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三届" 作者：刘双

论""老三届""

作者：刘双

一．“老三届”的基本评价
　　“老三届”是指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时在校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有人将后来的69、70和71等新三届初中学生也列在其中）。其中年龄最大的是６６届的高三毕业生，俗称“老高三”。“文革”风雨袭来之时，他们正逢高考即将来临之际。如果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晚三个月发动，“老高三”中的佼佼者将会跨入高等院校的大门。一场风雨，十年光阴，人生的道路由此转向。“老三届”中年纪最小的是６８届初中毕业生。他们于１９６５年跨入中学校门，１９６６年６月停课时年仅１４岁，尚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文革”中，他们在荒废了两年的学业之后，也头戴“知识青年”的桂冠被送上了南下北上的列车。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有３２年。“老三届”中大的已年过半百，小的也有四十六七。在当今少男少女的眼中焉能不老，焉能不丑呢？其实，“老三届”们自己在相互审视时也会有同感。几年前，一男“老三届”曾约会一女“老三届”，想重温一次少年时代的同桌梦。男人留给女人的印象如何不得而知，而那女人衰老的容颜着实让那男人伤感了许久。
　　世间万物由鲜活走向衰败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保尔．柯察金〔１〕的那段名言曾经激励过多少“老三届”。一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只要自觉没有碌碌无为，虚度年华就不会懊悔。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回首花季之时，能够在记忆的长河中采到一朵浪花，让它闪现出往日的明媚和鲜艳就可以自慰平生了。而“老三届”却真的难说曾经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浪漫无邪的青春时代。“老三届”的青春时代是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胡为”、“无为”、“虚度”、“懊悔”应该成为“老三届”人生回忆录中的关键词。
　　８０年代初，“老三届”陆续从农村返城之后，作为一个共命运的社会群体已不复存在。他们消融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二十年又过去了，“老三届”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老三届”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影视节目中。“老三届”自己的回忆文章也一年比一年多。艺术的再创作，失真的回忆和人为的粉饰把历史上的“老三届”搞得面目全非。不断深化的对“文革”的否定的认识应该导致对“老三届”历史形像的重新复位。
　　一位有着四十年教龄的中学老教师曾经在一次家长会上说过，在她教过的所有学生中，“老三届”孩子的综合素质是最差的。这位老师谈的是她的学生，但她无意中涉及了孩子们的家长——“老三届”的整体素质的评价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直率地讲，就整体而言，“老三届”是一个不但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大多数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的一个群体。这一代人的群体素质低于他们的父辈，也不如他们的孩子们。在“文革”中，虽然有一些人也去上过三两年“工农兵”大学〔２〕，可是，那种被“四人帮”推崇的“革命化”大学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含金量”之低是众所周知的。在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类似安慰赛的高考中，“老三届”中的一些幸运儿也曾金榜提名得到深造的机会，他们激动的心情不亚于农民土改期间分到土地时的感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有数字统计７７级、７８级入学新生为６７万人。而这６７万人中有多少“老三届”呢？最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１０万人。而“老三届”的总人数大约为一千五百万人。这１５０比１的比值说明，７７、７８年的高考确实改变了极少数幸运儿的命运，也将国家的教育体制引入正轨。但是，正是在这种所谓的“平等竞争”的考试游戏中，在中榜举子的感恩戴德声中，国家欠下的中断文化教育的孽债被名正言顺地一笔勾销了。而在那些为数可怜的幸运儿中，对知识的渴求已不再是学习的第一目的，人数不乏地表现出来的是对获得一纸文凭的满足和对可以名正言顺地混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窃窃之喜。而那些浪迹江湖十年之久，把上学读书作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的人确也不在少数。即使有个别人经过个人努力，事有所成，但绝对改变不了“老三届”作为一代人由于文化水平偏低，而年龄又相对偏大，在各个领域里竞争无力，即将过早地被社会淘汰的必然命运。在最近几年的下岗大潮中，“老三届”已是首当其冲。
　　　　　　　　　　　　　二．丑陋的“上山下乡”运动
◇ 丑陋的青春
多年以前，有一群“老三届”在北京搞过一个以“上山下乡”为背景，以北大荒农垦生活为素材的摄影展。影展好像唤做“魂系黑土地”，主题辞是“青春无悔”之类字眼。（注意：计算机只能从硬盘字库中调出“芜秽”“污秽”“误会”等词组。“无”“悔”两字只能分别输入）但是，一个思维健全，心态正常的人看过影展后都不会留下美好、健康的印象。照片上的人多是神情和目光都很呆滞。要么做傻笑相，不知其所笑何谓；要么做英雄相，不知其意欲何为。他们的服饰也无款式可言，男女皆宜，中性得很。照片上作为背景的景和物多是一些驴棚，马圈，土坯房和高粱地什么的。不知影展的举办人想向来观者展示和说明些什么？这两年，这类照片又被汇集成册，以《老照片》的形式炫耀于世。那样的生活值得炫耀吗？１９６９年夏天，人类的使者在全人类的目光的注视下登上了月球〔３〕。他缓缓地转过身来，用惊异的目光眺望人类的故乡———太阳系中一个唯一的，蔚蓝色的星球。它浮动在冥冥的黑暗之中，向漫漫的，寒冷的宇宙发出挚爱的光和热。在这全世界都意识到“科技凌驾于一切的时刻”，中国的“老三届”们被剥夺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正在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山坳之中。今天，还会有人去崇尚和再现这种丑陋的青春模式吗？
　　别人如何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旁观者的权利。“老三届”自己对“上山下乡”运动给自己和国家带来的无可弥补的损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上山下乡”运动是应该全盘否定，彻底否定的！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多么高深的理论而需要研讨的命题。“四人帮”倒台之后，国家默许千百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识青年”以高考、病退，困退等各种借口倒流城市，并停止强迫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去“上山下乡”的做法，以及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持续了２０年的，恰恰是与“上山下乡”逆向的“打工潮”都从实践上否定了“上山下乡”运动。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比值，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比值是标志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参数。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绝对地大于城市人口时，这个国家是无现代文明可言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为地将本来在全民总数中就占少数的城市居民驱赶到农村，将发展工业所必须具备的预备人员强制性地转为务农人员。这种国策是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相违抗的，是一种倒退。
