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律师黄德鹏 律师这工作，走南闯北，东打西战，唇枪舌剑，满头冒汗——就是没有多余的时间。插友习近平的一句著名话：时间都哪儿去了？据说这话韩国女总统朴槿惠都知道了。没有办法，只能把睡觉的时间挤走。在安塞县档案局热心的陈海军先生最后一个善意的催稿短信发来，相当于中国象棋里的“将”！于是，排除一切干扰连干八个小时，当八千多字的稿子一气呵成之时，仍觉得意犹未尽。可见我对第二故乡——安塞的感情有多深。
往事历历在目，我的思绪又回到几十年前……
 一、忘不了没有大门的真武洞小学
真武洞小学这个名字呼之欲出！那几排青色的窑洞，几排盖着红瓦的平房；那小得刚能挤下数百师生的黄土操场，构成了这个县级小学的大格局。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整座学校不但没有大门，就连简单的围墙都没有。学生们上学，可以从四面八方涌入。当一张张红扑扑的稚嫩小脸儿越聚越多时，上课的钟声敲响了。那个时候社会和谐，根本不知保安是个什么东西，也没有家长车接车送，却一切秩序井然。学校的南面是一条不宽的河。那铺满了各色鹅卵石的小河清清的，常有女人们在河边洗衣，常有孩童在河边玩耍。河的南面是山。有的学生就是从山上跑下来上学的。学生们日出而至，日落而归，周而复始。在这里，我工作了两年多，和孩子们真是打成了一片。甚至每天晚饭后，我都带着学生练体操基本功，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整天看着孩子们花花绿绿的身影，听着孩子们带着奶香的叽叽喳喳的童音，如同生活在百乐园中。
突然有一年刮起来一股反潮流的风浪，由北京一个叫黄帅的小女孩给老师写了一张大字报，砸了师道尊严的千年定律。一时间真武洞小学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没能幸免。可奇怪的是，我这个北京知青老师竟然没有被贴过一张大字报！一问学生，评价竟如此简单：黄老师跟我们好！多年过去，那嘁嘁喳喳的稚嫩之声如同唱歌，如同朗诵，至今还常常在耳边响起，让我享用了这么多年。
 是的，那时我爱自己的学生胜过一切，使我和许多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记得我调离学校去组织部报到的时候，同学们送给我特别多的日记本，但教导处一位谨小慎微的领导，找了个婉转的理由让我把本子退给学生。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同学的时候，教室里的空气几乎凝固住了。突然一个学生喊道：凭啥呀？我们愿意给老师礼物，他凭啥管呀！一言未毕，全场沸腾！但在这个教室里，是我回绝了孩子们的热爱，是我，最终扼杀了同学们的真情。许多同学哭了。我的心头一热，在泪水就要涌出眼眶的一霎，我抑制住了。因为我是老师。随着领导的意图我编出了许许多多牵强附会的理由拒绝孩子们的礼物。我知道，那花花绿绿的塑料皮子笔记本，每一个就是孩子们一个月的零花钱，每一个都是一颗对老师最真挚的童心。滚烫的童心，怎么能够拒绝呢？匆匆下课。推开宿舍门，随着咣当一声门响我关上门时已是热泪纵横。唉，扼杀童真的政治环境呀！
我在安塞的学生，是我永远念想的一个群体，我幻想着有一天所有的学生在安塞，当然最好是北京欢聚一堂，那将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场景啊！多少年过去，一想起我的这些学生，每每都会让回忆润湿自己的眼睛。唉，忘不了！
 二、忘不了绿幽幽的九大山和小县城
山下就是小小的安塞县城。唯一的一条极其简易的柏油路上，没有什么行人，过往的车辆更少，最常见的就是拉煤的卡车。牛逼哄哄的卡车司机按着喇叭狂奔，扬起一路灰尘，留下一路骂声。这条路只有赶集时才热闹起来。只有这时，才能看到戴在农人头上好像永远也洗不净的白羊肚手巾，以及踢死牛的永远是黑色的千层底布鞋，踢踢踏踏扬起阵阵灰尘……。那时我已调入真武洞小学工作。记得有一位插队时的好友——雷家河的马老汉挑着一担沙果进县城找我，碰见四个兜的干部就问：哎，你们见着老黄了吗？人家反问：哪个老黄？马老汉急了：黄德鹏啊，你咋连老黄都不认得，你是城里人不是？
