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荣桓（1902-1963）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国家和军队卓越领导人。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注释 〔罗荣桓〕(一九○二——一九六三)湖南衡山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九三○年起，历任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一军团、江西军区、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兼代理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逝世。毛泽东一向很敬重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罗荣桓，他在知道罗逝世的消息以后悲痛逾常，这首悼诗就是在悲痛的激情中写成的。由于罗曾长期同林彪共事，所以诗内提到林的事。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这首诗一九七八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曾帮他保存诗稿的同志的回忆。
罗荣桓参加了秋收暴动，是毛泽东的老部下。罗逝世时，政治局常委正在开会，消息传来，毛泽东带头起立默哀，并讲：罗荣桓是很有原则性的人，他对敌狠，不肯背后议论人，党内要有原则性，原则精神。会议结束后，毛到医院向罗遗体告别。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创作及书写时间考疑
[摘要]关于毛泽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创作和书写时间，在该诗1978年9月9日首次在《人民日报》发表前后，从高层到毛泽东诗词的研究者中，均有人提出疑问。由于诗的创作和书写时间不能确定，以致国内外出版的许多毛泽东诗词评注、赏析、鉴赏等著作中，对这首诗的内容出现了许多自相矛盾、令人费解的阐释，成为毛泽东诗词及书法研究中的一个疑案和悬案。从该诗的内容、手迹风格、毛泽东创作追怀诗的有关情况等方面来分析，这首诗不应当写于1963年 12月，而应定为1972年11月罗荣桓70寿辰或1973年12月罗荣桓逝世10周年时为宜。
1978年9月，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二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三首诗词，其中有《七律· 吊罗荣桓同志》一诗并附手迹。为了确定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当年8月，分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曾向为毛泽东保存诗稿的护士长吴旭君询问毛泽东写作该诗的具体时间。8月28日，吴旭君就此写了专门报告称：“关于毛主席《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写作时间，遵照您的指示，我认真仔细地回忆过”，“此诗的写作时间就是在去北京医院和罗荣桓同志遗体告别后几天的事情，1963年12月下半月内，不超过63年底。”[1]大约以此为根据，该诗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诗题标署写作时间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过了大约8年，1986年9月28日，吴旭君又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毛泽东两首诗词的写作时间及其他》一文。文中就吊罗诗谈了与上述报告所谈相同的经过。
由于该诗手稿没有注明写作时间，很多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罗荣桓研究专家黄瑶1993年5月曾指出：关于《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写作时间，“现在把它定为1963年，是根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定的，但从字体上看不像1963年的。1963年毛泽东的书法相当潇洒漂亮，而这首诗的手迹手有些抖。”“当时毛泽东对林彪还是很信任的。如果战锦方为大问题，是指打锦州中林彪犹豫，把林说成了斥鶠和昆鸡，那么这首诗就不是1963年写的，起码得在九大以后；如果是1963年写的，就不会是批评林彪。”[2]据了解，北京有关部门人士也认为，1963年正是毛泽东书法(无论是软笔还是硬笔)艺术进入精进繁富的时期，他的字不可能与他同时期(即他写此诗前后)其他手迹的风格有如此大的悬殊。
笔者从事毛泽东书法研究近30年，认为这首诗的手迹不可能写于1963年。从诗的内容和毛泽东创作追怀诗的有关情况来分析，这首诗也不可能创作于1963年12月。
首先，从诗的内容看，这首诗不是写于1963年12月。