“消灭三大差别！”是“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喊得最响的口号。以“上山下乡”为手段去减少城市人口以消灭城乡差别；以减少脑力劳动人员的数量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做法是农业乌托邦主义在２０世纪最荒诞的实践，其后果只能是社会的蜕变。拉大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与工农相结合！”也是一个被喊得震天价响的口号。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一个阶级。而农民落后、自私、目光短浅。为什么不留在城市里去和工人阶级相结合或者干脆让自己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要去农村和一个相对落后的阶级相结合呢？实践和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它只能用来骗人，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
　　２０多年以前，有人写过一首歌颂“文革”，赞美“上山下乡”运动的无耻长诗《理想之歌》〔４〕。１９７６年１月它作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炮弹，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想是得到了姚文元的赏识和认同。据说此诗也是出自“老三届”之手。受到了一点贺敬之诗歌风格的影响，诗人的创作更象是在模仿。虽同属奉命文学，但它却少了些《雷锋之歌》的神韵，也不如《三门峡梳妆台》〔５〕来得流畅。红卫兵文字的影响更是流露在字里行间，可又缺了点儿红卫兵文字中固有的傲气与霸气。总之很蹩脚，不伦不类的，象个四不象。诗中赞美理想的声音就象是痴人说梦，在当时就为很多人所不齿。它和后来成为一位精神病患者的另一位“老三届”当年写下的朦胧诗的开山之作《相信未来》〔６〕相比，显得那么冗长，那么做作，那么另人厌恶。
　　有人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这位气质浪漫的领袖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构思的称之为‘再教育’的革命性创举”。但是，认真考察“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其决策的动因中到底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成份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 丑陋的动因
在“文革”中，因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无理中断国民文化教育和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件事情的互为因果的两个阶段。
　　１９４９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且和学生有牵涉的只有两次：一次是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有５５万人被打成右派，但运动没有在中学生中进行，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而“文革”到来之时，中学生就在劫难逃了，千百万“老三届”成为这场斗争的殉葬品。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一开始就波及到中学。失控的校园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在即的１９６６年夏季的初考、中考和高考一律被取消。此恶端一开，中学的停课状态持续了多年，全国高等院校被关闭达１１年之久。（如果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为限，高等院校被关闭的时间也有七年之久）荒废学业的中学生何止千百万。
　　废科举，办学校是中国人在本世纪初作出的全民族的选择。从梁启超、严复倡办京师大学堂为起点，无论天灾人祸如何惨烈，作为立国之本的国民文化教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就是在决定民族存亡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的文化教育也没有间断。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流亡大学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栋梁之材。“文革”在这个层面上的确名副其实地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年代。子不教，父之过。民不教，谁之罪？今天，“文革”中断教育的后果早已显现出来了。除了官场和商场，几乎各种行业都存在着人才的断层现象，其中，科技、教育领域的这种危机尤为明显。当“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开始逐年成批地退休，离开科研，教育第一线的时候，作为一代人，“老三届”不能挑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担。历史也不得不无情地跨过“老三届”，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更年轻的一代。在全民高唱“科教兴国”的今天，应该清一清这没有偿还的历史的旧帐。
　　文化教育停止了。但中国人的生育没有停止，婴儿们仍在出生，孩子们还在长大。“文革”搞了两年，形势虽然“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但是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中国领导人的面前：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五、六、七岁的孩子已经长到七、八、九岁，还迟迟不能跨入小学的校门。而“文革”开始时的在校的六届小学生也停课两年，仍被滞留在小学校园内。其中后来被称为６９届、７０届和７１届初中毕业生的孩子们也由于国家教育体系的崩溃一直无法完成小学的全部学业和正常地升入初中。让三届，上千万适龄和超龄儿童同时进入小学校园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滞留在小学的三届高年级学生要同时离开校园。理由很简单：小学的校园和校舍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纳如此之多的学生。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学。而“老三届”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当６９届，７０届和７１届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象潮水般地涌进中学校门的时候，“老三届”的学生却不能按照上述模式处理，顺理成章地升入高中和大学。当时的大学正在进行“斗，批，改”，伟大领袖还没有下“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决心。而取缔文科大学好像势在必行。既然是这样，“老三届”便处在一个下端挤压，上端封盖的尴尬境地。他们就象多余的环节注定要从社会的链条中被摘除去了。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校园，被抛向社会。如何处置“老三届”呢？让他们在城里就业上班吗？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扰得各行各业不能正常运作，很多企业都处在开工不足和停工状态，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之多的初、高中毕业生。可供“老三届”走的路只有一条：离开城市。
　　当“老三届”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放下书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时候，他们是义无返顾、责无旁贷的。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当年他们投入那么巨大的热情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到底是什么东西。历史没有嘉奖他们的无私，而是冷漠地嘲讽了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无知甚至使他们无从察觉自己已经被淘汰出局。与以往的右派下乡劳动改造不同：右派们在运动后期被赶向农村的时候，头上都带着刻有Ａ字的政治帽子，而“老三届”被送往农村的时候却身披“知识青年”的圣袍如同皇帝的新装。当他们象废弃物一样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时候，他们还坚信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 丑陋的“自觉者”
