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前，我们搬进了大队基建队给我们建好的新家。这是一组成套建筑，宽宽的新斩的崖面上一排四孔窑洞，从西数第一孔厨房兼女生宿舍，第二孔男生宿舍，第三孔女生宿舍，第四孔是为我们存放几千斤各种粮食而建的仓窑。西侧的山墙（真正的削山为墙）上面一米多高处掏了三个鸡窑，墙根处又掏了一个可以存放千斤洋芋的半地下室，西墙外的山坡上修建了两个茅窑（69年在村史上第一次出现区分性别的厕所）。东侧山墙下梢两米高处又劈砍出一个窑面掏了一个猪窑窑，并用粗树枝扎成一个猪圈，圆木掏凿成的猪食槽子都预备好了。
      搬到新家几天后，队长就从早先说好的张家畔村背回一个三四十斤的猪克朗放进了我们的猪圈。他是要我们这个“学生家”也像贫下中农一样喂鸡养猪，把日子过好点儿，从此，负责做饭的同学又多了一项喂猪的差事。
      时值大秋，按说猪的日子应该好过些，不想这些城里来的知青男女们经过半年多的锻炼，从开始时的挑吃摘食锻炼成了一个个好胃口，寅吃卯粮拖到秋收时节“学生家”的粮食危机爆发了。革命性极强的知青们决心不给贫下中农增加负担，谢绝了队里的出手相助。为了坚持到新粮入仓只能顿顿吃得清汤寡水，一个个饥肠辘辘，哪里还有什么残羹剩饭去喂猪。
      队里把拉了秧的老角瓜和刨洋芋时筛下的碎洋芋分给各户喂猪，我们的猪本可以有几天好日子过了，它想不到这也有打劫的。我们四个男生窑中的锅灶成了煳猪食的首选，女生想这是对我们男生的“关照”，因为我们虽然要烧火煳猪食，顺便也把潮湿的土炕烧热一举两得。但她们没有想到每当猪食煳得后，就有四个后生围着热气腾腾的大锅狼吞虎咽大快朵颐。及至第二天早晨，负责喂猪的女生见到锅内一片狼藉，净剩下些老瓜皮洋芋皮，气得嗷嗷叫。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作为知青家中的猪只能和我们一起共度时艰了。
      猪是没有理性的，但求生的本能促使它终于鼓足勇气蹿出重围，来到圈外自由的天地，它像头驴一样在庄坡的草地上大嚼起来。记得这只猪刚买来的那天，大家还议论如何对付一些猪可能出现的挑食及厌食症，看来只要不娇生惯养，就不会出现挑食和厌食症这些坏毛病。我们前后喂了两只猪，都长的身形矫健，能蹿能跳没有一丝赘肉，而且寿命也长。

 

      知青第一年每人每月十元生活费，除去买粮要五块多钱外，还要买油买盐买煤油。这些“知识分子”点的又都是罩子灯，煤油的消费是社员家的几倍十几倍，难得攒下的几个伙食尾子，也只能到老乡家换上些鸡蛋解解馋。这里只有到秋收后或过年前才有一些人家杀猪，想美美的吃上回猪肉，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队里的社员对我们是很照顾的，刚到队里时全大队的闲牛都拦在我们四队的后沟。冬春草场不好，相继死了几只小牛，剥得牛肉总要多给我们些；队上拦的羊摔死一只，也送给我们“学生家”解馋。队里难得分上一次羊肉，十一个恶狼似的我们一顿就把一只多羊吃得汤都不剩。如果此时爹妈看见，不知要作何感想。
      在那段饥肠辘辘的日子里，常有些老乡请我到他们家去吃饭。我发现他们给我做的菜很香，估计是放了大油，而且还能见到肉丁或肉片。奇怪他们没杀猪没买肉，菜里的东西是哪儿来的。直到秋后看到社员杀猪的全过程，才解开我心中的疑惑。原来社员把猪宰杀后，将大部分猪肉切成三寸多的方块，放在炼得的大油中炸去水气至半熟，然后一层层整齐的码放在大肚坛子中，每层之间都撒上大盐，最后将晾温的大油倒入坛中密封。这样保存的猪肉，可以应付一年中的节令及接亲待客之用。
      1969年是陕北的丰收之年，新粮入仓后，我们和我们的那只猪都从饥肠辘辘中解脱出来。一些社员家中开始杀猪了，我们也时常被社员邀请去美美吃上一顿荞面灌大肠或是猪下水。当地习俗不食猪血，而是把猪血作为一种粘合剂和到羊卵石碾成的粉末中，抹炕面抹锅台，炕面锅台又不是年年抹，一些猪血就白白倒掉了。得知这一信息后，每当听到某家要杀猪后，我们之中的一位就早早拿个脸盆等着给猪放血去了。不能常吃到肉，吃点儿血豆腐也不错呀。
      斗转星移，一年多后我们感到自家的猪再喂也不能增肥增重了，或者说我们那寡淡的肠胃决定将其杀掉。杀猪那天，我们请来种瓜的刘老汉主刀，我当助手，做饭的女生负责烧水。前边说过，此猪并非大腹便便之辈，而是身形矫健能蹿善跳，将其捉住捆扎翻倒于案上待毙，自然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刘老汉是个麻利家，随着手起刀落，结束了猪那最后一声嚎叫。接着，滚烫褪毛吹气刮洗，案上瞬间呈现出一个白条猪。