当街的广播喇叭里，播出的音乐永远是那种高亢激越的进行曲和京味儿十足的样板戏，播出的新闻永远是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势。而在私底里，师生们更愿听到的是从北京探亲归来的知青们传播的小道消息。那时，谁要是拥有更多的小道消息，谁就是民间舆论界的权威发言人。突然有一天阳光灿烂，下午三点多，街上巨大的广播喇叭里传来了低沉而缓慢的声音：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我想完了，一定是有重要人物去世了！但谁也没有料到，竟是我们伟大的不能再伟大的领袖，敬爱的不能再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去世了！一时间街上万籁俱寂，所有的人，包括正在讨价还价的小贩和顾客，行走的路人，正在为某事争论的学生，正在骑车的过客，正在头碰头挤在一起捏码子卖牲口的农人……都停下了一切。人们不知所措，像无数根大小长短不齐的木桩立在原处，眼望着蓝天白云下的灰色大喇叭齐刷刷一个表情——都愣住了。一个正在赶驴的中年汉子叫了一声“吁！”也愣住了。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最伟大的人也会死。而这一幕，就发生在陕西安塞县县城的大街上。多少年过去，此情此景犹在眼前，忘不了！
 三、忘不了不怒自威的崔振文
有一次下班饭后我越过两层窑洞到了崔书记寝办合一处，空荡荡的大院里，高高的窑前台阶上，崔书记正和他的司机下棋，看见我就说：来来来，你来下，这后生不行！于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往地上一蹲，捉子便“将”，一时间杀得天昏地暗，把个崔书记高兴的：小黄，我还以为你光会写文章呢，以后闲了就来杀两盘啊！后来有次宣传部的老雷看见我们下棋。第二天很多朋友都好奇地问我和崔书记下棋的事儿。还问我崔书记要悔棋你不让他，是吗？我笑弯了腰：哪儿呀，这保准是老雷这个家伙编的。朋友告诫我：人家崔书记是一把手，要悔棋就让一下啊。嘿嘿现在你牛了，下着棋聊着天就把事儿办了吧？我说，哈哈，你过度解读我们的娱乐活动啦。
后来多年过去，直到2009年我们北京知青联谊会回第二故乡安塞，我专门请了在县里工作已经退休的好友郭明才、张志连、王凤杰、王凤龙、任敬德、赵关夫等一起喝酒。席间，任敬德和我拉起了崔书记的一件往事：有一天（是大约40年前的有一天）清晨，他在县委大院里散步时碰见了崔书记。黑老头儿轻声问：黄德鹏医药费报销那事儿解决了吗？刚任新单位领导的敬德连忙说：解决了解决了。他讲的这件事，我完全想不起来了。使劲儿回忆也终无结果。并且，印象中崔书记也从未跟我提起过。但我确信，任老兄说的一定确有其事！我感动了，感动这个平时一脸威严下棋一丝不苟的黑老头儿给人办好事儿不求回报不要掌声甚至不让你知道。我后悔，每次下棋，总是抽他的烟，自己不懂事儿，怎么就不知道带上盒烟去呢。写到这儿，我哭了，因为我再也没机会补了。他死了。
但他永远活着，是的，在我心里。下次再去延安，我会在他的墓前烧上三柱香，祭奠我的师长、我的老兄、我的棋友，因为，我忘不了！
 四、忘不了给我指引航向的常向忠
不知天高地厚，幻想自己就是英雄，只要我回到农村，农村落后的面貌就会改变了。这种奇思妙想只能出自疯子和感情冲动的年轻人。年轻就要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惨痛的回不了头的代价。