“老三届”不愧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中的杰出人物总能够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自觉地涌现出来，想党之所想，急领袖之所急。只用“哗众取宠”四个字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不尽然。这是教育的结果。说得玄乎一点，这也可以算作是政治上的心灵感应吧。用正统语言来描述，这是有党性的表现。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文革”热浪已经波及到了平静的中学校园。“老三届”被滚烫的政治气候熏烤得坐立不安。参与意识，表现意识已经成为一种自觉意识。６月１３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说为了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当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因为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订新的招生办法。６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央和国务院的通知的同时转发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同学以班集体的名义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７〕，她们在信中强烈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已经迫近的高考。她们将高考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相提并论，高呼要砸烂旧的升学制度。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致毛主席的信和写给全北京市师生的倡议书也同时被刊登在那一天的《人民日报》上，他们用更狂热的语言表达了“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愿望，并发誓：“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老高三”中都出现了类似的言行。上海六十一中高三（三）班的同学贴出大字报，长沙一中高三（三）班团支部致信团中央，他们都在控诉旧升学制度的罪恶，都要求取缔旧的升学考试制度。取消高考，中断国民教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不便由国家出面直接倡导的。打民意牌，可以把少数高中生由于头脑发昏表达出的非理性的愿望强加在几十万“老高三”毕业生的头上。本文作者并不想过多地指责当年写信的同学，他们也负不起误人子弟，危害国家的责任。他们舍弃了自己桃李芬芳，欢歌一堂的时光，就以为担负起了天下的兴亡；他们过早地、盲目地进行了选择，可扑面而来的却是不断增长着的民族内耗的滔天浊浪。实际上，有没有这样一些信出现，“老三届”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一场摧枝落蕾的桃李劫是注定要降临的。应该反省的是：“老三届”作为一代人，在被剥夺学习文化知识的基本权利的历史性时刻，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麻木。虽然个别人有一些反应，也不过是不健全的政治神经的抽搐而已。这是社会的文化虚无主义在“老三届”身上结出的，必须由“老三届”自己来吞咽的恶果。
　　教育停止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堵死了。混混噩噩的初中生整天陶醉于革命和造反，废寝忘食地忙碌着。而高中生，尤其是年龄已过２０岁的“老高三”的学生已经开始考虑人生的走向。选择的余地很小，绝大多数人对未来感到渺茫。但是，也有极少数“冷静者”在那昏热的年代，凭借青年人不应有的社会经验和政治敏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曲线迁升的道路。
　　１９６７年的秋天，中学的“文革”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老三届”的去留问题尚未提到日程上来。北京的“老三届”中有“十男十女”（“老高三”的居多）〔８〕不知是因为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旋涡还是想寻找新的兴奋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誓师，然后奔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大草原扎根落户。这“十男十女”颇具浪漫主义的举动如同前文提到的女一中高三（４）班的那封信一样，引起国家的高层的注意，舆论工具广为宣传，一时风头出尽。他们的举动为高层处置“老三届”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一年以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伟大领袖终于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令。与那先知先觉的“十男十女”自愿去草原的情况不同，“上山下乡”从此成为一项强制性的政策。
　　当年火车站送别的歌声、喊声和哭声早已飘散。落户农村的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也早已作鸟兽散。那“十男十女”可能是最先卷铺盖卷返城的一伙人。当年的“模范带头”作用早已成为他们仕途上的一块垫脚石。“坚决同贫下中农相结合，永远扎根农村边疆！”的誓言，放过之后就无声无味了。和许多“模范知青”（比如蔡立坚）相比，他们的誓言要廉价的多。７０年代末期，“老三届”的返城大潮逆不可转，历经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落潮了。却有近百名有全国影响的“知青”联名发出了“坚决扎根农村六十年”的最后一声狂吠，理念之迷乱，时务之不识，冥顽之不化已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度，发誓很随便，背叛自己的誓言也很随便。谁也不会因不遵守自己的誓言而遭报应。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在这种善于政治投机的人的灵魂深处总有一块阴暗的地方，阳光照射不到，只好一直糜烂下去了。
◇ 丑陋的实践
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５日的《中国青年报》说，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６５年的十年间，全国有一百万知识青年落户农村。十年以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３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辉煌胜利　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为标题，向世人宣布：自１９６８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以来，七年的时间里已有“一千二百万知识青年光荣务农”。“文革”前后，全国平均每年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从十万激增到一百七十万。在造成这种大规模地将城市青年驱赶到农村去的诸多原因中有三条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教育事业的停滞甚至倒退；工业发展的相对缓慢；解放以后无节制地被生育出来的人即“老三届”及其弟妹进入了被迫就业的年龄段。
　　“上山下乡”运动起源于５０年代中期。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兴起在６０年代初期。“文革”前夕“上山下乡”政策带来的社会弊病已经显露出来。老一代的“知青”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向社会作出过强烈的反应。“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和“老三届”在“上山下乡”运动面前表现出来的愚昧，尤其是国家制定的铁打的“上山下乡”政策使得“老知青”用青春和血汗换来的教训和全部争取人权的努力付之东流。
　　然而，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十年中，“知识青年”始终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而这种不安定首先来自“知识青年”的内心。许多“知青”的回忆录中连这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都不敢承认。虚伪是“老三届”群体品格中最显著的品德之一，由此可见。正象“文革”以前，很多“老三届”背上粪桶去掏粪，恶心的回家后连饭都吃不下去，可是却在入党，入团申请书上大谈特谈自己的心灵是怎样被屎尿之液洗净了一样。
