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知青历史命运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 李庆霖写给毛泽东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录入者附注：毛泽东亲笔复信并附300元钱通过邮局寄给李庆霖。复信全文如下：“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人物解读李庆霖】

    李庆霖先生去世了，让人们不禁回想起往事，无限感慨。刚才看到一个帖子，把李庆霖尊为“知青之神”，俺觉得太过夸张了。跟帖中也有许多奇谈怪论，还在不失时机地神化毛，真让人哭笑不得。李庆霖先生对于知青，客观上是个有功之人，理当为此受到尊重。但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有必要对他进行一番客观的认真的解读，粉碎那些想乘机为文革、为毛、为知青下乡运动涂脂抹粉的企图。

    一、李庆霖的信，证明了文革的彻底失败。

    不是总有些文革爱好者，喜欢说文革是要“砸碎旧的官僚体制”吗？看看李庆霖的信吧，尽管人民政府被夺了权，改名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新生的官员们，同样是鱼肉百姓，欺上瞒下，官僚体制本身没有受到半分触动，只不过是打倒了一批被叫做“走资派”的人而已。不是总有些文革爱好者，喜欢说文革如何如何大民主吗？李庆霖没写大字报，他也不敢写，如果他写了，他一定会被套上“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反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李庆霖这封信，撕去了罩在文革头上的所有美丽的面纱，将其丑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二、李庆霖的信，揭露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本来面目。

    这一点不用多说，多看看那封信就可以了。后面还要讲到另一个人对上山下乡的评论。

    三、不要神化李庆霖。

    有人说李庆霖写这封信是“为民请命”，俺认为不是。李庆霖的信，充其量也就是一封“上访”信，是为自己的儿女请命。当然，这封信在客观上起到了改善知青命运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当年李庆霖写的这封信，也并不是通过正规的信访渠道递上去的，也走了“后门”，否则根本不可能上达天听。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再也没人提起了。李先生信中所写，句句真实，不敢有半点夸张，也不敢对上山下乡运动有半点不满，只是诉说自己的孩子在农村的遭遇。当时为自己儿女申诉写信的大有人在，但根本就递不上去，走不到省级知青办就被打回当地了。只有这一封走了“后门”的信递上去了。

    俺还要说说毛公的眼泪。有篇文章讲到毛公在游泳池听着李庆霖的信，流下了眼泪，人们不禁感慨道：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哪！俺要说，你先慢点感动！这眼泪流没流，俺是不知道，但俺知道，他老人家早就知道知青在农村的日子不好过，并不是从这封信的第一次听说，为什么一直无动于衷？现在人们喜欢用“作秀”这个词来形容一些政治家们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俺是不想用这个词的，但还是忍不住想起了这个词，真是罪过。

    还是再说李庆霖吧。李庆霖得到了三百元，从此大红大紫。过了两年，在批邓的时候，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反潮流要出以公心》，文中明确表示他写那封信就是出以公心的反潮流之举。当时俺们在读那篇文章的时候就在一起议论：这人怎么吹牛都不觉得脸红啊？俺们从那封信里，怎么都读不出个“公心”来。当然，这个时候的李庆霖，早已身不由己，成了一根政治棍子了，对此不必责备李庆霖先生，当时的政治环境确实毁了一大批杰出人士，包括演样板戏的浩亮、刘庆棠，打乒乓球的庄则栋等等，这对于他们个人是悲剧，对于中华民族也是悲剧。

第二封信: 张铁生写在白卷上的信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任何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这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的应负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作，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签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人物解读张铁生】

    此信是1973年辽宁知青张铁生在参加高校入学文化考试时写在理化试卷背后的一封信。张铁生在写此信之前，已经参加了语文、数学考试。考试均为开卷，允许翻书。张铁生此次考试的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此信被毛远新发现后，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他上了大学，被突击入党，受到江青的亲切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张铁生入学后，任该学院的党委副书记，1975年任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张亦随即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第三封信: 知青肖芸致“各位领导”

各位领导：

    我们是1964－1968年下乡，1978－1979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新天地的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10多年（最长农龄达到15年）。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什么牺牲品，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

    令人不解的是，在城里，转业军人算工龄，闲散劳动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工期都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乡知青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点，知青回城也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把知青回城看成是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到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回家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的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都在传说：1985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专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够理解我们的忧虑？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都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在农村干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不让老实人吃亏”，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制度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换回国家传送的福音。

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人物】知青肖芸疾笔上书的故事

    这是知青历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重大新闻。

    1979年，肖芸结束了10多年的知青生涯，带着女儿、丈夫一起返城，招工到湖南株洲的一个工厂就业，分配到厂幼儿园当保育员。

    知青回城的心愿了结，但当他们回到城里，返城的激动心情平静之后，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去时，尴尬的局面却随之而来。住房问题解决不了，工资级别低，生活出现困难。