正在这时，一个贵人出现了：县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姓常，名向忠。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开始了他的训导。说到这儿，很多人会说：才不相信一个正县长能把一个小兵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小兵的事儿。这就是不懂我党执政的历史以及知青当时的地位。电影《刘巧儿》里有个走村串户断官司处理了一场包办婚姻，处罚了要娶巧儿的地主王寿昌，批准了巧儿和柱子婚事的人。这个人就是比常向忠还大一级的地市级干部马专员。在我插队的那时候，人们有冤案直接就奔了大官的办公室，就像古代冤民到县衙门前击鼓鸣冤一样，毫不奇怪，哪像现在还雇什么保安，有事儿先得跟这些四六不通的保安说。常向忠办事，和崔振文书记一样，只要他想问的，想管的，直接派人去找，并在弄清事实后马上拍板。
“小黄，”他说，“你想改变农村面貌，我全力支持。但你要答应我的两个条件：第一你的工作关系必须要调到组织部，并保留干部身份，而不是把户口转到农村当农民；第二必须带工资下去，否则我对不起你爸爸妈妈。”他还讯循循善诱地给我分析说：“你以为你扔掉了干部身份，下到农村拿工分，人家农民就会欢迎你吗？不。1万斤粮食10个人分，每人可以分100斤。结果你去了，变成11个人了，每个人就分不到那么多粮食了，人家农民能高兴吗？现在是一时新鲜。新鲜劲儿一过，就烦你了，不是吗？你光溜溜地下去了，农民一个，谁管谁呀，你压得住那些地头蛇吗？所以，”他喝了口水，“我不多说了，听我的话，你以组织部干部的身份下到农村蹲点。要是非要扔掉干部身份拿工分去，那说到天边我也不敢批准你去！”随后，他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硬皮的绿色的《农业知识手册》还郑重地签上他的名字，把我送出门。
多少年过去了，一切都是按照常向忠的预言行进。我不拿村里分文报酬，在经济上十分超脱，却帮助村里做了许多事。并不是锄了几次草，掏了几下地，而是打了一个大大的水坝。我自己倾其所有捐了1000元（没有换算，39年前的千元，回想一下通货膨胀率，就知道现在是什么价了），剩下的钱都是从县里伸手要的。几十年过去，当我再去雷家河，那里已是风吹草地见牛羊了。
 常向忠大肚子，小眼睛，白胖胖的身子，做双手交叉动作时比较困难，经常穿着一件白衬衣，清清爽爽。上台讲话一般不坐着，都是站在前台靠右的地方说。话短促而有力，一般五分钟左右。他的讲话，干脆利索，颇具感召力。他人很随和。有一次广播站的张锦玉说今晚去我家吃饭吧。行啊。就去了。我也在场。一个小桌儿，四五个小凳儿，几个简单的菜，两瓶白酒，就把大家喝得美美的。说到高兴处，县革委会主任仰天大笑，没有半点虚假矜持。窗外，人来人往，听得出常主任的经典笑声，没人感到惊奇。很平常，当时的干群关系就是这样：轻松、和谐、没有功利意识，没有拐弯儿肠子。
真是忘不了，忘不了我人生道路上的贵人。唯一遗憾的是，2009年我随知青联谊会去那里，没能找到机会去拜访他。听说他身体健康，有八十多了。现在，如果再去延安，要专程探望他。要记着带上两瓶好酒，还想在酒桌上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忘不了，在一个年轻生命的拐点上伸出大手拉了我一把的人常向忠！
五、忘不了笑容灿烂的朱辽成
2008年，相隔四十年，在一次知青聚会上，二人相见，分外亲热！因为在所有北京知青中，我们认识得最早。他上来就让人拿出笔来请我用左手写字，并大声对在场的人说：黄德鹏左手写字，写得可好了！哈，几十年没见，竟还记得这样的小事儿。他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穿的就是最时髦儿的！我笑说：哈哈，那不过就是一身退伍军人哥们儿给的没领章帽徽的军装呗！
