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抓“五一六”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下了大决心搞起来的。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群众组织，虽有左与右，造反与保皇等区别，但异口同声，大家都说自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不料，后来有传言说：一个叫做“五一六”民间组织，旨在反对这个史无前例的运动。据说，那是个秘密团体，不仅暗中发展成员，而且单线联系。这个反对派的名称恰恰取自《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发布的，故名“五一六通知”，真是极大的讽刺。

　　对此，毛、林等人岂能坐视，相继下达了彻查的命令。毛的话是最高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林彪那时还是副统帅，他的话一贯夸大其辞、不留余地：“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他们这么一讲，谁人还敢怠慢？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况且，文化大革命搞到这会儿，很多人都学会了利用政治运动泄私愤、图报复；这还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好机会。把大批干部集中到干校来，原本也有便于整人之意。于是，北京下来的大队人马，行装甫卸、喘息未定，“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社会的良心”

　　那是个特殊的时代。加上敌人都在暗处，斗争扩大化几乎名正言顺。运动之初，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务院的要害部门里，有多少“五一六分子”，只听说始作俑者是一位女士，她曾在那个隐密组织的发祥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过，“所以是她把‘五一六’引进来的！”然而，由于他们单线联系的缘故，这个阴谋集团最终发展成了多么大的规模，就谁也不知道了。

　　破获他们的第一个方法是“顺藤摸瓜”：让已经暴露的“五一六分子”指认其同党。这事说着容易，做起来却非常之难，很少有人痛痛快快揭发检举的。于是，当局开始逼、供、信了。通常的做法是先开批斗会，其规模依案情不同，有班组、连队、干校，乃至游斗于全部各干校和在京部机关的区别。

　　当年的批斗大会声势非常吓人。少数人利用这个机会官报私仇，平日无处宣泄的私怨，此时正好借题发挥；还有人混水摸鱼，趁机把别人拉下来，为自己升迁扫清障碍；也有人刻意表现自己，以示区别、免遭池鱼之殃等等。虽然用心各异，却都不遗余力、一同对受难者落井下石。至于大多数的“革命群众”，他们并不知道个中就里。这个中央大部虽是官场，惯会因势利导的野心家倒还不多，多的是知识分子。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那个时期的良心是什么呢？是革命性、是斗争性，是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一呼百应。因为他们“受党教育多年”，因为他们早已“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一切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或事，都不被他们容忍。只要是党讲的故事，无论多么离奇他们都相信，没有人认为这是盲从，多年来的各项建设成就已经使人叹服。

　　所以，在当时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和社会气氛之下，对“阶级敌人”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很有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同样可悲的是，站在台上挨斗的人，囿于时代的意识形态，也或多或少地认为自己真的有错、甚至有罪，助长了批判者的气势。就是这样，心怀鬼胎的人兴风作浪、不明真相的人推波助澜，给惨遭历史愚弄、被揪斗的人造成了多么大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逼供信

　　当局迫人就范的手段绝不仅止开斗争会，还有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虎踞镇上枪毙的那两个青年就是范例。散发反动传单即以死论，若是依例治罪，那相似的、更大的事情就算从轻发落，又能怎样呢？前两年，外交部管辖范围内出了香港“反英抗暴”和北京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军国大事。当时的处理方案全是依照中央的意思定下来的，后来发现不妥，但是上头反过手来，把责任往下一推，说是有“五一六分子”捣乱其间。这个罪过比发传单大多了，有关人员不仅得代人受过，还被追究莫须有的政治动机。其他一切与时下行为准则不符的陈言往事，乃至派别之争，无一不能同本来模糊莫辨的“五一六”行径扯上关系。按照“无限上纲”的推理方法，几乎所有“有问题”的人，都够得上杀头或者坐牢的罪。所以，眼下的“逼、供、信”竟是“挽救、宽大和给出路”之举，被系于倒悬的人们，还得对党的“苦口婆心”感恩戴德呢。

　　文革领袖比马基雅维利和李宗吾之流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们会“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当年，他们一面大批特批“资产阶级人性论”；一面利用人伦亲情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为了积累战果、邀功请赏，他们不惜使出杀手锏胁迫“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不合作者－－强迫落难者家属“大义灭亲”。社会上现成地有“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类的“定论”；而且，人人认可的亲疏标准，首先不是血缘和私情，而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同时，与谁站在一起，直接决定着自己的命运。有了这多么重大的理由，“反革命分子”的家眷，“在党组织的启发、教育之下”，或为政治信仰、或为明哲保身，是夫妻的宣布离婚、是父母子女的宣布脱离关系，以示“划清界限”；定要等到对方“低头认罪，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之后，才谈复合。这一招，不可谓不够毒辣，至此能不屈打成招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钗头凤》

