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外家是个封建大家族,他的母亲排行第七,说明母亲兄弟姐妹众多,因此,毛泽东的表兄弟表姐妹也是非常之多的。大概因为这些表亲个人方面,尤其是能力与影响的原因,能在历史文献中留下只言片语的却并不多见,据我所知也就三个人最为有名,即:王季范、文运昌和李柯,而三个人中,王、文是表哥,李是表弟,王、文读书较多,对毛泽东的成长有过或大或小的影响,因此毛泽东的印象也就深刻许多,交往也就密切了不少,而其它不少亲友则纯粹是种亲戚之间的正常交往,如李柯,一生也就以解放初期陪同毛泽连进京见表哥的事为荣耀。
毛泽东对亲属要求严格是有了名的,至今还让不少人感慨万端。然而,这种严格要求有时也亲厚薄之分。比如在对待王季范和文运昌两位表哥的事上就有厚薄,想必文运昌生前也是有这种感觉并生出几分不满来的。
文运昌在新中国成立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想谋份“革命工作”以改善一家生活窘态。但毛泽东却婉言谢绝了他。后来,文运昌还多次为了外家子弟的事写信求过毛泽东,不过再也没有为自己个人吱过一声了。但是,文运昌没想到另外一个老表却得到了毛泽东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关怀。这个老表就是王季范。也许,文运昌当年也十分纳闷:为何主席老表单独对王老表厚爱一筹?无论文运昌当年是否有想法,反正我今天重读这些老掉牙的故事时却是想法不少的。你看,同为老表,却分别鲜明,一个要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然后自然就能参加革命工作,一个却把他接到北京城里,安排在社会贤达呆的参事室里贡献余热。文运昌的要求其实也不高,只想在湖南的参事室里做馆员,可主席老表却婉言谢绝了。我想当主席老表拒绝他的请求时,他一定十分痛苦的罢,因为毕竟都是老表啊,尽管他的名气他的地位没有王老表高,可是毕竟也是有过恩于他的老表啊,为何有这么大的分别呢?
50年代毛泽东与程潜、王季范、程星龄合影
有人说,也许是文运昌曾经在旧政权任过职的缘故。可是,毛泽东的故交中有不少人在旧政权中任过职,而且职务比文运昌高得多,贡献也大得多,罪恶也小不到哪儿去。可是,这些人仍然能在新政权里呼风唤雨。如果是这个缘故,肯定于理不通,也不符合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因素”的思想,何况这个力量还是曾经有恩于已的老表。
有人说,也许是文运昌与毛泽东的关系没有王季范那么亲密的缘故。这个理由似乎有些道理,同为老表,实际还是有亲有疏的,这在所有人这里都是同一个道理。可是,我觉得在毛文关系中用这个理由也不大通。因为文运昌对毛泽东的成长确实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且不说在湘乡外婆家的童年时光,也不说在湘乡师范读书时对毛泽东恢复学业的影响,只说作为外家能力最强的老表挑起外婆家的重担,免却这个外孙的挂念,就值得这个外孙从内心深处加以感激。按理说,毛泽东未必就不记得文运昌的这个“好”。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毛泽东对文王两位表兄弟区别对待呢?我想,还是应该回到毛泽东本身去寻找原因。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个理想高于一切的伟大人物,只有共同的理想才能产生亲密无间的思想共鸣。王季范一生崇尚正义,品德高尚,让毛泽东深为钦佩。而文运昌尽管也品质不错,但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一直与毛泽东有较大的距离。1936年,他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信,叙说了家中的清苦,希望在延安谋一份差事。从这封信看来,这位表哥根本就缺乏对共产党人的了解,看不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看不到表弟与蒋介石的分别。但是,毛泽东没有因此看不起这位表哥,而是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的不同,拒绝了表哥“求职”的申请。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一心只想多多赚钱的文表哥,到延安来是根本不可能“发财”,与其如此,还不如在蒋介石政府里再谋份差事。
新中国成立后,读过不少诗书的文运昌的思想依然未能跟上共产党和毛泽东,他与韶山、湘乡乡下的不少亲友一样,认为自己的表弟当了“皇帝”,自己也算是“皇亲国戚”了,就一心想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写过不少信,想请当了“皇帝”的表弟关照关照。我想,这位有恩于自己的表哥的这种种做法未必就让毛泽东高兴的。因此,毛泽东也就不可能把他当作新中国建设的急需人才来加以使用了。
毛主席与文家亲属合影。左起:不详、文静纯(三表姐)、文运昌(表哥)、赵棣棣(表外甥孙女)、毛泽东、章科伦(表外甥孙女)、不详、章淼洪(表外甥女)、王季范(九哥)(括号内为合影者与毛主席的关系)。
(图片来源: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另一位表哥王季范却完全不同。在许多方面足以让毛泽东这位表弟高看一眼、厚爱一筹。
