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新华：不想再谈伤痕文学
    1978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伤痕》。他将自己的作品交给朋友和老师阅读，反响平平。之后，在班级策划的墙报上，卢新华贴出了这篇小说。令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是，在复旦校园，这篇小说被迅速传抄。
    这年8月11日，在反复酝酿和修改以后，《文汇报》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7000余字的学生作品。因为《伤痕》，当天的《文汇报》加印至150万份。一夜之间，“卢新华”这个名字为国人所熟知，“伤痕文学”也经由这篇小说发轫、命名。
    这位务过农、当过侦察班长的老兵，刚刚从柴油机厂的油漆工转变成大学生，从此被写入当代文学史。他很快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伤痕》之后，他写过十几个短篇和一个名为《森林之梦》的长篇。“都被《伤痕》的光芒掩盖住了，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赌场里面看佛经
    大学毕业后不久，卢新华辞去《文汇报》记者一职，下海经商。在1986年的“出国热”中，卢新华去了美国，用两年时间，攻下加州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在美国的卢新华经历了事业和生活的多次起落。他跟人合伙开过公司，也做过金融投资，但都不成功。学生时代，他就靠在美国小镇踩三轮车补贴家用，后来一度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以发牌为生。
    “实际上，我在美国的生活并没有文字描述的那般悲情。踩三轮车对学生来讲是一项颇为划算的工作。既然做一个三轮车夫我也不以为意了，就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了。”
    凭着踩三轮车赚出来的生活费，卢新华拿到了硕士学位，把妻子和女儿从上海接到了美国。不久，第二个孩子和第三个孩子相继出生。
    7年赌场发牌手的生活，也不像国内想象的那么凄凉。当时卢新华在金融、期货和股票生意上赔光了所有积蓄，必须以最快的方式补回损失。“我去赌场发牌主要是为赚钱，因为我需要养家。”
    在每个游戏间歇的那半个小时，这位发牌员常常摸出一本书来读，现在说话满口佛语禅机的他，就是靠这些零碎时间读了大量的佛经。

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写作
    2004年，卢新华带着他的新作《紫禁女》回到国内。重新回到祖国的文坛，卢新华依然绕不开《伤痕》。许多记者找他访问，还是谈《伤痕》者甚多。他一再“重申”，已经不想再谈《伤痕》，他甚至公开“自我革命”：《伤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
    为了《紫禁女》一书，他辞去了工作，在上海购买的寓所住了半年多，等小说弄完，他还得回到美国重新找职业谋生。
    “这些年关于我的传言基本属实，又基本失真。我不奢望大富大贵，但还是会想办法赚点小钱来养文。目前我的生活方式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往返于中美之间，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后我的生活中，写作的比重比起从前会大一些。”

李燕杰：那时候比李连杰火
    李燕杰是1980年代著名的青年导师、教育家、演讲家。对着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他曾高呼“不管母亲多贫穷困苦，儿女们对她的爱绝不含糊！”
与时俱进的演讲主题
    李燕杰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是1977年1月25日。当时他是北京师范学院讲师，北京市运输局请他做一个批判江青的报告，他创造性地从“江青女士为什么喜欢《红与黑》、《简爱》、《飘》、《基督山恩仇记》、《红字》这五本书”出发，进行了演讲，引发一时轰动，并由此走出象牙塔外，奔向十字街头。
    1980年3月25日，新华社的一篇通讯在探讨“政治性很强的大道理，怎样才能让青年学生乐于接受”时总结了李燕杰的经验：在讲解理论时，有点哲理；在传授知识时，在语言表达上有点新意，有点趣味。
    李燕杰说自己的报告很受欢迎，不出大错，是抓住了三条原则：坚持原则不僵化、坚持改革与开放绝不搞自由化、宣传教育绝不简单化。
    李善于把握时代特征，他每隔几年就提出一个新的演讲专题。1976至1980年“粉碎旧的枷锁”；1990至1992年“迎接新时代的挑战”；1992至1995年“投身改革大潮”……2007年10月25日，李燕杰在北大百年大讲堂完成了自己的第4078场演讲，同时度过了自己的78岁生日。
    李燕杰去过全球680个城市，美国就去了83所大学。当时，一位领导曾多次鼓励他“做青年工作，不仅要靠党、团组织，还要靠一批专家学者，要有一批志士仁人关心这件大事。”
    李在1982年当上了“巡回大使”，连续三年出国作报告。当时的“中央慰问留学生代表团”，他是首席团员，“每年11月集中在中南海，圣诞节前出国，在国外过新年，一直讲到农历正月十六七左右才回国。”
    “中央希望我们讲爱国主义，讲改革开放，但我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他每到一地便会研究当地文化，找贴近性。1982年，慰问团到美国，美国人问他们为什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团里没人敢回答，我说，我来回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都变成有产阶级！”
    李燕杰没有去过台湾。记者问他，若有机会，他希望在台湾讲什么？“我不说你陈水扁。我说中国的历史，南宋以后中国人给人起名字爱叫岳飞王飞刘飞，没人愿意起名叫秦桧是不是？我不说陈水扁，下面就知道我说什么呢，对不对？”