    知青为此曾以多种形式反映了要求提高待遇的呼声，但因当时涉及面广，无相应政策可作参考，一时无法解决。这时，湖南的部分知青结伴来到株洲找到享有“智多星”称誉的肖芸。她说：“所有问题的症结就在我们的工龄上，与同龄人相比，没有下乡的人要比我们多十几年工龄，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差距。只要中央承认我们下乡时的‘农龄’，我们的待遇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大家听了这番话之后，提出要她给党中央写信，“你写好后，我们联名签字。”

    1982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肖芸趴在家中一条高凳上，写了上面这封信。

    肖芸几易其稿，为了在措辞上不至于失妥，她整整写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她将抄得工工整整的信拿到头天晚上还热血沸腾的知青们面前，在信后附了几张白纸，以备大家签名。信在大家手上传阅，所有的人都一致夸奖信写得好，但就是没有一个人签字。“我家有老有小，这次就不签了吧。”“我一个工人出身，还是让那些有背景的人先签。”肖芸顿时如坠冰窟，她当着大家的面，在落款处愤然写下“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南华幼儿园肖芸”。这时，大家簇拥过来，其中一位知青拿起了桌上的笔。

    “等一等！”肖芸大声喝止。接着她示意拿笔的人放下笔，停了很长时间，她才哽咽着说：“你们都不要签字了，信是我写的，我自己把它寄出去。”

    出于夫妻之间的信任和责任，她决定把这封信寄到北京前，先找丈夫谈谈。“我的确不是对你和女儿不负责任，话总要有人讲，我一定要为全国2000万知青讨一个公道。”丈夫极力反对无效，只好同意。

    肖芸对党充满了信心，为了保证中央领导能够收到信，她将信一式三份分别寄到三个单位。一封经何爱秋（现任南方公司幸福幼儿园幼师，也是老知青）转寄给她当时在《美育》杂志社工作的姐夫潘运告，一封寄给国家计划委员会，另一封寄给了当时在青年心目中最具权威性的媒体《中国青年报》社。

    寄完信后，她如释重负，但亲友们善意的提醒、批评又使她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肖芸将信寄出之后，她抓紧时间做了几件事：请了三天假，赶回老家，帮年迈的父母打了2000斤煤饼；接着将自己的毛衣毛裤拆了，给女儿织了几件毛衣（其中一件，女儿一直穿到大学入学）；第三件事，她再次要求丈夫做好随时离婚的准备，并找来几位知心朋友，安排好“后事”之后，将家庭托付给他们。

    1983年元旦刚过不久的一天上午，肖芸被南华幼儿园园长叫到办公室，通知厂信访办要她立即去一趟。“你给省里写过信？”信访办主任问肖芸。“是的。”肖芸这时心里已经七上八下了。“写的是啥事情？”“要求中央在制定知青政策时，把下放知青的农龄算作工龄。”信访办主任脸上一直表情异样，这时，他又上下打量了面前这位普通的幼儿教师。“你真有两下子，省委办公厅打电话来，让我们信访办转告你，胡耀邦总书记对知青待遇作了重要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着手调查解决知青工龄问题。”

    肖芸这时才如释重负。

    那封最终抵达胡耀邦同志案头的信，由潘运告转交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以收集民情的名义并附上呈辞提交湖南省委。当时正逢省委有一批急件需派专人乘飞机到北京送请胡耀邦批示，这封信便幸运地、快速地成为胡总书记落实政策的“六年两千件”的一件。

    1985年国家人事部颁发的《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下发之后，知青的待遇得到正式解决。

    知青们兴奋不已，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当时在幼儿园工作的普通回城知青为此做了关键性努力。没有几个人知道肖芸和那封信。肖芸虽然感到自豪，但她却从不声张。

    就在湖南长沙企业家、老知青郭晓明策划、撰写知青史《告诉未来》之际，知情者透露了这条迟报的新闻。于是，湖南知青们纷纷寻找肖芸，接着，肖芸的名字在知青中不胫而走，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

    肖芸也是知青政策的受益者，由于她工作出色、业余写作成绩显著，从保育员到教师，最终被选举为幼儿园园长，后来，调入南方航空动力集团，任党委办公室新闻干事。1996年，肖芸辞去公职，到一家民营企业集团任文化发展公司总经理。后又几经转折，于1999年3月，来到了合肥，受聘于《安徽经济报》社，参与创办《生活周刊》专版。半年之后，肖芸除了编稿外，她还在两家报纸上开设了女性话题专栏。今年年初，她再次辞职，居家写作。她现在以写作为生，写作渐渐成为她的生活方式，目前，洋洋30万言的《中国女人》已完成初稿。

－－作者: 于是乎，摘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