　　虽然“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和广大的农民及其子弟相差无几，可是，一种因为自己是来自城市而产生的优越感使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农民，也看不起农民的孩子们。就是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贫民的子弟在农民面前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三十年后“老三届”撰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随处可见，虽然他们也承认得到过来自农民的厚爱。“老三届”和更老一代的回乡“知识青年”例如邢燕子、董加耕相比，缺少的是朴实与忠厚以及对乡亲对土地的那种梦牵魂绕的乡情。异化了的革命理想使他们的情感漂浮在半空中，无法升华又不甘沉落。春天，他们虽然和农民一起在田间播种，秋天，却不能在和农民一道收获时同时收获喜悦。秋天是他们返回城市的季节。他们将在无聊和空虚中度过一个漫长的，城市的冬天。把自己失落的脚印留在城市阴冷的街道上，把自己迷茫的身影留在城市人怜悯的目光中。当春天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只好又无奈地回到农村。年复一年，他们象“边缘人”一样游荡在城市和乡间。那种心不守舍，身魂两地的精神状态曾经那么痛苦地折磨过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那种感觉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但是，在众多“老三届”写的“上山下乡”回忆录中，这种落魄的感觉没有被记录下来。
　　想方设法离开农村，改变自己“知青”身份的活动是和“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同步进行着的。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如果有人愿意考证一下“走后门”〔９〕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它与“上山下乡”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权利对于看似平等的“知青”大军的瓦解作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十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千千万万“知识青年”自发和自觉作的一件共同的事情就是抗拒被农民的同化和不惜一切代价返回城市。每逢升学，农转工，调干的机会，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女的不惜出卖色相，男的不惜以死相要挟。他们希望离开农村和农场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着太多的贫困和太多的愚昧，基层的恶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啃噬着他们的青春。邓贤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１０〕向人们再现了中国知青族被欺骗、被强奸、被虐待的生活场景，还原了一个绝望、混噩、丑陋的群体形像。而在更多的“知青”回忆录中，这丑陋的一切被掩饰的无影无踪。这种少数人的掩饰比起大多数人的沉默要可恶的多！是从肯定的意义上，把历史悲剧幻化为正剧；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把历史的真相化为一场人生的悲剧，这是必须正视的。
　　发生在１９７３年的“张铁生事件”〔１１〕已逐渐被世人淡忘。但是，在几乎每一本“老三届”编写的以歌颂“上山下乡”运动为主题思想的“知青”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指责张铁生的文字，内容也如出一辙，说，要不是张铁生，自己就可以上大学了。云云。今天，回首往事，应该为张铁生说句公道话：他何罪之有？为什么不去谴责无理中断全民文化教育的决策者，而要嘲笑张铁生是“白卷先生”？为什么不去控诉将整整一代应该在学校读书的青年人驱赶到农村边疆的作法，而要指责张铁生是一个“大学迷”？张铁生是“老初三”的学生，他没有上过高中，初中毕业后，搞了两年“革命”就去农村劳动，一干就是五年，文化考试考成那个德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物理和化学两门只得了６分，数学６１分，语文３８分）。如果用那套卷子在１９７３年对６７届、６８届、６９届和７０届的初中毕业生进行全国同试，多数人还考不到张铁生这个水平，“白卷”大军不会少于一千万！几乎所有的“老三届”都读过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但是，当他们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的时候，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自己，为自己所属的一代人进行抗争，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倒是张铁生以他特殊的方式，用他的“答卷”向社会，向统治者发出了“我要读书”的乞求声。其相虽丑，其声也悲呀。
◇ 纪念丑陋
前两天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为了纪念“上山下乡”运动３０周年，某公司准备发行金卡，数量三万枚。虽然没有消息证明有“老三届”参与了这件事情。可除了“老三届”还有谁会如此热衷于这件事情呢。
　　凡是发生在历史上的，值得后人纪念的事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一种是因为它的出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五·四”运动对科学和民主的呼唤是本世纪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和最值得纪念的创举。而“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涉及的人有上千万，持续的时间达十年之久，但是，它背离了“五·四”精神，没有给中国带来丝毫的社会进步。有些自己感觉混得不错的“老三届”总是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粉饰“上山下乡”运动，以证明自己的青春没有虚度。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虚构了一个可以欺骗自己孩子们的神话，一个中国拓荒者的神话。但是，从黑龙江的北大荒到云南的西双版纳；从陕北的黄土高原到内蒙古的大草原，“老三届”没有开发出一处“辉煌的西部”，他们留下的只是一片片枯萎的橡胶林和因过份砍伐树木形成的一座座光秃的山岭，和被他们遗弃的，已经长大成人并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区别的亲骨肉，还有那至今都难以启齿的羞辱和痛苦。“上山下乡”运动是十年浩劫的副产品。是“文革”这部反文化，反文明的大合唱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声部。“文革”是国耻。国家之耻，国人之耻。“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中国青年的耻辱。如果一定要纪念的话，那就应该只是为了这曾经发生在共和国青年人身上的悲丑剧永不重演。
　　　　　　　　　　　　　三．丑陋的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控诉文革的罪恶。好像在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浩劫中只有四个人在作坏事，而其余十亿减四的人都是受害者，都是无辜的，清白的。于是历史上的“文革”失去了载体。但是，如果这个载体确实不曾存在的话，“文革”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和发展。对“文革”的反省应该是全民族的。既包括执政党也包括老百姓。“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历史却没有善待他们，他们也没有善待历史。“老三届”在“文革”中有被欺骗和利用的一面，但是，主动迎合，积极参与却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 丑陋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毒焰首先是在大学校园被点燃的。但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压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１２〕发表后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局面，很快变得冷冷清清。于是，毛泽东走出滴水洞，在畅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之后，他作了两件一反常态，惊骇全党的事情。一是写下了《炮打司令部》〔１３〕的大字报，向全党公开了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一是亲笔给清华附中红卫兵〔１４〕写回信，表明他老人家已经找到了一种让政敌和同盟者都意想不到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由他任意号令，招之即来，挥之则去，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将中学生推向政治斗争的最前沿确实有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用。　　中学生的年龄是从１３岁到１９岁。这是一个从身体发育到心理发育都尚未达到成熟的年龄段。青春的躁动、是非的无断、理念的易变，再加上抖擞的精神和旺盛的精力都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年龄段。教育学和心理学都认为，中学生是需要特别加以引导和训教的一群。英文中有一个特指处在这样年龄段的人的专用名词：teenager。它是由teen和age复合而成。可是，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合名词，只在表征处在该年龄段的青年的年龄特征。更深层的内容在于涵指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教唆和误导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一种反复无常、丧失理性的倾向，因而是极端危险的。文革中的“老三届”正是这样一个群体。