现代“李燕杰”太少了
    上海一位文化学者曾说，于丹就是21世纪的李燕杰。李燕杰说他们的共同点是：走出象牙塔，奔向十字街头。李燕杰本人则觉得，现在的“李燕杰”不是太多了，反而是太少了。社会上那么多人自杀，“要是多些‘李燕杰’给他们做报告，他们至于吗？”
    一般中文系教授都不买的《于丹＜论语＞心得》，他买来看，觉得很好；一般教授都不看的《读者》、《青年文摘》，他看得很早。
    李燕杰说:“我也关爱于丹，也关爱方永刚”。他的口中偶尔会蹦出一些时下流行的词汇，比如“粉丝”。他也关心超女的命运，强调“现在的社会不是一元化，是多元化，有些小女孩就是喜欢李宇春，喜欢周笔畅，有什么不可以？”
    改革开放30年，李燕杰是亲历者，他说，30年来自己的使命不曾改变，那便是“铸魂育才系统工程”。

朱建华：4厘米的遗憾
    1983年，当刘翔在上海出生时，这个城市已经拥有了一位世界级的田径明星朱建华。这位曾经三破世界纪录、中国第一位奥运会田径奖牌获得者在退役之后，明星经济才开始在中国兴旺起来。

曾经的辉煌
    1983年是朱建华步入辉煌的一年。6月11日，在第5届全运会田径预选赛上，他以2.37米的成绩，打破了2.36米的世界纪录；9月22日，在第5届全运会田径决赛中，再以2.38米打破世界纪录。同一年，他还获得首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跳高的铜牌。
    1984年6月10日，他在联邦德国举行的国际比赛中，以2.39米的优异成绩第3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一年内连续3次打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跳高王”。
    这一年，中国决定派队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只拿金牌对朱建华来说已经不再是任务，惟有再次打破世界纪录，才能满足国人的心理预期。
    奥运会比赛前一个月，朱建华就被安排到美国适应环境。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习惯了本国体制的朱建华对美国的走训体制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反应：
    在国内，朱建华每天的食物有专人安排。到美国后，吃住条件远远不如国内。饮食档次的下降令他极为不适。更让他焦虑的是，正常的训练不能得到保障。
    随着奥运会的开幕，朱建华的心理压力日益加大。“奥运会比赛前的一个月，我几乎每天晚上都无法正常入睡，老是要通过安眠药来帮助入睡。后来安眠药也失去作用了，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天亮，这对体能是一种极大的损耗。”
    最后的决赛中，他只跳出了2.31米，而那年的冠军也不过跳了2.35米。朱的失利显然无法令国人满意。

回归平淡
    1990年朱建华决定退役。当年4月30日，在上海体委专门为他举办的晚会上，朱建华向1万多名场内观众和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告别：“我从10岁开始从事跳高事业，17个春秋，我在体育场上赢得过掌声和欢呼声，尝到了喜悦和欢乐，但第23届奥运会上没有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使我深深地感到遗憾。虽然我不能在运动场上与大家见面，但是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随后，朱建华飞往美国读书。1995年回到上海，建立了一个跳高俱乐部，此后建华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成立。
    现在他在上海的家位于闵行区的别墅群内。这位24年前的民族英雄，如今已取得美国绿卡，太太和孩子也已成为美国公民，一年里朱建华会有11个月在中国，花1个月时间到美国和妻儿团聚。前不久，朱建华和奥运女子游泳冠军庄泳，一同成为上海地区的奥运火炬手。

汪国真：身份有了大转折
    又见汪国真。国字脸，大眼镜。现在的他由诗人变成了书画家、作曲家。

一炮走红
    1956年，汪国真在北京出生。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当时，大多数人的命运是上山下乡，汪国真是幸运的，他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9月，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时年22岁。大学期间他开始写诗歌。因为那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字数最少的。他的同班同学表示，“他写得很多，但写得很差。”
    1979年4月13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汪国真的诗《学校的一天》。几天后，他收到了编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从此，他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
    《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他开始收到读者来信。
    1990年春天，某中学老师发现，学生们在课堂上传抄着一个叫汪国真的人写的诗。老师回家后，与在学苑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的爱人孟光聊起，孟光敏锐地感觉这是一次出版商机。
    辗转周折，学苑出版社找到汪国真，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为承诺，在23天内，出版了汪国真首部诗集《年轻的潮》。汪国真一炮走红。

“汪国真年”
    1990年是汪国真年。《年轻的潮》首印15万册，此后数次再版，达到60多万册。“年轻”系列印数总计超过100万。该书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个月内卖出5000本。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有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的纪录。库存卖光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汪国真表示，他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他那时是稿费制，一般人10行诗无非40元，出版社给他80元，他已经感觉是天上掉馅饼。

选择转行
    成名后，应酬众多，不仅是签名，还常被人索要题字。为此，从1993年起，汪国真开始练习书法。后来他将诗、文、书法结集在一起出版，此后一发不可收。近年来，汪国真还自学作曲，并开始给古诗词配曲。
    18年后，汪国真在音乐轻柔的咖啡厅给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他驾着一辆别克君威，阔谈人生之隐忍和意气。他不认为自己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十几年来，他依然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部，与同事们关系良好。他大部分时间不坐班，时常在外地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