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从竣工那天起，这座庄严雄伟的建筑就在中国人心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只是我们往往更关注那些发生在其间的不平凡的故事，而忽略了大会堂这座建筑本身。今天的人们或许很难相信，这座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建筑，从规划、设计到施工，一共只用了1年零15天，其中，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仅用了50天时间。 苏联专家为天安门广场规划做了10种方案，他们一致认为:“大会堂不适合放在天安门广场上。” 要讲大会堂的故事，必须先从天安门广场说起。 过去的天安门前是个丁字形的封闭广场:“丁”字的一横是长安街，以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作为两端收口，清朝又在这两座门外建了东西“三座门”；“丁”字的一竖是南北走向的千步廊，最下面那个“勾”则是正阳门北边的中华门。明清两代，这戒备森严的广场被形象地称为“天街”，普通百姓若想涉足其间，只有一个机会——每年霜降日前，死刑犯会被带入长安右门之内等待“勾决”。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立即着手打通天安门广场:内务总长朱启钤下令拆除千步廊，用拆下来的木料建起了北京的第一个公园“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皇城南墙上南长街、南池子两个门洞也是那时候被打开的。那次改造后，东西长安街正式沟通，天安门广场由“封闭型”变成了“开放型”。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安门广场又经历了几次“微调”:东西三座门以及长安左、右门被相继拆除，原为国庆阅兵临时搭建的观礼台被改为永久性建筑。比较大的一次动作是在1955年，随着东西两侧的红墙被推倒，广场面积一下子扩出了将近1万平方米。 天安门广场的丁字形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可是，新广场究竟该建成什么样子，谁心里都没数。当年拆东西三座门的时候，北京市甚至把所有材料都保存了下来——为的是一旦证明“不该拆”，随时可以就地重建。 新广场的规划第一次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是在1955年末。那一年，北京市政府聘请苏联专家联合组成了“都市规划委员会”，开始谋划整个旧城区的规划改造工作，天安门广场是其中一个子项。此后几年间，“都规委”陆续拿出了10种广场规划方案。苏联专家都认为，天安门广场适合安排纪念性的建筑，没必要突出政治意义。因此所有的方案中，广场上都没出现万人大会堂的影子。只有1号和6号方案为大会堂预留了空间——却放在了南长街的南侧对景上，正是今天国家大剧院的位置。 大剧院被安排在了大会堂的对门，市委领导明确表示:""突出政治，大剧院要拿出广场。"" 由于没有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方案，天安门广场的规划一直是“纸上谈兵”，直到1958年的秋天，这件事陡然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1958年9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在市政府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所谓的“十大建筑”概念就这样产生了，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份名单中并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北京站和民族饭店，将近五十年后才真正竣工的国家大剧院却赫然在列。 今天我们总习惯把“十大建筑”中的大多数归为“俄式建筑”之列，其实，“十大建筑”设计与天安门广场规划的过程中没留下一点苏联人的痕迹——“国庆工程”开始的时候，参与规划的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出了。 “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在北京市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万里的话掷地有声。 此时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十座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个任务究竟有多难？对比一下同期世界上其他著名建筑的施工时间就会明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用了7年，日内瓦“万国宫”用了8年，比“十大建筑”只晚一年开工的悉尼歌剧院则足足建了14年。 关键时刻，中国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北京市政府随即以中国建筑学会的名义向全国建筑界发出邀请——短短三天之内，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三十多位顶级建筑师就云集北京，在他们的名单上，我们几乎看到了中国建筑史上所有最光彩夺目的名字:梁思成、杨廷宝、张开济、吴良镛…… 大师们要做的，不只是“十大建筑”的设计，还有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根据中央的意见，“十大建筑”中至少有三座，即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要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之内，它们的设计与广场规划也就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当时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负责所有国庆工程方案的审核和汇总工作。