　　已经暴露的“五一六分子”为数不多，不足以显示当局的手段，为了实现“一个也不能漏掉”的意愿，还得在群众之中一一审查，把隐藏着的敌人一网打尽。其办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先确定一些嫌疑犯，对之进行明查暗访，威胁利诱，务使其名列他们的成绩单。大兴文字狱是常用的办法之一，而且作法之荒唐足以让朱元璋、康熙、雍正辈瞠乎其后。

　　一个典型的例子正好发生在我父亲身上。有一个叫刘佐业的人，顶不住猛烈的批判就屈招了下来。为了分散头上的压力，他竟说我的父母是经他介绍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我父亲因无罪可认，自然态度强硬，连里的专案人员就对他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父亲的笔记本也被没收了。那里面抄录了一些唐诗宋词，其中有唐婉致陆游那首著名的《钗头凤》，谁能料到这居然成了“他拒不交待问题的铁证！”在专门为他召开的批判会上，一个运动积极分子不知道是真的不懂、还是指鹿为马，郑重其事地对着几百个高级知识分子讲解道：就在不久之前，他写了这样一首词：

　　世情薄、人情恶，

　　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

　　欲笺心事、独语斜栏，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

　　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

　　怕人寻问、咽泪妆欢，

　　瞒、瞒、瞒。

　　按照那个人的解释：起首两句就是污蔑当前的大好形势；无法抒发内心的感受，所以叹息道“难、难、难”。词的下阙说“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分明是哀叹在革命的风暴摧毁下，四分五裂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他刻意把“角声寒、夜阑珊，”解说成“脚步声寒、夜阑珊”，说这是作者在隔离审查期间，听着巡逻者的脚步声，不能成眠；他不愿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想装得若无其事、蒙混过关、所以要“瞒”、要“咽泪妆欢”。

　　如此牵强附会，亘古未有。我父亲听了哭笑不得，却无人容他申辩；与会者个个噤若寒蝉，谁敢站出来指出这个天大的笑话？我们茶厂连的小伙伴也都在场，因文化水平太低，散会出来有几个人竟然用钦佩的口吻对我说：“你爸爸的诗做得真棒呵！”我也没有读过那首词。这次大会之前，我一直希望父母的问题是误会了、搞错了。现在居然“有诗为证”，哪里顾得佩服，只在心里暗暗叫苦：“原来他真的是‘五一六’！”

 

　　界线

　　有一句名言叫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大概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而且正应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上。正面的反抗是毫不避让、据理力争。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做的：掌权者打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陷我母亲于囹圄，我的母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针锋相对、引经据典，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说辞，逐条反驳他们的诬陷。当权者无法自圆其说、又不肯认错，恼羞成怒，以势压人。结果，我母亲成了全干校被关押的时间最长的人。

　　我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到干校，至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五岁那年离开，一共在虎踞山住了十三个月。这期间，因父母关押，有八、九个月没有见到他们。而且，我都不知道他们被关在哪里。只有一次，我从虎踞镇供销社里出来，远远地看见父亲，但是旁边站着看管他的人。我不能过去同他讲话，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也不晓得他看到我了没有。还有一回，我在路上碰见了妈妈，我不由自主兴奋地叫她，她也朝着我笑。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交谈，若是我走过去同妈妈说话，周围的人可能会向“党组织”告发，说我“划不清同反革命母亲的界线”，那样一来，我也许就成了小反革命了。直到我要走了，干校领导才允许我分头去向我的父亲和母亲道别。

 

　　惹祸的胡子

　　那次运动里被整的人中间，并不是人人都有“如山的铁证”捏在当局手里，收集整人的凭据，倒是颇费了他们点功夫。谁都知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故事，在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随意给人罗织罪名的恐怖之下，有些人设想得到自己的命运，心事一重、言行难免失态。正好给惯于察颜观色、捕风捉影者提供了立功的机会：有人紧张之中把革命口号喊反，成了“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谁拼，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亲；”有人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时候结巴了；有人在沉思中走路，撞到了柱子上；有人被点燃的香烟烫伤了舌头等等蛛丝马迹，都成了犯罪的佐证。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那些日子里，使我“大长阶级斗争经验”的一件事是：一位和我同住四排房，向来性格开朗的人，听说自己上了嫌疑名单，心绪烦闷，好几天没有顾上修整边幅。一日，全连开会，某领导声色俱厉道：有人不刮胡子，你想干什么，对现实不满吗？我在下面听了大吃一惊：却原来胡子也与政治有关系！此公终因几天未刮胡子凑够了条件，沦为“五一六嫌疑”，多年不得翻身。

