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贴有车票的日历
在我的相册里，有一张张印证时代生活的照片，然而最值得珍惜的不是这些照片，而是一张贴有车票的日历。这张日历我珍藏了近40年！由于时间已久，日历的纸张已经发黄，但它依然那么平整，那么庄严！“日历”的时间是1965年9月16日星期四（农历乙巳年八月廿一），日历的左下角贴着一张火车票的附联号条，印的是1965年9月16日下午10点10分47次第7车箱第81号座。
这张贴有车票的日历之所以珍贵，因为是它把我带入了新疆，它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我就是拿着它，参加了大西北的开发建设，迈出了我人生最坚实的一步。每每看到它，都会让我思绪万千，眼前马上呈现出当时北京火车站那一片被青春火焰燃烧的场面。
沸腾的北京火车站里，人和鲜花、旗帜组成了涌动的海洋。一群身穿军装、胸戴队员证的男女青年，就是我们这些北京180余名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自愿报名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和身着各种服装送行的人群。送行的有鼓励我们立志开发大西北，参加边疆建设，接受艰苦锻炼的家长、老师、同学、朋友们，有一对对手持鲜花、彩旗，穿着演出服的欢送的队伍。所有的人都激动的心情莫于言表，有的载歌载舞，有的流出了泪水，整个火车站都沉浸在喜庆、热烈的气氛中。
在身穿绿色军装的人群中，一名身穿浅蓝衣服、手提一个大箱子的小姑娘，她正在向兵团负责接知青的刘沛报到。可有谁能知道，在她的口袋里还有一封某高等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那就是我，一个柔弱的小姑娘。一心想要为新疆的生产建设添砖加瓦，没有高喊口号，没有激动的誓言，有的只是那内心深处的一腔热血，无言的、默默的、坚决的行动。我好不容易说服了妈妈，到农垦部人事处泡了好大的蘑菇，直到最后一天才勉强得到批准，在已结束办理赴疆手续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编外农垦战士。所以一没有入疆通知书、二没有队员证、三没有发军装，却兴高采烈地带了农垦部给的一张火车票和110元钱生活费奔到车站找领队报到了。因此留下了这唯一的一张当日火车票附联，成了永久的珍贵记念。
周围的人群没有谁注意到我，欢腾的人们淹没了我，只有新疆兵团的男女领队，眼含热泪、深情地和我握了握手，望着我欢天喜地的上了火车，消失在巨龙般的车厢内。
车厢外面，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等领导来了，他们为北京的骄子们送行；报界的记者们来了，他们为北京的志士们记录；欢乐的锣鼓声更响了，喜庆的歌舞更欢了；身着军衣的知青们向首都作出了保证；满怀无限希望的老师们给学生们以殷切的祝语；充满羡慕的同学们恨不得也跟了去；难舍眷恋的家长们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自己这些长了翅膀喜盈盈的小鸟们，这一切都构成了北京城里这一天最美好的瞬间，都永久地隽刻在那有共同经历的人们的心中，烙印在每个自愿参加大西北建设的北京知青的脑海里。
这一天将载入史册。
一晃这一天距今已40多年了，当年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当年的小姑娘如今已是年过半百近花甲之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新疆兵团的感情积淀越来越厚重，对新疆的热恋，代表了当时一大批向往新疆的青年。
贴有车票的日历成了永久的记忆。
当我们一起共同回忆兵团生活时，我又想起了几件事……
架 广 播 线
到新疆后我被分配到兵团勘察设计院，开始很高兴，以为能当上一名神圣的地质队员了。但没想到被分配到了机关院部宣教科，当了一名广播员。我一百个不高兴，但也没办法。更叫我无法忍受的是——广播员还要自己架线、修线、安装喇叭（扩音器），我哪儿会呀！看着一堆广播器材真想哭。宣教科的谭协理员就给我讲家史，原来他是藏族娃子（农奴）出身……，听了他的苦难家史，从心里非常佩服他那苦大仇深的革命精神，决心向这些老党员们学习，做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当时也凭着支援边疆的一腔热忱，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来。
可说总比干要容易，架线要爬电线杆，由于从小体弱，我在学校时，上体育课爬绳、吊环都不行。我连树也没上过，现在要爬电线杆，而且那杆子有粗有细，细的没有碗口大，让人看了真眼晕。没法子，就硬着头皮试着爬。开始害怕，双手紧紧抱着电线杆，脚下的铁扣却不听话，不是掉了，就是卡着拔不出来。一只脚站在电杆上，上不去下不来，喊人又没有，又急又慌。爬的不高时，就往下跳，一跳就摔一跤。爬得太高只好抱着杆子往下滑，衣服上全是电杆的土和木刺。
人们常说爬电杆，杆倒追人是最危险的。有一回电线杆子和我一起慢慢倒了下来，可把我吓了一跳。
爬水泥电杆用的是爬板，我胳膊没劲甩不上去，常常只剩一个板只好坐“电梯”下来，真是没少摔跤，也没少掉眼泪。在老同志的指点下，知道爬电杆身子要离开电杆往后下坐，这样脚扣才能吃上劲，爬板不会，可以用皮脚扣 …… 我终于学会了爬电线杆。