　　历史对“老三届”的选择看似偶然，但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建国十七年以来，以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社会教育培育了“老三届”以仇恨为底色的社会情感，“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种情感的宣泄中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五七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批判和斗争愈演愈烈，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普遍认同。这种反文化的倾向对“老三届”影响是极为可怕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主义的；西方的文化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五十年代还可以接受的前苏联和东欧的文化到了六十年代也成了修正主义的东西。“老三届”的精神世界近乎一片荒漠。“文革”前夕“老三届”只能接受以《收租院》〔１５〕为代表的控诉艺术和以《红岩》〔１６〕为代表的烈士文学。前者对“老三届”的影响是将不同社会制度的比较转变成对人的仇恨，后者是把信仰的追求转变为对复仇的渴望。在不断地、反复地对“人性论”进行批判的同时，“老三届”接受了日益深化的个人崇拜教育。其中，学习雷锋的运动〔１７〕将个人崇拜的方式进行了推陈出新，学习毛主席著作也由此走上实用主义的道路，对毛泽东的神话莫过于在“老三届”的心中。
　　从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开始全面抨击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方针政策。文化部被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宣部被喻为“阎王殿”；评价最低的是教育界——“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文革”前，“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给“老三届”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些以抨击现行教育体制的讲话一经流传，不尊敬老师，不崇尚知识之风即刻成为一种时尚。“文革”前的《中国青年报》曾刊出过一篇嬉笑之文《获取５分的“秘诀”》〔１８〕，它的作者就是“文革”中的“老三届”。这篇文章比黄帅小姑娘的日记要早了将近十年。把它算作是“老三届”泼向自己老师的第一盆污水可能是不会有误的。北京市东城区某校初一的学生在１９６６年初曾写出一文，题目在当时就非常吓人——《现在的学校培养不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其矛头还是对准了教育体制和老师。无论是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哲学观点的批判，还是对田汉的“有鬼无害”的戏剧理论的批判，“老三届”都积极参与，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文革”风雨未到，“老三届”已经跃跃欲试。政治思想的“热身”运动已经完成于无形之中。
　　“文革”中的“老三届”是红色的“teenager”。以红卫兵为代表，以“八一八”为起点，“老三届”呼啸着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有一千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这里接受过他的检阅。“八一八”是“文化大革命”这出中华民族的悲丑剧拉开大幕的时刻。那红色的古城楼就是一座历史的舞台。无论以后如何，或寿终正寝、或横尸荒野、或腊炬成灰、或面壁囚笼，剧中的主角都从幕后走向台前。毛泽东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举起手，挥动着他手中的绿军帽，而他的目光却没有投向在他脚下的芸芸众生。端详那张由摄影师留下的，记载着那历史瞬间的照片，人们会发现：毛泽东微昂着他硕大的头颅，把他的目光投向无际的苍穹。与这神情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红卫兵的狂热，他们欢呼着、呐喊着走过天安门城楼，个人崇拜的狂涛巨浪席卷了天安门广场。这种场面与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柏林的火炬之夜〔１９〕何其相似。
　　红卫兵不分男女，都身穿黄色的旧军装。不知是天太热的缘故，还是故意要摆出这副样子，每个人都捋胳膊挽袖子，刁蛮之像让人兵痞难辩。男的是清一色的小平头，女的多是超短发，也有的女红卫兵将自己剃成一个秃子以示革命。不知她们是怎样将革命和消灭女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封建意识形态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倾向那么自发地而又自然地毒害着少女的心身。如果当时可以做变性手术，这些女娃子们会毫不犹豫地躺到手术台上去的。站立时双手插腰。说话时国骂不离口，本来没有骂人习惯的人为了显示自己已经不再温良恭俭让，也要在讲话时生硬地带出几句“他**”来。走起路来乍着胳膊，象一只只横行霸道的螃蟹。而远远望去又更象一片专门啃噬绿叶的蝗虫。这是一股真正黄祸。它的肆虐虽然时间短暂，却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丑陋的一页。
　　红卫兵这个短命的怪胎一降生到这个世间就发出了两声惊世的怪叫：一声是“造反有理”；一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 丑陋的口号
其实，第一个讲“造反有理”的是毛泽东本人。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的大会上发言，其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科学共产主义的这种抽象是否科学、严谨是值得推敲的，即使是面对陕北的庄稼汉。二十年以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语无伦次，逻辑混乱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造反有理”四个字被重新诠释。今天重读三论《造反》，其立论之荒谬，论据之牵强，论述之无理当不必说。值得探讨的是：文章的作者小小年纪，吃了十八九年的粮食，书只读到中学，事还没有作成一件，那里来的如此了得的傲慢与嚣张。他们贵为金枝玉叶，既没有人压迫他们，也没有人剥削他们，到底有何反可造？
　　解放初期，有人曾告戒干部子弟要以史为鉴，不要重蹈满清八旗子弟〔２０〕的覆辙。这种告戒固然用心良苦。希望干部子弟不要堕落当无可指责。但这种期望是以认定干部子弟应当享有特权为前提的。事实上，这种特权从共和国建国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着。在如何对待下一代的问题上，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摆脱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帝业子承的世袭观念，代之以天赋人权、平等竞争的思想，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奢望。干部子弟从小就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平常百姓家的孩子。和八旗子弟一样，他们是特权阶层，是精神衙内。傲慢与偏见简直就是与生俱来。没有人敢于无视和怠慢这种骄狂。但是，“文革”的实践证明，这种骄狂导致的行为比起他们的沉沦和颓废给社会给国家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的多！干部子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中生活条件最优越，政治待遇最特殊的一个群体。社会对他们的娇惯养成了他们感情用事、为所欲为的性格。当“文革”来临之时，他们本来有条件凭借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所获得的便利去准确地揣摸领袖的用心所在，去理解“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浅显的内涵，从而避免在这场以打倒自己父辈为第一目的的“革命”中的充当冲当冲锋队的角色。然而他们只是凭借自己想象去理解甚至企图左右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他们带上红卫兵的红袖标，高喊“造反有理”的全部意图就是要借“文革”之机，向社会向人民索取更大更多的特权，使自己不但可以享有凌驾于同龄人而且享有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的权利和地位。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干部子弟的这种骄狂。因为这种以无知和任性为特征的桀骜不逊不可能逃出忠君思想和个人崇拜的阴影。