据曾参加过大会堂方案设计的陶宗震先生回忆，此时经过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讨论，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已经确定了:广场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正好符合黄金分割率——据说，500米的宽度是1956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彭真汇报广场规划时亲自定下来的；从人民大会堂北墙到中山公园南墙间的距离则为180米。 500米×800米，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五个巴黎协和广场、四个半莫斯科红场或者四十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内做设计，整个世界建筑史上根本无章可循。 何况，天安门广场的意义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中心广场那样简单。广场规划刚一启动，“都规委”的副主任佟铮就把一位解放军军官带到了规划局。此人名叫辛毅，是电影《停战以后》的编剧，指挥过国庆游行。辛毅给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广场和长安街要无轨无线；二、路面要经得住60吨重的坦克；三、道路和广场要求“一块板”，不能有任何“沟沟坎坎”。 于是，西单与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和经过天安门的电车轨道都被拆除了，长安街边所有的架空线也改走地下——北京的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就此诞生。而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无轨无线”不仅是出于游行集会的考虑——“紧急时刻，长安街上要能起降飞机。” 好在，除了这些功能性要求，中央和北京市没有在广场形式和建设用地规模上做出任何限制。建筑师们大胆放开手脚，没过几天就拿出了七种方案。这些方案充满了不拘一格的想象，有一种甚至设计拆去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在此位置上建设万人大会堂……值得注意的是，七个方案无一例外，全都将国家大剧院安排在了天安门广场上。 规划局把这七个方案分析、汇总之后，最终拿出了一个“四建筑方案”上报:广场两侧的建筑为国家大剧院、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和革命博物馆，两两相对分立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四座建筑各自独立，占地面积均为150米×220米，体型都是东西长、南北短。 不料，这个方案连北京市委这一关都没过去，问题就出在了大剧院的位置上。 在规划局的这个方案中，国家大剧院恰好是大会堂的“对门”。据说，方案向市委汇报时，时任市委秘书长的贾星五就明确表示:“国家大剧院不能对着大会堂，要拿出广场。”很快，规划局便接到正式通知，为突出天安门广场的政治意义，国家大剧院要迁出广场，移到大会堂西面。 大剧院的意外迁出，倒使广场内的建筑布局逐渐明朗了起来:西边安排万人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则合二为一，放在广场东边——今天人们提到天安门广场，总爱说建筑布局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左祖右社”来安排的，然而遍查当年的文献资料，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思路曾经影响了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左祖右社”的布局，更多是有赖于大剧院的“成全”。 听说北京市想打通南池子延长线，罗瑞卿对一起理发的万里说:""拆我的楼，我有意见。"" “下一轮设计，我希望看到广场基本成形。”周恩来明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1958年的9月底，距离十周年大庆只剩下整整一年。 除了定下“左祖右社”之外，大会堂与博物馆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占地面积有多大……都还是未知数，“成形”又谈何容易？ 此时一个意外发生的小插曲，却在无形中“逼”规划局划定了广场的建设用地。 北京道路的一大特点就是东西向干道多，南北向干道少。据说，天安门广场在规划之初，曾经想打通南池子和南长街的延长线，向南一直与前三门大街连通，避免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变成市中心的交通枢纽。且这两条线打通后，大会堂和博物馆背后就有了环绕的道路，遇到重大活动时也便于疏散人流。 不巧的是，1958年公安部的新办公楼刚刚落成，这栋大楼正好“压”在南池子的延长线上。9月底，万里在一次理发时遇到了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也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还没等万里说出北京市的想法，罗瑞卿就“先发制人”笑着说:“你拆我的楼也可以，但是我有意见。”万里怎样去调和矛盾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一直到今天，南长街的延长线也没被打通。而广场东侧博物馆的建设用地，就只能从公安部的西墙外开始划起了。 广场500米的宽度早已确定，这样一算，东西方向留给博物馆的宽度就只剩下了区区140米，博物馆的体型只能是南北长东西短了。为求对称，西侧的大会堂也照此办理。两栋建筑就此确定了建设用地规模:140米×270米。 在这37800平方米的土地上，究竟将出现一座怎样的建筑？参与大会堂设计的建筑师们发挥了无穷的创意，有采用中国传统琉璃瓦顶子的，有采用攒尖顶“大帽子”式的，甚至还有很超前的设计，把大会堂设计成了完全透明的一个“玻璃盒子”…… 与“百花齐放”的外立面设计相对应的是，在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建筑师们被死死钳住了手脚。 从初稿到定稿，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足足进行了七轮评比论证:叫大家来的时候只说做一个万人大礼堂，第二轮就加入了五千人的大宴会厅，第三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也加了进来……建筑师们苦心设计的方案，往往转天就被全盘推翻。最令人头疼的是，大会堂的功能被不断扩充，建筑面积却不能相应增加，“最多7万平方米，一点也不能放宽”——这个数字，中央“咬”得很死。 