      当老汉得知我们要按照大队知青的约定将杀好的猪肉一分为三，送给一队二队的知青时，开始不按常规办事了。他叨唠着我们不该把自己辛辛苦苦喂的猪白白送给别人，手下把猪蹄子连同肘子一起剜了下来，猪头更是带着脖腔子一起剁下。待老汉笑眯眯的把剔好的两扇猪肉堆到一起，我们找秤一称只有六十多斤，老汉显然是要把更多的肉留给自己队里的知青。照规矩，我们应该请杀猪人肥肥的吃上一碗槽头肉，可我们“学生家”忙忙乱乱实在不利落，直到老汉把肠肠肚肚都收拾停当，掌灶的也还没有顾上炖肉，只好从猪头带着的诸多的槽头肉割下一大块来送老汉回家自己做了。老汉说没这规矩，我们也不由分说把肉塞在老汉手里推他回家了。
      随后的一些日子，我们过得很美，畅快淋漓的吃了几顿肉。最后剩下的一些肥膘，又让一位“烹饪高手”切成薄片，蘸上掺糖的面糊炸成了一大盆“玻璃肉”，被我们一顿吃个精光。可惜的是，为养猪付出诸多辛苦的三位同学已经招工走了。
      早在第一只猪育肥的后期，队里就给我们买来了第二只猪克朗。这只猪初期的境遇比第一只强多了，起码再无人与它争食。然而随着“学生家”人数的逐渐减少，我们再不留专人做饭了，只由担任民小老师的同学兼职来做，所以对它的饮食只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凑合了。尤其到了冬天，我们有时连午饭都不做，下午收工回来时，常看到猪先生不是对着槽里冻成一砣的猪食冰淇淋狂啃，就是向它的前辈一样蹿到圈外的庄坡上狂啃那些枯黄的草根。知青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家”的猪也要分担这些苦难。
      回首往事，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已是插队第三年的盛夏，满山遍野郁郁葱葱。一些人家的猪在庄子前后乱窜，有时还跑到对面台的玉米地中糟毁庄稼。队长让妇女队长（也是我们“学生家”的司务长）召集妇女开会，解决这个问题。会议中，一个女知青为了表达维护集体财产的决心，说了句“以后谁家的猪再跑出来就往死打”。一句话引火烧身，婆姨们吵开了：“你们学生家净说便宜话，把猪打死了，今年的任务你们交呀？”；“你们家的猪还常跑出来呢”。
      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身为知青的妇女队长，急忙表态：“一、我们一定把自己的猪圈好不让它再跑出来，各家各户都要圈好猪，别让队里的庄稼遭受损失。二、我们知青和贫下中农一样决不搞特殊，今年的任务猪我们知青交一个。”    说良心话，老乡们绝没想要和我们攀比着交任务猪，他们知道“学生家”日子过得比自己家还惜惶，喂出一只猪来不容易，只不过是自家猪面临死亡威胁时的急不择言罢了。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知青不能自食其言。为了能在年底前完成任务，我们尽力让猪得到了好一些的待遇。任务猪的收购标准是毛重120斤，临近寒冬时节，我们觉得自己这只猪够120斤了。待到天寒地冻一些人回北京探亲，留下两三个人白天要出工，自己吃饭都瞎凑合，哪还有工夫伺候它，只会越养越瘦，不如早点儿交了任务。当我套上车拉着猪出村时，碰到几个老乡，都说我们这只猪到了收购站七刨八扣达不到标准，还得拉回来。
      苍天不负苦心人，当我赶着车到了县里收购站，卖猪的、收猪的看到一个知青来交自己养的任务猪，都觉得新鲜。收购员把猪赶到笼子里一称，随手开出了重量120斤的条子，让我到会计室领钱去，一点儿麻达都没耍。我从会计那里拿到了58.80元（生猪收购价每斤0.49元，相当于五斤玉米的收购价，70年代中后期，在延安，四等带骨冻猪肉销售价每斤0.57元）和一张发票（这是生产队完成任务的凭证）。回到队里，老乡们认为是收猪的对我这个知青另眼相待，纷纷提出下次轮到自家交任务猪要由我这个知青代劳。这一年，我们再没有像上次杀猪那样痛快的吃上几顿肉，而是以农民的身份向城里人提供了猪肉，虽然微乎其微。 
      我一直以为我们交的那只任务猪，或许是志丹县的知青史上唯一的，直到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唯一的，但它无疑是仅有的几只之一。
      正是知青生活中的这些琐事，使我们这些曾经的城里人在思想感情上与农民大众更加亲近。70年代初，大量知青通过招工涌入延安城。在遇到“不懂规矩”的进城农民常在公共汽车上遭到售票员的训斥时，此时车上的知青们总是一致维护自己曾经朝夕相处的老乡，对售票员发起反击。或许，这就是这种思想感情变化的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