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周恩来 1971年1月至1974年2月，我奉命由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到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支左”，任该院军代表组组长、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组组长(后任党委书记)。在此期间，我接受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一项特殊任务：将一些老干部接到阜外医院就医，实际是把他们保护起来。此事虽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但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1971年8月的一天，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谢华(原总后卫生部副部长)来到阜外医院找我谈话。他先询问了一下我的经历和当时医院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说：“经周总理批准，准备将一部分正在受审查的老人秘密送来阜外医院治疗。这个工作由你单独负责。你要亲自选定医生、护士，不要把任务随便交给别人。要做到院内无关人员不得与来住院的人接触。要注意保密，严禁将此事向外泄露。根据病人的病情，需要院内会诊者，人选必须由你确定。院外会诊由我批准。不要找XXX医院。” 他顿了顿，接着说：“你要布置和督促有关医生，千方百计提高疗效，该用的药都要用。如医院没有，也要想方设法搞到手。工作中如有难题不好解决，可找我或直接找中央办公厅杨德中同志。” 最后，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想了想，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每送来一个这样的病人，都要有中央的正式批件，否则不收；二是孝同志来了都得敦名换姓，不然各种登记、处方、化验报告等表单接触的人很多，保密就很困难。 谢华当即表示同意，说“就按你说的办吧”。 12月初，北京卫戍区送来了周总理对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来此住院的三个亲笔批件。12日，黄克诚首先被专案组送来了。我们随即把他安排在一病房，改名“王宣”，指定王诗恒、汪琪两位大夫负责治疗。20日，卫戍区和专案组又分别送来吕正操和刘澜波，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八病房和六病房，改名“李雷”和“刘菲”，指定陈宝田、王嘉明两位大夫负责治疗。 这几个病人来到医院后，人们见到卫戍区派来的战士日夜看守着他们，医护人员都是由院里指定的，就纷纷打听病人的姓名。有的甚至送人情，拉关系，想方设法套出我们的真话。鉴于这些情况，我在1972年1月10日召集执行“特殊任务”的同志们开了个会，向大家提出四点要求： 一、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执行中央批准(未说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这项政治任务，绝不能辜负领导对我们的信任。 二、对内对外都要绝对保密。无关人员一律不准接触病人。病历必须由专人保管。与病人接触时只谈有关治疗的事，不要询问和谈论其他问题。 三、要尽力做好诊断、治疗工作。必须会诊者，院内由我批，院外报卫生部谢主任批，但要立足于自己解决。 四、一定要让病人吃好、住好、休养好。有什么特殊情况，要随时请示报告。病人用药、打针、输液、输氧以及饮食等情况，都要认真记录，不得遗漏。 此后，我们就一直是这样做的，因而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在我的记忆和记录中，从1972年到1974年初，经周总理批准住院的老同志先后有：李井泉、罗瑞卿、林枫、黄新廷、徐冰、周荣鑫、伍修权、张爱萍、江一真、吕东、李维汉、叶飞、熊复、刘志坚、孔祥桢、王尚荣、雷英夫、胡痴、曾宪植、徐介沈、孔原等。班禅额尔德尼患胆囊炎时，经总理批准也于1972年1月4日住进了阜外医院。当时给他改名为“李云”。 这些老同志住进医院后，都要先做一次全面检查。从检查结果来看，有的确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等，需要到阜外这个专科医院来治疗。但有的并没有心血管病，甚至身体还不错，我想总理就是要把他们保护起来，以免再受迫害。 记得这三年里，我见到批转下来的北京卫戍区和各专案组为送老同志住院而上呈中央首长的书面报告，有的还附有病人家属给总理的信。在“报首长呈阅”一栏中，当出现总理、剑英、江青、德生、登奎、国锋等名字时，周总理除了在“总理”两字上画圈表示同意外，总要在江青的名字上也画一个圈，写上“不送江青同志”或“暂不送江青同志”。在“送往医院”一栏中，总理都要批上“送阜外医院”。 看到这些批件后，我一直在想：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总理为什么不让把报告送给她看呢?……当时只能把这个疑团闷在自己心里。后来当然知道了，送老同志来住院，这正是周总理为了尽可能地保护他们不再遭受江青等人的迫害而采取的办法，怎么能让江青知道呢? 下面就是我永远难忘的总理保护几位老同志的事。 1972年3月14日，周总理得知徐冰的病情恶化，立即批准将他送阜外医院治疗。 此前两天，我院陈在嘉主任和于秀章大夫已应邀去徐冰住处会诊。诊断结果为：肺气肿、肺心病、心力衰竭、下肢浮肿、血栓性静脉炎、蛛网膜下腔出血、空洞性肺结核，周身褥疮，嗜睡，体温下降，几天不进食，生命垂危。可是徐冰的医疗护理和居住条件很差，连床也没有，睡在稻草上…… 14日下午2时许，徐冰被抬进我院急诊室。我看到他面黄饥瘦，双眼紧闭，非常吃力地呼吸着，显然已处在病危之中。我们立即进行抢救。当晚10点半钟，谢主任来电话说：“总理指示，徐冰住院后要全力抢救。”接着总理办公室也来电话：“徐冰的病情要及时报告总理。”一天之内，大夫、护士日夜守候在徐冰身旁，精心治疗，全力抢救。病情稍有好转，我们就火速报告总理。但是他的病太多太重了，又拖了太长时间，终于在两天后去世。我们沉痛地给总理写了关于徐冰的治疗和临终情况的报告。 周荣鑫患心肌梗塞，从江西农场接回北京，一下火车就送来阜外医院。总理办公室随即来了电话：“周荣鑫的病情要每周汇报一次。”由于治疗及时，身体恢复较快，不到两个月就出院了。