7万平方米，就算只做一个万人大礼堂，平摊到每个座位也不过是7平方米的面积，尚且不及平均每座13平方米的首都剧场，更何况还要建大宴会厅和常委会办公楼呢？建筑师们都说，大会堂的设计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戴着镣铐跳舞”罢了。 果然，大家“精打细算”做出来的设计受到了外交部礼宾司近乎刻薄的批评。因为面积所限，所有方案都把宴会厅安排在了大会堂的一层。礼宾司认为，这样设计贵宾进门之后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立刻“登堂入室”，显得过于寒酸，把国宴场所搞成了“大灶食堂”。另外，从大会堂正门一进去就是万人大礼堂，没有铺垫、没有过渡，有失庄严隆重的气氛，“像电影院，不能用”。 就这样，大师们的方案纷纷落马。到1958年国庆节，十年大庆进入一周年倒计时的时候，“十大建筑”中最重要的万人大会堂，依然没有一个成形的设计。 从选定大会堂设计方案的那一刻起，周恩来就反复对建筑师们说:""大会堂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眼看再拖下去，天安门广场和万人大会堂就难以保证在国庆十周年之前完工，1958年国庆期间，焦急的周恩来做出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除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同志参加国庆各大项目的设计。前几轮中作为“审核机关”而没有参与具体设计的北京市规划管理局，也正式加入了大会堂的设计队伍。 著名建筑师赵冬日当时正担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他是北京市委大楼的设计师，也因此得到了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信任。规划局从大会堂设计的“幕后”走到“台前”之后，刘仁亲自找到赵冬日，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宏气势的，是高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几乎扩大了一倍。 但这个方案能不能最终获得通过，谁心里都没底。且不说中央从没明确表示过放宽7万平方米的限制，眼看十年大庆一天天临近，多建10万平方米显然又会延长工期。更关键的是，17万平方米已经超过了故宫全部建筑面积的总和，画在图纸上容易，我们真的能把它变成现实吗？ 1958年10月14日，规划局忽然接到国务院的通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将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经过刘仁的筛选，当晚10时，共有三份设计方案被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厅，除了规划局之外，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份方案——最终，规划局方案雀屏中选。
据说，总理之所以没有计较10万平方米的超标面积而选中了规划局方案，主要是看中了两点:一是规划局设计的大会堂全部采取了一般建筑的比例，而在尺度上大胆地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二是在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使用，还能举行纪念活动。而且，当时中央是打算在这里安放一尊毛主席雕像的。 偏偏就是这两大“亮点”，随即在中国建筑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周恩来似乎预料到了这点，从选定规划局方案的那一刻起，他就反复叮嘱参与下一步施工设计的建筑师们: “大会堂的设计不要一次把文章做绝，要留有余地。可以一年建成，五年修嘛。” 总理选定规划局方案的时间是1958年10月15日的凌晨1点钟。果然，仅仅数小时后，设计方案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图纸上大会堂北端宴会厅的宽度是108米，而大会堂北墙与中山公园间的距离足足有180米，刘仁认为两者不成比例，就在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前提下，给大会堂又加了四条“腿”，使整个建筑由“凸”字型变为了“出”字型。 大会堂“体型”的确定也使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得以顺利完成:广场北部东西两侧分别安排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万人大会堂，两座建筑均采用柱廊结构，形成“廊”一实一虚，“柱”一圆一方的对比关系。它们连同后来建造的毛主席纪念堂，共同烘托起了天安门广场壮丽威严的宏大气势。在1997年4月的中日设计师北京交流会上，日本著名建筑大师矶崎新由衷地赞叹:“天安门广场真伟大，在高楼林立的日本，尚找不到如此气魄的国家广场。”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则给了天安门广场更高的评价，他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可以视为继紫禁城建成后，北京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人民大会堂二层平面图。 制图:游扬
两度出现在广场上的古河道打断了大会堂的施工，侯仁之说:“大会堂下面压着的，是永定河。” 1958年10月28日，距离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还有11个月的时候，万人大会堂终于破土动工了。
负责大会堂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即今天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此前参与了大会堂全部七轮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鎛，随即被市建院任命为万人大会堂的总建筑师。