新疆冬天特冷，每次架线我都穿得厚厚的暖暖的，可每上一次杆只能拧一个瓷珠（固定铁线用的）手就冻僵了，不得不下来暖和一下手脚。没有一个人帮忙，每天也不知要上下爬多少次杆子。再说那高音大喇叭一个好沉呀，我一个人要把它从地面带到电线杆上固定好，每次总要把我累出一身大汗。
放线又是一关，那成盘的铁线更沉。短的拉不了多长，长的拿不动，就连同线盘在地上滚着走。平地还好，遇上沟坎要把这么沉的一盘线拖下拖上的拿过去，真要卖点力气了。每次出去架线我腰里都系上电工用具和安全带，一手提着脚扣，一手连滚带拖着铁线，可以想象我当时的狼狈相。
学会了爬杆，心气高了，战友们都说我象海燕。我还感觉真有点飒爽英姿的味，就学着当年《我是海燕》这幅油画的样子拍了一张架线的照片。至今这张照片还保留在我的像册里。
有一次，院长让我把扩音器安高一些，那儿高呢？我一时异想天开的觉得烟囱上高，于是我就把两个大喇叭和铁线系在腰上，拖这么重的东西顺着烟囱边上的铁梯子艰难地爬上了烟囱。那烟囱大概有20多米高，上去容易下来难，我眼望着天空凭体力一口气就上去了。幸亏我上去后系好了安全带，才兴奋的往四周和下面看，这一看可不好了，还没来得及高兴，顿时觉得天地一下就倒了个过来，天地在晃，我手抓的烟囱也在晃了，浑身一下没了力气，真吓傻了。还好没糊涂，心里一个劲的叮嘱自己别慌，闭上眼睛静一静，但怎么也不敢解开保险带下杆子，我扒在铁梯上过了很久，心里才稍平静些，眼睛再也不敢看四周了，一面叮嘱自己别看下面，一面小心翼翼地蹬住电线杆，歇息一会。然后，镇静的解开保险带下杆子，就这样好不容易下来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动不了了。说实在的，双腿都软了。
“连滚带爬”总算把扩音器安装好了。原以为可以松口气了。但由于没经验，我又使不好紧线器，使得两个电线杆间的双线弧垂太大，大风一吹不是断线就是互相搭上短路，修此坏彼一个人忙乎，忙得难以招架。从1965年底快到第二年的“三八”妇女节了，我的广播还不能正式开播。老院长见了我就问：“小广播，元旦不成、三八不成，到五一总该成了吧？”，我真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又一想心里又委曲，又觉得不好意思。整整一冬天，我容易吗？院长看出我为难，叫了一些老职工帮忙。我记得特清楚，那天，好几个线杆上同时站着人，用紧线器一齐紧线，真壮观……总算到“五一”时，广播站正式广播了，当时我那心情别提多激动了。
初 当 广 播 员
由于自己一心想当地质队员、想学技术，所以分配我做广播员很不情愿，但想到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想到广播员是党的喉舌，担子虽然沉重，也欣然上任了，并决心做好广播工作。可另一方面，觉得广播员不就是说好普通话嘛，认真点就成了。结果一念文章没有抑扬顿挫，还“白”字百出，连自己听了都觉得给北京丢人，和人家电台广播员差远了，简直没法比。通过对广播节目安排，稿件收集等工作使我体会到了广播工作不但重要，还是一门艺术。要想广播好，真得下苦功夫学习才成。何况当时如果念错字或念毛主席语录、社论时间不对搞不好还要上纲上线呢，真不敢出错。所以一有重要新闻、指示等，我都要十分小心的先看一遍再广播。可在当时那年代重要指示来了就特别急，根本没时间让你先看，马上就要念，真叫人紧张，生怕出错。为此，我真的下了不少功夫，但也惹过不少麻烦。
30多年前正年轻贪睡，为了不误早上广播，就把一个大闹钟挂在脖子上，所以基本上还没误过早上的广播时间。
可有一次，子女学校的校工可能闹肚子，半夜上完厕所，恍惚中觉得天亮了，怕我贪睡误了广播，好心地敲我的窗户说到点了，我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叫我，以为真晚了（我就睡在广播室），也没顾上穿衣服，抬手就合上电闸，“东方红”乐曲就播出去了……。当时大泉沟地区的工作、生活和行动全听广播，广播就是命令。这下可坏了，全院乱了套了，都以为有什么紧急情况发生了呢，想什么的都有：有人认为是新的最高指示发表了忙着准备锣鼓，有人认为是不是要搞演习赶快做准备，甚至有人以为苏修捣蛋了……大家都忙乱起来了，司机班师傅们赶紧发动了车……，不少部门打来电话询问。我开始接电话还奇怪大家为什么这么紧张，直到有人质问我抽什么风，这才不经意地一看闹钟，还不到五点，明白自己闯祸了，赶快关了广播偃旗息鼓，躲在屋里一天也不敢出门，专等领导来批评了。可直到下午政治部主任才笑着问我怎么回事，听我检讨盲动粗心后，又气又笑，语重深长的对我说：“年轻人今后可要多多注意，别再出这样的事啦。”领导的信任和鼓励让我十分感动，虽说没事了，可我几天出门都抬不起头来，总觉背后有人在笑我。
事后北京家里知道了，给我寄来一块手表，鼓励我好好工作。当时年轻人戴表的几乎没有，我这块表是进口瑞士“百浪多”表，所以有人时不时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等，气得我不敢戴手表了，脖子上仍旧还挂个大闹钟，现在想起当时的样子还觉得可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貌
作者简介
岳秋萍：原北京女13中高中毕业生，1965年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本人为去新疆而放弃。自己找到农垦部，坚决要求去新疆，因此得到了一张珍贵的火车票，一直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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