出院的前一天，我去病房探望他，这位国务院老秘书长得知我们及时把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都报告了总理，激动地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感谢总理的关怀!你们遵照总理的批示治好了我的病，真太谢谢你们了!” 10月28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来电话说：“熊复同志的爱人给中央办公厅来信反映熊复的身体情况，总理批示‘要阜外医院想办法治疗好’。”两天后，熊复住进了医院。他是从宁夏五七干校接回来的，那里生活、医疗条件都比较差，他年年犯病。住院后，心情比较愉快，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治疗，恢复了健康。他满怀着对总理和医护人员的感激，告别了医院。 曾经担任过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军事秘书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文革”初期就被关进了北京卫戍区。1973年3月，总理接到卫戍区的报告，得知他身体不好，立即批准送他来阜外治病。一次我在病区内巡视时；轻声对他说：“雷部长，上级很关心你，好好治病吧!”他听了一怔，似乎想问什么，但见我身着军装，又没停步，终未开口。二十几年后，1996年8月22日，我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李海文去看望雷英夫同志。当他知道我就是那个在医院跟他打招呼的军人，又听说是周总理安排他住院的，心情十分激动。他说：“我的处境就是从住院后才开始改善的。我一直在想，批准我住院的只能有两个人：总理和叶帅。今天，你们终于给我证实了。周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呀!” 伍修权来阜外住院的情况，已写在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与怀念》一书中。他写道：“……”我的孩子们了解我的病情后，联名给总理写信，要求及时治疗我的疾病；他们的信，不久就有了反应。1973年春，我被送到阜外医院住院治疗。这家医院在治疗冠心病上很有名。我能到那里治疗心脏病，当然是很满意的。只是住院时仍有值班战士日夜守着。不准与别人接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准使用，临时给我起了一个假名字，我早已把它忘记了。医院方面还是知道我的身份的，他们对我的态度还比较和善，治疗也十分细致认真。” 江一真同志是老红军，曾任卫生部和福建省的领导，“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批斗。周总理设法让他住进了阜外医院。在医院里，江老非常乐观，非常坚定，曾对我说：“什么‘永远健康’?呼喊就健康了，不呼喊就不健康?这不是党的光荣传统，也不是党的什么作风，这是形而上学。”他还说：“他们批斗我，给我带了很多帽子，但我平生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总理了解我，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不移!” 原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住院时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他是1972年8月11日被专案组送来的。进入病房时，他仍穿着有标号的囚服。专案组人员几次令其脱下，他坚决不肯，说“要留个纪念”。 经过医生们反复检查，诊断他的病是肝炎、空洞性肺结核和下肢浮肿。由于入院前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营养又严重不足，他的病情还在加重。但是，专案组的人员还不断来病房纠缠，要他“交待问题”。林老总是严词拒绝：“我的问题早就说清楚了。党中央也都知道!” 有一次，专案组的人在病房里跟林老争执起来。我听到后赶紧跑到现场，把专案组一个姓区的负责人叫到一边，严肃地说：“我们医院病人多，又几乎全是患高血压、心脏病的，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你们不能妨碍病人休息和医生工作，要遵守院规。” 那人还不买账，说：“我们是奉上级指示来审查林枫的!” 我针锋相对地说：“我们为林枫治病，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他必须好好休息。要审查，那是院外的事。院里由我负责。” 他见我口气严厉，又身着军装，才不再强辩，涨红着脸，带着其他人走了。 1996年8月24日，我去探望林枫的夫人郭明秋。这位1935年投身革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八旬老人，因脑中风，身体很不好，可是一见到我，就激动地拉住我的手，颤抖着说：“阜外医院执行了总理的指示，保护和照顾了大批老干部，有功呀!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你们。” 那三年我主持这项工作，深感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松懈。为了及时接受总理交待的任务，保护老同志的安全，我一直住在办公室里，也几乎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必须外出开会、办事时，也要把地址和电话留给总值班室，常年处于“战备”状态中。 由于长期紧张，我的体力逐渐下降，有时心发闷、心绞痛，医生让我也住院休养治疗，可是想到总理赋予的任务，我一直坚守岗位，犯病时吃几粒药就是了。 这段时期，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赞扬。1973年3月4日夜11时，李先念同志来院检查身体，我们向他汇报了院里的情况。他做了一些具体指示，最后说：“你们这儿很安静，说明这里没有派性。你们工作做得好，我们就很放心。” 1972年秋，阜外医院新的一届党委诞生。我根据中央文件中关于“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的规定，多次提出回部队的要求。但直到1974年2月上旬，上级才正式批准我归队。谢华同志在通知我时还再三叮嘱说，离院之前一定要将总理交给的任务移交好，还要严格保密。我在办妥了一切移交后，终于离开了这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的阜外医院。 2007年12月0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