{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大的阻力来自一个社会正常运作所必须具备的秩序和法统。按照党章和宪法所规定的领导人产生和废黜的程序，就无法打倒刘少奇和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贫民造反的模式可以置一切法规于不顾。但是在共产党的天下谁敢举旗造发呢？地富反坏右不敢，知识分子不敢，工人农民也不敢。历史选择了红卫兵。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中，毛泽东肯定了“造反有理”的口号，使之成为“文革”中喊得最多，喊得最响的纲领性的口号。党纪国法，伦理道德在这个口号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从此，造反的祸水流遍全国，运动也从“有序”走向“无序”。
　　但是，中学红卫兵的失宠来得之快是连他们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红旗》杂志十二期的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中曾高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万岁！”，可是，从“八一八”　到《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２１〕发表不足１００天的时间，“小将们”就从辉煌的颠峰上滚落下来。少爷小姐们也曾为此闹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可是“造反有理”的接力棒还是不得不交给平民出身的，与“走资派”没有太多血缘关系的蒯大富和王大宾〔２２〕之辈。然而，属于“老三届”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喊“造反有理”的口号，自觉地为这场浩劫推波助澜的历史“功勋”，堪称丑陋之最，是应该被写入史书的。
◇ 丑陋的对联
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现代血统论的代表作。虽然谭力夫〔２３〕极力兜售此货，但是它的主要市场不是在大学，而是在中学校园。身为儿女，人皆有父母。对联的咄咄逼人在于没有人可以逃避，也没有人可以选择。
　　现在还无从考证是谁，也没有人出来表示自己应该享有对对联的发明权。但它~是“老三届”的专利是不会有问题的。辛亥革命５５年之后，如此荒唐的玩意儿在当时北京的每一所中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封建主义的破烂货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社会主义正统思想的殿堂，究其根源，与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有关，与以“自来红”自称的干部子弟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入党的爷娘头脑中还没有得到改造的农民意识有关。
　　解放以后，渗入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社会教育深刻地影响了“老三届”。“文革”前夕，中学生之间已经没有友谊可言，人性的失落已见端倪。在很多学校已经出现“出身好”的同学自觉地、有组织地排斥、打击“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倾向。人为地挖掘阶级的鸿沟，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对象。“文革”的到来，“对联”的出现，使上述情况恶性发展，最终演变成一场新种姓歧视的丑剧。
　　面对高悬的对联，非“红五类”（红五类是指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的人格和尊严丧失殆尽。革命的诱惑与血统的卑贱在扭曲他们的人性。有一个女孩把社会对她的歧视转变成对母亲的仇恨，在对母亲拳打脚踢之后，勒令母亲跪在地上，用剪刀剪去了她的全部头发。笔者的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为了表明自己脱胎换骨的决心，不止一次地在对联的辩论会上狂喊：“我就是一个混蛋！”行文至此，他那张无血色的小脸，不知所措的眼神又浮现在我的面前。我不敢想像他是如何缝合这精神的创伤的。耻辱莫过于精神的自残。“文革”的丑恶可见一斑。
　　对联的出现使青年人本应五光十色的理想被抽象为对革命的图腾崇拜，而本应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境界的革命被转变为对家庭出身的攀比和计较。有的学校高干子弟云集，红卫兵组织将革命干部的标准定为：行政级别１３级以上，入党时间在３８年以前的人。于是，有一大批本来可以在人前显贵的干部子弟硬是被推入“职员子弟”的行列被搞得灰头土脸。而那些根正苗红，将别人斥责为“狗崽子”的“自来红”们的好景也不长。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些“自来红”们的迟钝使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场运动的矛头所向正是他们日夜引以为自豪的老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才发现自己正在完成一个被自己的逻辑所认定的，由“好汉”向“混蛋”的转变。
　　“对联”问世不久，“老三届”中不是“混蛋”的人已廖若晨星，还真有点“池浅王八多”的味道。直到１９６６年１０月，才因“对联”的荒谬实在是显而易见，才由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２４〕出面讲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但是，血统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毒化人们的生活。
　　遇罗克烈士〔２５〕因反对“对联”，撰写《出身论》而惨遭杀害。他倒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他的血溅在“老三届”的身上、手上。遇罗克是中国２０世纪后５０年中出现的最勇敢，最杰出的思想者。他的绝笔“乾坤持重我头轻”一定会流传下去。但是他和他的诗不属于“老三届”。
　　今年是１１届三中全会召开２０周年。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地为世人所认识。在纪念它的日子里，人们似乎忽略了三中全会作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摘去全部地主、富农份子的帽子，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对于他们的子女来说，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个决定犹如“解放黑奴”的宣言。他们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和其他人一样在共和国的同一片蓝天下自由地呼吸。勒在上千万“剥削阶级”子女及其亲属头上出身不好的“紧箍咒”被摘掉了。以“出身”界定人的优与劣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 丑陋的作品
红卫兵不但有自己的口号也有自己的作品以表达自己的好恶。
　　３２年前，红卫兵自己创作的以宣传造反精神为主题的歌曲简直多如牛毛。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强音悍调也渐渐地被人遗忘。可是，有一首歌笨拙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影视节目中。《造反歌》是“老三届”给历史留下的又一“杰作”。它的词曲作者不详，但它的“诞生地”应该是北大附中。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所谓“黑帮”是１９６６年四，五月期间的《人民日报》对“三家村”〔２６〕的称谓。后来被用来泛指所有被认为有必要被打倒的人。所谓“见阎王”就是夺人性命。不管“说党不好”的人讲得是否有道理，也不管是说党在某一个方面或是在某一个时期作过不好的事情还是说党在全局性的问题上有过不好的决策，总之，都要夺其性命。后来的事实证明，歌词中的誓言并不只是一种意愿的夸张表述，而是实际行动的写照。其实，这种危言耸听的提法并不是“老三届”的发明。“老三届”只不过是受到了林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种讲法的诱导，鹦鹉学舌罢了。在“老三届”长大成人的岁月里，法制教育是一个盲区。杀人夺命之事无需法律条文的认定，也不需要司法部门的核准，“文革”中他们就是这样作的。诗言志，歌也言志。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同父辈的《毕业歌》相比，《造反歌》是败笔。