多年前的有一天，在去公社的路上，我碰见了他。年轻时的辽成，高高挑挑，白白净净，两排齐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要不是一口浓重的陕北腔儿，在一片灰突突的大山间走来这样一个帅小伙儿，我真的怀疑他是不是从港台来的演艺明星。后来才知道他是郝家坪公社的团干。他父亲是安塞机械厂的书记，干部子弟，却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骄娇二气。相反，和人打交道时，总是活泼可爱十分亲和，走到哪儿就把笑声带到哪儿。我仔细揣摩他的面相：耳朵很有佛像，卷曲的头发好像跟我佛如来出自同一位理发师。长了一对笑眼，笑是在笑，不笑也像是在笑。这样一张脸，不当如来，就当团干；最次也是演艺明星。第一次见面他和我就好像是一见如故。走在一蹭一股黄土的山道上，拉着拉着，才知道他在当团干之前是电影放映员。那时放电影的，要背着沉重的放映器材走乡串社，十分辛苦。但一到村子里，就能给乡亲们带来一片欢欣！之后，听说他去了县团委当书记，还做过几个公社的书记。以后不知哪一年去了延长当副县长。后来又带着极具亲和力的笑脸当了甘泉常务副县长。最后，叶子没落就归了根，又回到安塞。这回他当了政协主席，他的笑脸在更多人中施展了魅力。我曾经问他：人民政协与人大、政府三者的关系是什么？他回答得很简洁：一个在决策前协商（政协），一个在协商后决策（人大），一个在决策后执行（政府）。他的工作，是要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团结更多的人。而辽成的这张笑脸，正好用上了。在政协主席的位子上，他干得潇洒、干得利索、干得淋漓尽致，获得了安塞这块土地上党内外同胞的一致好评。毕竟，我们国家需要笑脸。我想，要不是政策太死板，太统一，太无奈，我们的辽成兄弟一定会再干些年——美国的里根69岁还当了总统一直干到77岁呢。
辽成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一直热心于知青事业。在北京，多少次的知青聚会都是他带着安塞县各级领导的问候带着经费带着满腔的热情有备而来的。每一次讲话都是实实在在十分到位十分动情。他说过，我们延安地区有历史以来的人文大事就两件：一是毛主席带领革命队伍到延安；二是知识青年到延安。前者，带来了建立新世界的信息；后者带来了大城市的文明。这种影响力，比多少文件多少说教都管用，并且它源远流长影响几代人。反过来说，陕北的艰苦生活也造就了一代知青的钢铁意志。你看，中央那两个顶尖领导人，不就是四十多年前一块睡延安的土炕钻一个被窝半夜起来抓虱子逮跳蚤的俩知青爷们儿吗！知青为插队到延安而骄傲，我们为接纳了几万名北京知青而骄傲！说这话时，我注意到，辽成把我们的“们”字读成了萌！
四十多年前，延安本地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纸烟不好大前门，老婆不好北京人！”很押韵，很上口，很贴切，很生动！即使用鼻音浓重的陕北腔来读也是上口的，因为把门念成萌，把人念成仍，都押住了韵。一细究这顺口溜的出处，听北京知青荣乐乐说，就是朱辽成这家伙创造出来的，怪不得用陕北腔读起来也很顺溜呢，真是笑喷我了！后来，他还真的把一个和“大前门”相媲美的北京知青娶进了家。我猜想辽成就是凭了这张笑脸，才把我们北京知青中的靓女加秀女李保珍纳入他芙蓉帐中的。
 2009年黄德鹏回到延安和乡亲们合影留念
2009年我要回陕北，给他摇了个电话。他却说在新加坡开会呢。真有点遗憾。但两天后我刚到安塞，他的电话就过来了：黄老师，我飞回西安了！哈哈，三个小时后，一辆崭新的宝马车停在我住的政府招待所门前。以后几天，都是他开着车带着他昔日的老师走东串西游遍安塞的高山大川。他小时候大脑袋小身子大书包的形象荡然无存；羞涩的笑也没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身材和优雅智慧的笑容，像极了他的父亲。
提起周月友，不由得想起古代《明贤集》里的两句话：人平不语，水平不流。干大事的人往往不爱说话。别看这孩子话少，但数学特别好。每逢老师提问，大家还在懵懵懂懂时，他的答案已小心翼翼地报给了老师。他的小嘴儿总是紧闭着，偶尔开口时，也是一副羞涩的浅笑。有时，他会受到别人欺负，但眼里不揉沙子的黄老师立即呵斥制止。