王季范的母亲是毛泽东母亲的姐姐,在家排行第六,毛泽东从小叫二姨妈。王季范比毛泽东年长九岁,对毛泽东的成长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1910年毛泽东恢复学业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王季范的贡献似乎比文运昌还要大。据说,王季范也曾亲自到韶山冲做姨夫的工作。而今天的湘乡市《文史资料》更是如此说:“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的父亲守财、刻薄,舍不得给儿子支付昂贵的学费,是王季范慷慨解囊,一次就从家里拿出现大洋一百元。”此事是真是假,当事人都已作古,也就无从考证了。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当年的王家确实比较富有的缘故罢,而贫穷的外孙在湘乡城里读书,从经济上加以帮助也就显得十分的合情合理了。据说,毛泽东进入东山学堂后十分兴奋,马上给在长沙的王季范写了一封信。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其次,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王季范作为一师学监,不仅在经济上资助过毛泽东,不仅在学业上指导过毛泽东,更是毛泽东成长的保护神。王季范的曾孙王宇清2000年在《光明日报》撰文说:
在“一师”上学的学生后来回忆,王季范对毛泽东与其他家境清贫的学生,不仅常常在经济上解囊相助,学业上悉心教诲,对进步学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他也总是尽自己所能给予支持。毛泽东远离家乡,只身一人在省城长沙求学,课余他常到表兄家来请教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有时毛泽东登门的时候,却正赶上王季范外出,他进门问过九嫂(曾祖母),得知九哥不在家后,就随手掏出身上携带书本,一声不响地坐在一边埋头看起来,直到王季范由外面回来,才就书中问题向表兄虚心地请教。
在一师,毛泽东因为带头造校长张干的反,张干一怒之下要开除他,是王季范保护了他。对此,毛泽东终生难忘。王宇清在文章中记录了王毛在北京中南海的一次对话:
在中南海的一次聚会中,毛泽东又特意问起了老校长张干的近况。王季范遂如实作了介绍。毛泽东听后感慨地说:“张干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才三十几岁,就当上了‘一师’的校长……他要爬上去很容易,可他并没有爬上去,没有进入仕途,吃了一辈子的粉笔灰!”王季范解释说:“依我看,当年的《驱张宣言》,主要是触犯了张干的尊严,他的自尊心很强。至于有人说他当时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倒并不见得。”毛泽东同意地点了点头道:“九哥说得有道理。”他很赞成王季范对张干的见解,同时也深为表兄当年替自己解“危”一事而感激。后来,张干应邀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王季范曾专程陪同张干一行四人游览了明十三陵和汤山,后又将张接到自己的家里畅谈湖南第一师范未来的发展和建设问题。
第三,王季范一生献身教育,品德高尚。当毛泽东在延安风生水起时,他在一师欢欣鼓舞,弄得湘省国民政府甚为紧张,逼迫他离开了一师。后来,他应聘到长郡中学当校长,教书育人,两袖清风,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以至于长郡师生看不过去,集资为他建了一处居所。不知毛泽东当年知不知道这位老表的这些趣闻,但我相信,他是十分尊崇这种人格这种精神的。
第四,毛泽东因为王季范爱子的牺牲,觉得有负于老表。据说,1950年秋天,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见到王时就这样说:九哥,你把德恒交给我,我没有保护好他,难辞其咎哇……” 王德恒由王季范送到延安毛泽东的身边,1944年随王震的南下支队到湖南,留在桃源工作,后被敌人杀害。毛泽东为此深感愧疚是情理中事。后来,毛泽东长期对王季范的生活十分关心,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取2000元加以资助,除了感恩外,是不是也寄托着对老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种愧意呢?而且,从来不徇私情的毛泽东后来还把老表的孙女王海蓉安排在自己身边工作,是不是也是一种感恩之举?
1972年,88岁的王季范在北京去世。毛泽东送了一个花圈,上书:九哥千古!这也许是毛泽东所有表兄弟中唯一得到这一殊荣的。
毛泽东在表兄弟中偏爱王季范当然不是简单的感恩图报,更应该理解为一种思想的尊崇、人格的尊崇和道德的尊崇。有了共同的思想,有了共同的人格,有了共同的道德,才会成为朋友,才会成为同志,才会拥有深厚的情谊。对于一个尊崇思想的伟人来说,亲情只是维系情感的纽带,而思想才是撑起情感大厦的坚实基石。这也许也是我们正确解读毛泽东对表兄弟亲疏有别的一个视角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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