　　中学红卫兵的思维走向和他们的价值取向多是通过大字报和自己办的报纸来表达的。他们贴出的大字报的数量是不可计数的，但是没有留下记录，除了少数极端作品，如《三论造反》之类。而红卫兵办的报纸刊物虽然屈指可数，但保存下来的数量却很可观。一张大字报的出现往往与作者的个人在写作时的情绪有关而带有随机性，而报刊上的文章却要经过一群人的讨论比较能够反映一个群体的意志。出现在北京的红卫兵报纸有《湘江评论》《火星报》《莱茵报》〔２７〕等。这些报纸除了顽固地、不厌其繁地贩卖“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狗皮膏药之外，还有一个喋喋不休的宣传主题，就是“镇压流氓”。红卫兵对流氓的关注始于红八月，而到了他们失势以后，向人民群众高喊一声“镇压流氓”也可以使自己心态趋于平衡。任何一位政治家，任何一个有理念的政治派别都不会把镇压流氓看作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件什么要紧的事情。更何况毛泽东。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镇压流氓”扯在一起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红卫兵心目中的所谓流氓是指那些家境贫困，上不起学而又没有固定工作的社会青年。红卫兵对这些本应得到社会救助和同情的同龄人倾注了极大的仇恨看似难以理解，其实也很正常。说到底还是血统论——那个社会的新种姓歧视在作怪。
　　提到红卫兵的刊物应该提一下１９６８年初出现在北京中学校园的油印刊物《准备》。《准备》与人大附中的红卫兵极端分子有关。北京红卫兵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早在一年以前就显露出水火不相容的态势，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是“文革”中出现的第一支反江青的的政治派别。但是，在读过《准备》的全部文字之后，就会感觉到这份与“联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刊物的指导思想是混乱的。《准备》在它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记实性政治小说，它被放在首篇的位置，小说的标题也是《准备》。小说以康生等待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素材。小说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调描述了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的景致，表明了作者的身份非同一般干部子弟，作者在小说中借康生的头脑所进行的思维和当时官方对搞“文革”的必要性的解释没有任何不同。小说用尽美好的辞藻把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描绘成一位忧国忧民的，与领袖肝胆相照的旷世之才。小说是这样结束的：通向主席办公室的红色电话响了，他（小说一直没有说出康生的名字）大步跨了过去，拿起电话说：“我是康生”。康生在“文革”初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组织北大哲学系师生给校党委贴大字报以捞取政治资本的勾当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新闻。康生，被外国人称为龙爪的人，在红卫兵的刊物上被喷涂、被神化恰恰说明红卫兵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决裂只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而不象有些人自吹的那样，是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对峙。
　　在“极右”的红卫兵思潮之后，“老三届”中浮现出来的“极左”思潮也同样没有挣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罗网。《一切为了“九大”》（上海）、《中国向何出去？》（湖南）、《论新思潮》（北京）、《今日向何方》（广西）等文章的出现表明，“老三届”中已经崭露出现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个倾向的尽头就是无遮掩的法西斯主义。它的疯狂和歇斯底里使“中央文革”都感到恐惧。这种疯狂也被有些“老三届”自吹为反“文革”的先知先觉是没有一点道理的。这种自吹自擂尤其表现在最近国内外出现的一股研究“文革”异端思潮的热浪中，其作浪者的多数还是文革中的“老三届”。
◇ 丑陋的行为
红卫兵思潮的出现是一代人思想混乱的总爆发。而思想的混乱一定导致行为的疯狂。
　　“八一八”之夜，躁动的红卫兵为了报答领袖的召见之恩，为了实现建立功勋~的梦想，他们迫不及待地向“旧世界”宣战了。数不清的事例证明，所谓“破四旧”〔２８〕的锋芒所向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多少古迹被破坏，多少文物被焚毁。不肖子孙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这种行为不只是丑恶而是一种罪恶了。
　　在八月的红色恐怖中，人们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残杀地富反坏右人员及其家属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北京六中位于中南海东侧、天安门西侧、人民大会堂南侧。在“红八月”中，六中红卫兵在校园里设立的“刑讯室”，曾恶名远扬。对“阶级敌人”捆绑吊打是家常便饭。甚至将滚烫的开水倒在一位７６岁的老工人的身上，在老人的残叫声中红卫兵们和以魔鬼一样的嚎笑。
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也是历史的见证：鲜血染红了舞台，鲜血染红了幕布。舞台上上演杀人的活剧，舞台下爆发出嗜血者的欢呼。
　　首都红卫兵在大兴县向地富份子及其子弟举起了屠刀。被杀死的人，最年长的８０岁高龄，最年幼的仅出生３８天。被满门抄斩的有２２户人家。
　　这种杀人的游戏，以“红八月”为始端，在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愈演愈烈。广西省出现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公然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的口号，肆意杀戳“四类份子”和他们的后代；湖南省道县、邵阳县等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集体屠杀地富及其子女。
　　打、砸、抢、抄家之风刮遍全国。中国社会的基本人权指数已接近零。住在在协和医院宿舍的一青年孕妇在“红八月”被抄家时同时被强奸，施暴者是革军子弟，年仅１４岁。如果“文革”博物馆真的建立，应为“红八月”独辟一个展室，让后人不要忘记这即丑恶又凶恶的一幕。
　　如果说制造“红色恐怖”是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那么对教师的人身和人格的侵犯则是“老三届”的群体行为。“老三届”在“文革”中最先攻击的对象就是曾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厚爱的老师。学生对老师的侵犯是全方位的。辱骂，批斗，殴打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有些学校的“老三届”甚至将老师活活打死。例如，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实验中学）的校长卞仲耘女士〔２９〕就是在本校的操场上被一群十六七岁的女中学生活活打死的。这种学生将老师打死，逼死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许多经历过“文革”的老教师提起往事仍然不寒而颤。有人说“老三届”是用狼奶喂大的，这种比喻并不过份。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教育，不断进行的对“人性论”的批判使“老三届”缺少爱心，崇尚兽性。一旦土壤适合，就会开出血淋淋的恶之花。遗憾的是，“文革”过去３２年了，“老三届”中没有人出来认领和忏悔这一份罪恶，向老师们，向死者的家属，向全社会说一声对不起。这在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