张鎛的家世颇为不凡，他的父亲就是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广州起义的起义军攻破总督府之时，张鎛刚刚出生半月，多亏革命党不伤妇孺才逃过一劫。长大后的张鎛并没有如父亲一样从政，而是拜在了建筑大师杨廷宝、梁思成等人门下。我们今天说的“十大建筑”中有三座都是张鎛的作品，除了人民大会堂之外，还有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 担任大会堂的总建筑师，自然代表着荣誉，却更意味着艰难。总理审定的方案其实只是个“轮廓”，此时，17万平方米大会堂的内部结构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为赶在十周年大庆前完工，大会堂是“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的——张鎛落在图纸上的每一笔都将立即被付诸实践，每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隐患。 可是，大会堂不是一般的建筑，很多特殊的设计要求，是身为建筑师的赵冬日、张鎛们之前不可能去考虑的。 大会堂刚一动工，当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彭真就派助手找到张鎛，对大礼堂的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国人大的正式代表在3500人左右，他们必须全部坐在大礼堂的一层，且每个座位都要配备桌子或者放文件的设施。 张鎛打开总理审定的那张设计图，马上发现彭真的要求不可能实现——图纸上，万人大礼堂被设计成了圆形，按每个座位最少占0.9平方米计算，大礼堂的第一层最多能容下2750个座位，与彭真要求的3500个相差甚远。 张鎛立刻拿起图纸找到赵冬日，想商量着在大礼堂的形状上做些修改。赵冬日的回答却给了张鎛当头一棒——“圆形是周总理亲自定下来的，轻易不好变动。”的确，在大会堂设计的前几轮，“总理要求做成圆形”是建筑师们中间流行的说法，也不光是市规划局，几乎所有方案都把大礼堂设计成了圆形。赵冬日给张鎛出了个主意:一层观众席压缩每座0.9平方米的硬指标，再把其余的6000多个座位安排在三层挑台上。 凭着多年的经验，不用画图，张鎛也知道赵冬日的建议不可行:大礼堂是圆形，挑台自然是月牙形，这种形状越往后座位越难排列，挑台的层数不能多，否则就太高太陡了。张鎛一直拖到10月31日，才把“三层挑台四层座位”的大礼堂平面施工图勉强做了出来，在这张图纸上，大礼堂第四层座位的俯角已经达到了“危险”的30度。 时间转眼就进入了1958年的11月，大会堂的施工速度十分惊人，马上就要推进到万人大礼堂的部分了——再不更改设计，观众席很可能成为大礼堂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张鎛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谁也想不到，此时一个意外的发现竟成了大礼堂的“救星”。 一天，在大会堂西南角施工的工人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在意，不料挖出的石头却越来越多——渐渐地，一条古老的河道竟显现在大家面前。有见多识广的工人说，这条河道在广场东边公安部大楼施工的时候也出现过，怕引起地面沉降，公安部还特别做了两层钢筋混凝土的地下室——这个方法在大会堂却行不通，由于面积太大，工期又太紧，大会堂根本没有地坪下的深地下室，只做了井字形的刚性基础钢筋混凝土墙来支撑整个结构。 据侯仁之先生考证，这条两度“神秘”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古老河道，就是辽、金时期的永定河故道。谁能想到将近一千年后，摇摆不定的“无定河”又给施工中的大会堂带来了一系列的“不确定”——由于一时找不出防沉降的有效方法，大会堂工程被迫暂停了。 施工的停滞倒为张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就在大家着手制定防沉降措施的这几天里，市建院院长沈勃陪同彭真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张鎛向自己的领导诉说苦恼时，身为国庆工程负责人之一的沈勃告诉他，所谓“圆形大礼堂”的指示，竟然是误传。 总理做指示的时候沈勃就在当场，其实，周恩来的原话是“后墙两侧用圆角向前围合”，并没有具体要求做成某种形状，“圆形”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至于张鎛硬着头皮做出来的方案，更被沈勃断然否决:“体育场把看台做成27度的俯角就已经很陡了，30度的角，肯定不行！” 张鎛大师(右二)为周恩来总理介绍人民大会堂方案 沈勃随即叫上赵冬日和张鎛，重新商议大礼堂的观众席设计。最终，大家决定挑台控制在两层比较合适，不够的座位，则用取消一层部分过道的方法“找”回来。从最终的施工图上看，观众席的平面形状也发生了改变，成了接近扇形的样子。 此时，永定河故道上的防沉降措施已经做好，大会堂的施工摆脱“出师不利”的阴影，继续以惊人的高速推进了下去。 刚松了一口气的张鎛不会想到，此刻，一封来自他的恩师梁思成的“抗议信”，已经悄然摆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梁思成对大会堂""放大一倍""的设计思路提出质疑:""把一个孩子按原比例放大，就是个大人了？"" 大会堂的面积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17万平方米，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因为时间仓促，最终确定的17万平方米方案从来没有交给专家论证过，一时间，京沪两地建筑界的专家学者对此议论纷纷，书面意见雪片一般飞到了总理的面前，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大会堂的这个“大”字。 为了向大家解释清楚，平息这场争论，1958年11月初，周恩来在御河桥交际处——也就是当年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地点，召开了扩大的专家会议。 “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厅”本是周恩来选中规划局方案的两大关键，却成了会上专家们抨击的中心。梁思成首先拿起笔，在总理面前画了个大头小身子的小孩儿形象，“把一个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个大人，大会堂就犯了‘小孩儿放大’的毛病。”梁思成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进去立刻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仿佛到了“巨人国”。这样的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很不适宜了。 