读这首诗时，可以很明显地知道这是一首怀念罗帅、抨击林彪的政治感怀诗。诗中涉及林彪的史实有“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长征”、“战锦”、“斥鶠”、“昆鸡”、“国有疑难”等7处。从诗意看，所涉7处均与林有关： “草上飞”，井冈山打游击；“红军队里”，江西根据地；“长征”，一军团；“战锦”，辽沈战役打锦州；“斥鶠”，罗不同意林彪提出的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等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方法，受到林的奚落。上述措词，均不是对林的褒扬，而属贬斥。而1963年12月，正是林彪深得毛泽东倚重，红得发紫的时期。5年前的1958年，毛泽东提议林彪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两年多以后的1966年8月，林即成为党内唯一的副主席，毛的接班人；1969年4月，林被作为接班人写进九大党章。此前的1963年12月14日，罗逝世的前两天，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千余字的谈军队宣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的信，信末还另嘱林找曹操《龟虽寿》的诗“一读”，告林以养生之道；罗逝世的当日，即12月16日，毛泽东又给“林彪、贺龙、荣臻、瑞卿、萧华”写了一封谈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长信，信中赞赏“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12月25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亲切地称林为 “林总”、“林彪同志”。既然如此，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在同年12月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中对林彪由几天前的青睐有加一变而为几天后的痛斥一番呢？于情、于理、于文、于史都难以解释。
其次，从吊罗诗的手迹风格看，这首诗的手稿不是书写于1963年12月。
1959年以后至1969年，毛泽东的书法无论是软笔还是硬笔都已进入他一生中的黄金时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前期以行草为主，后期趋于大草和狂草。其雄强俊快，飘逸秀美，生意盎然，奔腾流畅的风格，早已在国人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我们比较罗逝世前后的几幅毛泽东手迹。罗逝世前两天，毛给林彪信的手迹以毛笔书写，竖书12页，行草交替，神气贯通，气势磅礴，活力无穷；罗逝世的同一天，他给林、贺、聂、罗(瑞卿)、萧的信以铅笔横书4页，疏密相间，点划结体流畅自然。且写此信时，罗荣桓已去世，因为信中涉及总政治部的工作时前两天提“荣桓”而于此提“萧华同志” 。吴旭君回忆，吊罗诗是在毛向罗遗体告别后几天的时间里毛反复吟咏创作并在吴的提示“是谁能使阁下这般钦佩？”之后加一题目的。毛向罗遗体告别是12月19日，以后的几天，按吴说“即1963年12月下半月内”。但罗逝世后8天，12 月24日，也在“下半月内”，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要找几个材料，该信也以铅笔横书，点划飞动流转，结字清晰精妙，布局错综得法，其风格一如在此前后毛泽东书法的风格，却独与吊罗诗手迹风格大相径庭。仅以毛服安眠药之后所写为由，似缺乏说服力。
笔者认为，1963年12月，毛泽东刚进古稀之年，他的精力、腕力和艺术功力不可能使他写出吊罗诗这样结字散乱，布局错位，上下相叠，点划残缺的龙钟之作。从手迹反映的状况看，这应当是毛泽东垂暮之年的手笔。
1963年12月至1978年8月，时隔15年，吴旭君作为毛泽东的护士长，虽然曾负责保存毛泽东的诗稿，但她所应负的主要责任恐怕还是关注毛泽东每天的身体健康状况。也许有人会说，作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她的回忆应当是可靠的。但笔者认为，即使是当事人，对于某一具体日期的记忆也可能因年代久远而出现记忆模糊。因此，吴旭君的回忆也不一定就是确凿无疑的。
再次，从毛泽东追怀诗创作的情况看，吊罗诗不可能创作于1963年12月罗逝世当时。
查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所载67首诗词中，涉及对逝去人物凭吊、追怀性的诗词有6首。分别是：(1)《挽易昌陶》(1915年5月)；(2)《挽戴安澜将军》(1943年3月)；(3)《蝶恋花 ·答李淑一》(1957年5月11日)；(4)《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1961年)；(5)《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年12月)。易昌陶是毛泽东的同班学友，其病逝后，毛泽东以同窗身份写诗悼念，仅表哀痛之意；戴安澜将军是著名的国民军抗日将领，为国捐躯，毛泽东作为中共首脑，在延安各界追悼戴的大会上献以挽诗，另有意义。笔者注意到上述二诗均为死者刚去世，作为即赋诗，诗题均冠以“挽”。而毛泽东追怀杨开慧的诗，时距杨牺牲27年；纪念鲁迅的诗时距鲁迅病逝26年。按理说，毛泽东在罗逝世后即到医院向遗体告别，也三番五次向周围的同志表达了对罗的思想、作风、品格的称道，作为党和国家领袖，对他的战友和同乡的逝世，这已经在感情上做得很充分了。作为一个对人的评价极为慎重的诗人，毛泽东为什么偏偏要在罗刚刚去世时还要以诗的形式急匆匆作结论？笔者认为对罗以诗的形式追怀当是遭遇了与罗相关的事件而非追怀不可的感世之作。