　　１９９８年夏天，原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老三届”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再次回到北京。和前几次一样，她是为在“文革”中被打死的中学老师而来。早在２０年前，她曾去探望被她的同学打死的老校长的家属。她是唯一一位来探望死者家属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１０多年前，她在《女性的野蛮》〔３０〕一文中再次重提往事，作为围观者“我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有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过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这是来自老三届的第一声忏悔，只是声音太微弱了。卞校长的死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是什么东西驱使着她对自己发出如此强烈的自责呢？是一个人的没有泯灭的良知。说“老三届”是丑陋的，是因为在“老三届”中象这样良知未泯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历史却让他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在回忆和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经历时，往往使他们的内心产生阵阵的疼痛。他们不能忘却那如烟的往事，但在公开的场合却要回避使自己陷入窘境的话题。历史是不好随意涂抹的。“文革”中展现出来的也并不只是某些个人言和行的丑陋，而是全民族的弱势和劣根性。消灭这种弱势，铲除这种劣根性必须从每一个人作起。文过饰非不能根治民族的顽症。
　　　　　　　　　　　　　四．请做如是说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老三届”也不例外。探寻这些代表人物的足迹可以窥见和理顺“老三届”思想的脉络。这些年来，偶尔也能读到一些他们回忆往事的文字。但是其中流露出来的忏悔之意不多，炫耀之意不少。最近，我曾从朋友手中得到陈永康（笔名：咏慷）先生的自传体小说《青春殇》。我抱着极大的兴趣，用十个小时，一口气读完全书。掩卷之时已是深夜。陈永康先生当年与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同为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因反对工作组名震京城，有“中学蒯大富”之美称（反工作组的蒯大富与刘少奇的大女儿刘涛同为清华大学的同学）。作者是当年政治旋涡中的人物，他曾因与“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女儿为政敌而中得“大彩”，今天他却没有采用回忆录的形式，直述当年的往事和今天对那段历史的在认识，而是采用了小说的形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许有他的难言之隐。而整部小说的文字，以《后记》中的表述最能概括作者对自己，对红卫兵运动和“老三届”的评价：
　　“他们虔诚地在信仰的祭坛前奋斗牺牲，坚韧地在灵魂的炼狱中忍受熬煎，向往献身，期待着历史的承认。他们火热的革命热情，对祖国前途，对人类命运‘舍我其谁’的高度责任感，恐怕会永远载入史册，另人感奋。”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
　　应该坦率地承认，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失望了，深深地。
　　“文革”过去三十年了，写出这种的文字，能向历史交代吗？
　　不知陈永康先生当年的“战友”、现居美国的何芳芳女士对“文革”的认识停留在什么样的水平上？
　　我在猜测。
　　也许，再过一些年，能够看到以下曾经有着全国影响的“老三届”或者是他们的亲属写出的，有着较高境界的文字，一定会感到“非常有趣”（“老三届”作家王小波的习惯用语）。而另一方面，又很有一些人，以“成功者”最为典型，无视这些“代表人物”的历史存在，不承认这些“代表人物”的典型性思维和言行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老三届”的世界观的基本轮廓，以证明自己在那场浩劫中做到了洁身无垢。这种辩白实在是多余。
　　这些代表人物是：
　　１９６５年撰写《获取５分的“秘诀”》，北大附中“老初三”的学生宫小吉；
　　１９６６年６月给党中央写信主动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高考的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的部份“老高三”的学生；
　　１９６６年六月在清华附中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的卜大华，骆小海和王铭；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代表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上讲话的，北大附中“老高一”学生彭小蒙（女）；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将其名字“彬彬”改为“要武”的，原师大女附中“老高三”学生宋彬彬（女）〔３１〕
　　１９６６年９月组织起来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首领，北京四中“老高三”学生孔丹；
　　１９６６年“八一八”之夜起草《向旧世界宣战的最后通牒》的，也曾代表首都红卫兵在天安门上讲话的，北京二中“老高三”学生冯晓新；
１９６７年春天，由“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领导成员：北京２５中“老高三”学生李冬民，北京二中“老高三”学生刘龙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老高三”学生陈永康，清华附中“老高三”学生刘刚（女）；
　　１９６７年在《四·三战报》创刊号上撰文《论新思潮》的作者（原良乡电校学生）
１９６７年秋天去内蒙牧区插队的“十男十女”；
　　１９６８年在湖南因撰写《中国向何出去》一文被判有期徒刑１０年，原长沙一中“老初一”学生，后来居住在澳洲的杨曦光（现名杨小凯）；
　　“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全国性标兵：孙立哲（北京），董良鬲（北京），丁爱迪（北京），朱克家（上海、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蔡立坚（北京，女，已故）；柴春泽（辽宁）〔３２〕
　　１９７３年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中“交白卷”并力呈“知青”现状的张铁生（辽宁），
精神病患者，朦胧诗开山之作《相信未来》的作者，北京某中学学生郭路生；
　　原北京四中“老高三”学生，朦胧派诗人，现居住在美国的赵振开（笔名北岛）
　　１９７６年１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理想之歌》的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部份“工农兵”大学生）；
　　还有：
　　１９６６年在广州参加红卫兵，现居住在美国的王希哲
　　１９６６年在“人民大学附中”参加红卫兵，现居住在美国的魏京生；
　　等等，等等。
　　　　　　　　　　　　　五．结束语
　　有人曾用“青春方程式”〔３３〕这种时髦的提法来涵盖“老三届”复杂的青年时代。如果一定要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老三届”心路历程的话，就应该这样来描述：
　　这个以时间为自变量，表征人生价值取向的函数不是一条连续曲线。它有着如此多的间断点而显得那样支离破碎。它有着那么多的拐点，表明它的走向盲目多变，前后不一致，尽显其价值观的浅薄和世俗。在它的全部定义域内，只出现过一个绝对值看似辉煌的极大值，遗憾的是它却落在了负值区间，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低谷。它不是一条递增曲线，随着岁月的流逝可以构造起一个令后人羡慕的人生，积累起比物质财富更具诱惑力的精神财富。在这个人生的坐标系中，彻悟是一条无形的渐近线。逼近它需要时间更需要勇气：时间用于思考和反省，勇气用于直面那不堪回首的过去。〔３４〕
　　“老三届”这三个字本身散发出来的历史气息，已不需要在使用它的时候再对其进行任何修饰。这一代人的历史形像应该定格了。诸多已经被经过反复推敲后使用的定性句语，例如：“独特的一代”（乐黛云）〔３５〕、“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李辉）〔３６〕、“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丁东）〔３７〕、“在那邪恶与崇高交织时代中所成长起来的‘老三届’只有他们才在理想境界与创造魄力上与２０年代知识分子相匹敌”〔３８〕等等，都没有准确地定位历史上的老三届。选择“丑陋的老三届”这样一种清晰而简捷的提法是比较客观、比较恰如其份的，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个时代是丑陋的。
　　低调评价“老三届”就是要具体地，一点一滴地否定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为了使这民族的悲丑剧不要再重演。
　原载《黄河》１９９９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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