至于中央大厅，用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王华彬教授的话说就是“大而无当”，“从大门走到大礼堂一共要经过五道门，有多少亮光都被挡在外面了，中央大厅竟然有180根柱子，既无用又挡光。光线不足就要依靠人工采光，又是一笔浪费。” 面对专家们连珠炮似的质疑，周恩来没有从正面回应，“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有意识使教徒进入之后感觉天主伟大、自身渺小。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空间、体型、面积扩大一倍之后同样要注意由内而外体现‘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虚，让人成了物的奴隶。” 实际上，对于大会堂的“大”，张鎛从纯建筑学的角度做出过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大会堂的庞大体型是由广场的超大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安排建筑的先例，大会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种大胆的尝试。唯一能确定的是，在特大空间运用“正常尺度”的建筑物是有失败先例的——伪满洲国曾经在长春郊外建了自己的首脑机关，一个又深又宽的广场，却在两厢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筑。不但衬得广场空旷荒芜，更显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实每栋建筑单看都不错，放在广场上整体考量就显得很难看了。” 关于“大”的争论刚刚告一段落，梁思成又对大会堂的整体风格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他说，建筑分为四种——中而新、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对于中国的现代建筑来说，最不可取的就是“西而古”。可大会堂几乎是个文艺复兴建筑的“复刻版”，“不要以为在细部加上几个斗拱、琉璃、彩画，它的风格就成了中国的。” 这一次，周恩来的回答更为巧妙，他举的还是个建筑学的例子:“塔就是印度传来的，经过几千年本土化的发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之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善于吸收他人经验，活学活用。在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上，我们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情结限制住，应该提倡‘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含包并蓄，皆为我用’。” 紧接着，周恩来给在座的专家讲了个“画菩萨”的故事:早年间的菩萨是印度人的形象，还有两撇胡子，老百姓都不满意。画师于是张画于市，自己躲在画后偷听评论，经过反复修改，才成就了今天“不男不女”的“中国菩萨”模样，终为大众所接受——和那句“一年建成五年修”对照起来，似乎更能体会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深意。 周恩来最后说，受客观条件所限，现在对大会堂设计的要求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一万人开会五千人用餐八个月盖完”。如果大家仍旧有意见，“好在我们的建设量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吧。” 周恩来站在政治高度的一番诚恳表白最终平息了对于大会堂的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的“大”也渐渐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几年之后，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史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大礼堂能把整个天安门城楼装进去，这样大的空间怎么消除压抑感？周恩来说:“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大礼堂的设计有所启发。"" 争论虽然暂时平息，专家的意见却也给建筑师们敲响了警钟——从圣彼得大教堂到紫禁城，无论古今中外，大空间、大体量从来就是为了衬托高高在上的威仪，我们的大会堂却要让每一个普通人走进它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个主人——这对矛盾如何解决？建筑史上找不到答案。
大会堂1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一个万人大礼堂就占去了将近二分之一——一间能装进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大屋子，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清？如何在保证顶棚绝对安全的同时，还不让人产生压抑感？张鎛几乎请教了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大家却众口一词——太难。中科院的马大猷教授甚至撂下这么一句话:“人均空间6立方米是声学处理的极限，大礼堂平均每人9立方米，要能都听得清，那叫世界奇迹。” 无奈之下，1958年12月初，张鎛又一次敲开了西花厅的大门。 听罢汇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消除巨大空间给人的压抑感，大礼堂就会是个失败的设计。片刻之后，周恩来忽然开口，轻轻吟诵了两句诗文——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见张鎛一时摸不到头脑，周恩来笑了:“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海有多远。‘落霞孤鹜’这一句，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为什么不从水天一色的意境出发，去做抽象处理呢？” 说得兴起，周恩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顶棚可以做成大穹隆形，象征天体空间。