，这路是对的，她到底是走过来了!
当周秉健再次作为北京知青重返草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心绪竟是出奇的平静，没有任何杂念，也不受任何干扰。好像那些招工、招生、招干的事情都跟她没关系，自己也不是“知青”，而是队里的一个牧民了，就连大队的牧民都这样认为，以致好几次统计知青人数，竟都把她给忘了。
此时的周秉健，从装束到言行、从习惯到感情都有意使自己逐步草原化。时间不长，她闯过了语言关，这更使她如鱼得水。她把每座蒙古包都当成自己的家，她在每个牧民家里都干过活儿，喝过茶。她曾跟姑娘们一块儿缝过蒙古袍，她曾和小伙子们一起痛饮薯干酒。作为队干部，她跟社员们共同抗灾保畜，作为草原人，她和牧人们共度新春佳节。
她不再无声无息，不再胆怯脆弱，无形中她的性格也大变了。她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草原了，感谢内蒙古大草原给了她宽阔坦荡的胸怀，感谢成吉思汗的后代给了她柔中有刚的性格。好多人对她说：“你真是被蒙古人同化了!”
蒙汉联姻在内蒙古屡见不鲜，她和拉苏荣结婚时，谁也没觉得不合适或不般配。婚前，他们没有戏剧性的罗曼蒂克，也不是因为一方是“大家闺秀”，一方是著名演员才相定百年之好。他们完全是被双方那开诚布公的坦率、肝胆相照的理解和善良、美好的心灵所吸引才产生了年轻人最幸福的感情。
婚后他们也没有诗情画意般的生活，而是面对客观、面对现实：开始是两地生活，接着是婆母住院，同时是教子无方的烦恼和难言之苦，小姑子们的婚嫁事宜；还有计划还款事宜等等。
这么多年的夫妻生活中，他们有许多欢乐和收获，小宝贝出生了，拉苏荣的大专文凭与高级职称解决了。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了。“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就是他们多年以来的生活态度。
他们这个家，人多事多朋友多，有时还会来一帮“老外”客人。他们家的规矩是只要进门就是客，一律以诚相待。由于应酬多，也常有等客人走后，自家人没钱买肉，只能煮清水挂面吃咸菜的时候。
周秉健爱上拉苏荣，最初是爱听他唱歌，看他演出是她最美的精神享受。比起她来，作为著名蒙族歌手的拉苏荣是个大忙人。现在拉苏荣一年有130场的演出任务。他不外出走穴，只偶尔有几支歌曲在电台录音。所以，他们主要还是靠他们俩的工资过日子。虽说不富裕，但心里十分踏实。
这么多年了，他们从来都是互相信赖互相支持，把所有需要办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妥当。拉苏荣经常出差或出国演出，大多数是无报酬的任务。每次外出，周秉健都为丈夫准备行装，细声嘱咐。她从来不向丈夫提出要名贵的什么东西，只要求他每次都平安归来。
周秉健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她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以，无论他们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事情都能彼此心心相印。当然，他们对某些问题、某些事情也有争论，并且都有保留个人意见的权利，可是他们绝不互相拿感情开玩笑，人格和爱对他们都同等重要。
如今，周秉健这位北京知青已经安居于内蒙。她与丈夫拉苏荣，还有儿子布日古德、周日和组成了一个美满和睦的家庭，是4万万个家庭中的一个普通成员。
人到中年的周秉健愿意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平平常常的人，做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她不愿意宣扬自己，反对别人恭维、抬高自己。她只希望能够有时间静悄悄地、轻轻松松地自己一个人或和丈夫一起看看书或听听音乐、散散步，而这种机会太少、太少……所以，她在烦恼的时候常常留恋起属于自己的北京生活——15岁以前的日子。
引自：《尘劫----知青畅想曲》丁晓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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