 

　　失态与扰局

　　人非草木亦非圣贤，如此精神摧残、政治迫害，前途无望、申诉无门，真正抗得住的能有几人？人们不得不遵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先屈招下来，稍卸重负，假以时日，伺机伸冤。当权者一见众人不耐折磨，纷纷屈打成招，不禁喜从中来。为了炫耀战功，就逼迫一些“交待了自己问题的五一六分子”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这样的会我参加过好几次。如何在台上“批判自己、教育别人，用本身的思想转变，来说明党的政策之伟大、正确”，都有规定的程序。说起来不外是自己怎样放松了思想改造，固执了一阵之后，终被革命群众的热诚感化云云。

　　然而，大同小异之中居然出现了异数。一次全校大会，几个例行的自我批判以后，轮到了一位司长。看上去他的步履格外沉重、悔恨格外深切，上得台来，开口道：我1936年参加革命……一言未竟，就开始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非常失态。起初还能吐出片语只言，说是悔不该上了贼船，误了半世英名；以后就更加泣不成声，全体与会者都僵在那里，从他的哭声中品味他的忏悔。其实，他是在哭自己的懦弱：既无力反抗栽赃于他的恶势力，又不愿在这里自欺欺人，满腹冤情欲诉无门，阶下之囚何谈体面尊严？值此进退失据，又不得不有所表示之时，不哭何为？按照当时的逻辑，破坏庄严肃穆的政治气氛也是不小的罪过。那位司长先生怎么应付下一关，我就不得而知了。

　　 痛极而泣本在情理之中，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在那样动辄得咎的环境中，居然有人敢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对待政治运动。就在同一次大会上，老先生哭过不久，轮到一位“五一六分子”交待罪行。这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中年男子，对于“曾经参加反动组织、与人民为敌”，余某毫无愧色。他站在主席台中央、手撑讲台、睁目扬眉，语音洪亮、口若悬河，大讲其“落水、执迷、醒悟和反戈一击”的过程。我还记得，在讲到揭发“同党”一节时，余德胜说：有些是老同志，一旦反党行径暴露，往日的革命功绩将全部作废；有些人年纪尚轻，罪证一定，前途全成泡影。每念及此不免心慈手软。但是，想想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就……他在那里侃侃而谈，把散会的时间拖后了半个多小时。这哪里是“认罪发言”，简直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大家都看出余某的玩世不恭，却只能听他头头是道的说着，无可奈何。天晓得，他根本不是什么“五一六”，不过是被逼搅局而已。
 

　　还有的人，使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反击法：利用他们宁错勿纵的方针，和当权者之间的矛盾，把那些整人最狠、叫嚣的最狂的人，当做“五一六分子”供将出来。这样一来，局面大乱。就连干校领导小组的组长都成了“五一六嫌疑”；各连队专案组成员走马灯似地更换；几乎每个连里都有“五一六班”（从班长到全体五七战士都是“五一六分子”或嫌疑）；全干校上了黑名单的人超过半数——一千多名。“昨嫌紫蟒长，今怜枷锁扛”的丑剧一再上演。直弄得乌烟瘴气、人人不知所从。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亲耳听到两个管运动的领导谈话，他们说：搞到现在、大半年了，我们部里的“五一六”组织，是叫“纵队”呢？还是叫“兵团”都没有弄清楚。事实上，不仅是这里，全国各地“清查五一六”的运动都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因为，“五一六阴谋集团”之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事后捏造岂能全？但是党不能错、政治运动不能停。

　　就在他们为如何圆这弥天大谎而一筹莫展之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只消一语便点破了迷津－－不要在组织上纠缠，要抓思想上的“五一六”！也就是说，周总理让他们像一九五七年抓右派时那样，思想有问题的，就可以戴上“五一六”帽子；拘泥于其有无组织形式，反而会缩小打击面。

　　多亏周恩来一展“雄才大略”，“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才得以深入持久开展下去。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全国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最大的冤案，也是唯一至今没有平反的全国性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