他家住在雷家河最高处的一孔窑洞里。山沟沟里出了个银行家，算得上整个雷家河大队的骄傲了。老百姓一句民谚：“不看前半年的雨水，且看后半年的收成。”我认定，这是先天遗传和后天努力的结果。他父亲是个精明的庄稼人，两只眼睛总是闪着智慧的光，总是带着轻松的与世无争的微笑，尽管每天他的肠胃要与糠菜为伍，大脚要和群山较劲，糙手要和牛粪相随，但骨子里浸出来的就是天生的乐观。这做派在整天受苦的庄稼汉里是极其少见的。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雷家河的乡亲，他的微笑总是第一个映入我的脑海。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好吗，那充满智慧的微笑还在吗？月友妈妈的形象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印象里她少言少语，与那些经常饶舌吵架的不消停的村妇相比，显得安静、平和。难怪小月友的身上总隐约可以看到一种儿童少有的沉稳。跟他父亲的潇洒相比，则显得格外的拘谨和小心翼翼。只有在走路时，挂在身上的长长的书包一颠一颠的才能显出些孩子的活泼。我想着，父亲要是给了他更多的遗传，那么他会长得很高。没想到几十年后见到他时，果然长成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子汉。
后来才知他的父亲已经作古。可叹！更令我动容的是听说他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儿子的启蒙老师：“我真想见见黄老师啊，不知他现在还好不好，你一定要找到黄老师，代我问个好！”如今，一想起月友他爸，耳边就想起他的话。没能再见到他，让我遗憾终生。
交谈中才渐渐知晓了这一别几十年中，月友人生的轨迹：从北京第二外语大学毕业后，月友回安塞当了县中学老师，做了一个“差生班”的班主任。没想到，他和这些小流氓似的学生一起抽烟喝酒称兄道弟，这些臭小子居然把他当作老大服服帖帖。没一年的功夫，这个班的学习成绩雄踞全年级第一。从这个班走出的孩子，个个都出息了。由此，月友名声大震。很快县委宣传部把他抢走了。又是几个华丽转身之后，就跨进了领导者的队伍。后来他在西安一个很有实力的银行里领导着一支庞大的金融队伍，业绩年年上升。我只要一到西安，他是天然的东道主。凭着他的号召力能召集起许多老师、同学和我喝酒吃饭共叙旧情。他那里，俨然成了昔日师生联络的大本营。
 黄德鹏回到延安在乡亲家里吃挑面 后来总行看上了他的惊人才干，调他去昆明分行当行长。而去当面考察他的人给他10分钟说计划！周月友认真的说：10分钟说一个振兴大分行的计划，不够。啊，那你要多少时间？50分钟！行吧，说吧。好个周月友，一阵侃侃而谈，一幅有理有据环环相扣的周密计划蓝图清晰地展现在考察人面前。“好好好，果然名不虚传！”回到总行马上下调令。一个月后新桃换旧符。不出三个月昆明分行已经是大红大紫让全国各大分行刮目相看了！我的学生，行。
前段时间，月友特邀我客串一回婚礼主持，给他儿子办了隆重的婚礼。临别他说：我知道您律师的事忙，但您也要抽出宝贵时间到昆明玩儿一回，学生全程接待您！ 看着我的学生，小时候那个大脑袋小身子一脸苦相斜挎着大书包的形象和现在面带微笑一身轻松的样子叠加在一起，忘不了，就是忘不了我这个永远不忘本的杰出的好学生！
忘不了，忘不了的人太多了，忘不了的事儿也太多了！有机会我还要写，至少要写百人百事。他们是那么的个性十足，故事是那么的鲜活有趣，为什么不写呢？没有上到我的百人百事文章中的朋友们，等着我啊！
作者简历
黄德鹏：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1月下乡插队于延安。1986年做律师至今。办案千余起。办过多起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案件。多次在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及庭审现场栏目出境。是央视第一期普法特别行动中两名律师之一。现为律所主任，著名高级律师。中国律协会员，是北京青年报法律圆桌特约主持人，北京知青网总法律顾问。
 律师黄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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