最后，从诗中发出“国有疑难可问谁？”慨叹的背景看，吊罗诗不可能创作于1963年12月。
罗帅逝世时，毛泽东所面临的党内外、国内外形势是不是足以令有着超常胆略和气魄的伟大革命家发生这种近乎哀叹的感慨呢？该诗发表后，许多注家附会穿凿，把当时的党内外、国内外形势描述得十分严峻、紧张，这是没有根据的。笔者认为，当时的形势非但不严峻，反而比较乐观。毛泽东在罗逝世前两天即12月14日写给林彪信的开头即满怀信心地明确指出：“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概括起来说，当时的形势好主要表现为：已经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全面复苏；党内高层团结稳定；与苏联的关系(论战)已处于决胜阶段。从1963年9月 6日开始的九评，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共同指导下，至12月12日，已发出六评。苏联希望停止论战，毛泽东则认为“赫鲁晓夫一天不如一天”，“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1]因此整个形势不存在毛泽东在诗中流露出的忧虑。相反，诗中 “国有疑难可问谁？”一句倒可以作为我们解开这首诗创作和书写时间问题的钥匙。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毛泽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创作及书写时间，应定为林彪“自取灭亡”后的1972年11月罗荣桓70寿辰或1973年12月罗荣桓逝世10周年时为宜。
如此，诗中所涉对林彪的一系列历史的抨击便可迎刃而解。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发布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林彪在井冈山根据地、长征途中、辽沈战役时、抗美援朝时，以及他形而上学地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遇到包括罗荣桓在内的不少领导人的抵制和反对等一系列问题被揭露，直至阴谋杀害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政变，毛泽东对林彪的面目彻底看清。许多场合，毛泽东公开讲林彪是反对我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追怀罗、抨击林，便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了。
如此，该诗手稿风格与60年代书法风格不一致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受到很大刺激，大病一场，衰老了许多。对毛泽东本人来说，有迟暮之伤；毛泽东对他的许多战友如罗荣桓等，则不堪追往，不堪积忧，触景睹物，悲怀何及。此时，毛泽东每每吟诵《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物犹如此，人何以堪？”悲怀之心境，流露无遗。他视力锐减，腕力不支，行动不便。处于这种身体和心理状态下的毛泽东写诗，其手迹即如吊罗诗一样，可以想象。
如此，毛泽东在诗中发出“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慨叹也迎刃而解了。毛泽东晚年所处的党内外、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复杂，与1963年时完全不同。首先，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1972、1973年时，虽稍有降温，但远未结束。一批与他同生共死的战友或已身亡，或遭囚禁，他的身边已群英凋落，四顾乏人；其次，林彪叛逃，“四人帮”乘虚而入，国家不得安宁，人民怨声载道，经济濒于崩溃；再次，国际上美苏两霸对抗激烈，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我进行军事威胁。面对如此动荡多变的国内外局面，毛泽东在此“国有疑难”的时刻，能不想到罗荣桓等已经逝去的忠诚战友，能不发出“可问谁”的仰天悲呼吗？
因此，笔者认为，宜将毛泽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的创作时间订正为1972年11月或者1973年12 月。
〔作者李树庭,是湖北省天门市天门日报社原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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