顶棚和墙身的交界做成大圆角形，把天顶与四壁连成一体。没有边、没有沿、没有角，就能得到上下浑然一体的效果，冲淡生硬和压抑感。” 落霞孤鹜，秋水长天——谁能想到，大会堂设计中的最大难题，竟在一千年前的古人那里找到了答案。为了体现“水天一色”的感觉，张鎛给大礼堂的穹顶设计了三圈水波形的暗灯槽，与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板相呼应，灯亮之时犹如波光盈盈。建筑师们还在整个穹顶上开了近500个灯孔，人坐在观众席内，抬头就可见“繁星点点”，仿佛置身于浩瀚夜空，丝毫不会感觉压抑、沉重。 其实，在大礼堂巨大的穹顶上，还藏着许多我们看不清的小“星星”——那是几百万个小小的吸声孔，有了它们，大礼堂的屋顶整个儿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音板，主席台上发出的多余音波完全被吸走，不但没有回声还能留点“混响”，让坐在每个角落的人都能清晰准确地听到发言人的声音——大空间带来的问题，又被大空间自身解决掉了。用马大猷教授的说法，中国人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吴良镛院士起草的《北京宪章》获得了一致通过:""再也不能仅仅就个体建筑来论美与和谐了，代之而起的是用城市的观念看建筑。"" 就在大会堂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原本安排在它西侧的国家大剧院却迟迟没能开工。人们纷纷传说，由于大会堂面积的扩充，投资大大超过了预期，大剧院只能被“牺牲”掉了。 传言很快得到了证实。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畅观楼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压缩国庆工程。 “我们推迟一些建筑，是要把材料和劳动力省下来，去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周恩来说，“1959年北京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我看太少了，至少要建50万平方米，争取在国庆节前完成。” 最终，“国庆十大工程”被确定为:万人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和华侨大厦——和半年前定下的“十大建筑”比起来，差异确实不小。此时，“能在1959年10月前完工”已经成为进入这份名单的首要条件了。 至于“消失”的大剧院和科技馆，当时的思路是“缓建”而不是“下马”。一年半之后的1960年10月，《建筑学报》还刊出了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领衔设计的国家大剧院的详细方案，从立面图上看，清华设计的大剧院依然采用了柱廊形式，很像是“迷你版”的大会堂。 1959年9月24日，历时11个月建设的大会堂工程宣告完成。就在竣工前的几天，毛泽东给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正式定名——人民大会堂。 尽管曾存在种种争议，经过近五十年风雨的检验，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已经成了中国建筑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成了北京这座古老城市的地标之一。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人民大会堂更像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上的向往与寄托，正如冰心所言:“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1999年6月23日，人民大会堂竣工整整40年之后，《建筑创作》杂志社的编辑们敲开了张鎛病房的大门，他们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20世纪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奖。这个奖项颁给了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55座建筑，张鎛设计的大会堂和民族宫连中两元——一周之后的1999年7月1日，世界建筑节这一天，88岁的建筑大师张鎛离开了人世。 选择在6月23日为张鎛授奖是有特殊意义的——就在这一天，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开幕了，这个建筑界的“奥林匹克”第一次来到了中国。而大会的会址，就选在了人民大会堂。 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通过了吴良镛院士起草的《北京宪章》，这是全世界建筑师共同的“二十一世纪宣言”—— “现代城市化规模浩大，速度空前，城市的结构与建筑形态有了很大的变化，旧的三维空间秩序受到巨大的冲击与摧残，新的动态秩序仍在探索之中，尚不甚为人们所把握。传统的建筑设计已经不尽合时宜，再也不能仅仅就个体建筑来论美与和谐了；代之而起的是用城市的观念看建筑，要重视建筑群的整体和城市全局的协调，以及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在动态的建设发展中追求相对的整体的协调美和‘秩序的真谛’。” 正如《北京宪章》中写到的一样，人民大会堂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突破与创新，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过程。这种创新不仅反映在施工所需的技术攻关上，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大会堂的设计与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看到了局部与整体、传统与现代两种建筑理念不断交锋与融合，看到了建筑理念与政治、哲学、艺术……等等“非建筑”理念相互碰撞、影响，最终在同一个建筑物上实现和谐共存的过程——新与旧、破与立、毁灭与重生，这是每一座发展中的城市都必须经历的成长阵痛，而成长的结果，还是要交给时间去证明。(感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对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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