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六九年初秋，我被分到农工排7班；后来又被调到基建排11班。我们的班长是上海知青陆明华。自知青大返城至今30多年了，我们从未见过面，每当我和建平等人在一起回忆当年岁月和这些战友时，特别是提到陆明华时，建平的爱人左林都会在一旁说：“那是个难得的好人。”是啊，在黑土地上共同战天斗地的那些岁月里，班长陆明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为人诚恳，待人宽厚，古道热肠。总是像家里的大姐那样照顾着班里的每个人。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者班集体的荣誉。
       当时，班里有位上海知青，叫翁杏美，人长得就像她的名字，清秀，苗条，讨人喜欢。后来她生病了，住进了医院。几个月后，当班长把她接回连队时，我们都被她的样子惊呆了：由于在医院长期服用某种含激素的药物，她“胖”得 一下子让我们认不出了！那种“胖”是一种病态的浮肿，与从前的翁杏美真是判若两人！在场的我们不禁都流下了心疼酸楚的眼泪，都想帮她做点什么。大家不停地安慰着这位小姐妹，班长一声不吭，帮她剪了头发，又帮她洗头、擦身、洗衣服。从这天起，班长总是会在工余时间这样照顾她；每次临出工前，还要叮嘱她一些养病的注意事项，教她做操锻炼身体。我们的班长当的真是好不容易呀！
       更让我深受感动的是：我的一次生病，急性肠炎，一夜要去如厕十来次。这样，我只能坐在板凳上趴在炕沿边随时准备去如厕。黑夜里，又是班长陆明华，她也没有上炕睡觉，而是陪着我同样在板凳上坐了一夜；一趟趟的陪我扶着我。我真的于心不忍，几次催促她上炕睡觉，她都不肯。我的心痛胜过病痛。我恨自己生病还要折腾这样好心的班长。就这样一直到大天亮后，一夜没有睡觉的她又带着大家去奋战了。真的，几声谢谢表达不了我内心的感激之情，几声谢谢显得那么苍白和无力。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依然清晰的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每每想起都让我感动……。

 

       那些年里，陆明华班长满腔热忱的工作着，从不叫苦，从不怕累，她那种能挑千斤担绝不挑九百九的吃苦耐劳精神，永远是全连同志学习的榜样。基建工作虽然比不上下农田那样辛苦，但劳作一天下来仍然会累得腰酸腿软。我们挑砖上跳，大家都挑两码砖，她试着挑三码、挑四码砖；排长薛秉实让她“少挑些”，她不听。挑泥上跳板她总比别人挑得多、跑的快。孙凤荣和牛美琴都不忍往她的桶里多装浆泥，每到这时她都会说“多装些”，甚至自己抢过铁锨再装。我们大家都劝她少挑些，她依然不听。就这样，陆明华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劳作着。一天工作下来，她被累得疲惫不堪。晚上大家在一起聊天，有说有笑，她很少插言；即便说上几句，声音也是那样有气无力。她每天只有睡上一夜好觉，才能使体力得到暂时的缓解。可是第二天，她又要继续开始“惩罚”自己的身体了。曾经由于劳累与营养原因，她患上了胃下垂，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都很消瘦。
       在那些年里，陆明华班长在思想上要求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只要连里一声召唤，她就一马当先，总是冲在最前面。一次团里医院抢救病人，需要血浆。那时她刚到连队不久，大概年龄还不满十八岁，身体也不很健壮，然而她没有顾忌到这些，又是第一个献了血。那时连队食堂是吃大锅饭，没有什么额外的营养补品，再加上只休息几天，又开始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几年来，她的身体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可她依然无怨无悔。即便这样，党组织的大门都没有对她打开，那个年代，讲究的是根红苗正，命运对她真的有些不公平。其实在很多人的眼里，她在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记不清是从工作组回连队，还是回家探亲回连后，班长陆明华已经被调到东大楼干部培训队当理论教员去了。知道这一消息后，我真的为她高兴，为她祝福；做理论教员她当之无愧，只有这样的教员，才能培训出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我在为她庆幸和欣喜的同时，心里还真有几分舍不得。因为，在这个班里从此少了一个与我们朝夕相处的班长。而她留给我们的却都是亲切而温暖的记忆。
       接替陆明华班长工作的也是上海知青，叫张卫明。她爱说爱笑，性格开朗，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虽然我俩接触的时间不很长，关系一直不错。一次她利用探亲假机会来北京玩了几天，我非常高兴的接待了她，请她到我家来做客，好像是在一起包饺子……我们一起去天安门，去公园游览，非常开心。在她当班长的那段日子里，十一班仍然是一个非常团结战斗的集体。再后来，她与我们的薛排长又多了一层“关系”。
       几十年过去了，我想现在她们一定过得非常幸福美满；不知是否当上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了。我在另一座城市里，为那些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生活过的战友们祝福，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