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叶群在秘密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上，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密谈，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4条决定：
一、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二、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1965年底和1966年初，叶群两次召见吴法宪，向他口授并书写了所谓罗瑞卿要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叶群转达的“4条意见”，并要吴法宪作为“原子弹”在批判罗瑞卿的会上发言。
吴法宪在1965年底到1966年3月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召开的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上，两次发言并写了一封信肯定罗瑞卿讲了“4条意见”，并以此“充分说明罗瑞卿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因为刘亚楼于1965年5月已经故去，有人提出这是“死无对证”。叶群做贼心虚，忙叫吴法宪去追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作证。在吴法宪的威逼下，一再表示没有听说过“4条意见”的翟云英只得承认说：“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4个指头”。吴法宪如获至宝．赶紧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个证明，由吴法宪和翟云英一起签名送上。叶群生怕再有人追究，与吴法宪又商定，如果有人问起翟云英为什么和吴法宪一起证明，就说是因为翟云英经常去罗瑞卿家，现在罗瑞卿出了问题，所以找到吴法宪一起写的。
但林彪看了这个证明，并不满足．觉得内容空洞，没有什么说服力。于是吴法宪为了充实内容，自己给林彪写了一份“报告”：
林副主席：
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
(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不要)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
1965年12月25日
就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4条意见”，便糊里糊涂地加在了罗瑞卿的“罪
行”中，罗瑞卿为此一跌千丈，而作假的人却步步高升，红极一时。
1972年6月中旬，在林彪折戟温都尔汗之后9个月，罗瑞卿奋笔疾书，写下了压抑在心底多年的声音：“这个捏造(指吴法宪引刘亚楼的话诬陷罗瑞卿)也利用了死无对证，可是他造得不太高明，首先要问吴法宪，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当时不揭发，要等到三月会议才揭发呢?大概那时还没有捏造好，是不是!仅此一问，就可以戳穿他……我说蠢得比猪还蠢的人，就是这个吴法宪。”
翟云英本人也是这场空难的受害者。经空军编审委员会审定的《刘亚楼将军传》认为：翟云英不失为一位坚强、正直的女性。“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叶群、吴法宪为整倒罗瑞卿，捏造出刘亚楼临终时有什么“4条遗言”，并强迫翟云英提供假证。叶群、吴法宪多次亲自出面，对翟云英软硬兼旖．耍尽了花招，但翟云英始终坚决不从。她凭着党性，凭着对丈夫的忠诚，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话：“亚楼生前没有说过的就是没有说过!”为此，翟云英和家人长期遭到迫害，全家被扫地出门。翟云英被叶群列入所谓的以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为首的“寡妇集团”的重要成员，而被赶到农场“劳动改造”。直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之后，翟云英和家人才重见天日。
事实是，自从刘亚楼病重以后，罗瑞卿总参谋长十分关心，经常打电话问候，并专门从北京给刘亚楼写信，叮嘱：“你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
1965年5月3日，罗瑞卿赶到华东医院，护士给他送上一个口罩，他却摇了摇头，示意不愿戴口罩去见生命垂危的老战友。他疾步走进刘亚楼的病房。
陷入昏迷的刘亚楼突然清醒过来，望着兄长一般的罗总长来到身边，嘴角现出一丝笑纹。
罗瑞卿俯下高大的身躯，凑近刘亚楼的身边，轻声说：“亚楼，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都很关心你的病情，你一定要坚持，要斗争啊!”
刘亚楼非常吃力地说：“感谢……毛主席、中央首长……关怀，请他们……多保……重。现在……工作……很紧张，你们都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关心……爱护……自己的……身……体……”说完又昏迷过去了。
第二天下午，罗瑞卿在上海锦江饭店召集吴法宪、王秉璋、曹里怀、徐深吉、张廷发、
王辉球、余立金、聂凤智等空军和南空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还有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副总参谋长杨成武。
罗瑞卿心情沉重地说：“刘亚楼同志病到这样的程度，看来是好不了啦，这对我们是个大损失，是个打击。……他患的是不治之症(在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的肝癌)，这是没有法子的事。谁都不愿意他离开我们。但这是现实，我们只有按照共产党人的办法，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作搞好。亚楼同志已经病成这个样子．我们只有把责任承担起来……”会议最后研究了刘亚楼的后事安排。
5月7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逝世，享年55岁。
虽然因那个所谓的“4条遗言”而备遭磨难，罗瑞卿却是个大度的人，并不因此忌恨谁。
1977年的清明节，一个雪冬之后的春天，翟云英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瞻仰了丈夫的照片后，心中泛起一丝苦涩。她知道，在社会上，在不少人心目中，仍然认为是她证实了刘亚楼的“4条”，才把罗瑞卿打翻在地的。她出门上街，时常有不明真相的人对着她的背影指指点点……
离开灵堂，翟云英打听到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罗瑞卿，正住在西山某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她当即决定带着孩子们前去看望这位蒙难多年、刚正不阿的罗瑞卿。
“罗总长，这些年我就是想见见你，跟你说一说，他们说亚楼讲了你什么‘4条’，可全是造谣啊!说我签字证明，也是他们耍的鬼把戏。我绝没有做那个假证。我不会干那种事的，请你相信我……”
罗瑞卿努力挪一下身子，摆摆手说：“这件事不要提了。云英同志，你也别背包袱。我
很了解刘亚楼同志。关系一直很好，怎么可能冒出个‘4条’来呢?我根本不相信。我心里
清楚，这完全是林彪为了搞我编造的谣言，这笔账应该算在他身上。”
以后，胡耀邦总书记为澄清事实，请总政治部调查了解。总政治部经调查后，专门派人登门向翟云英转达胡耀邦总书记和总政领导的关心：“中央对刘亚楼司令员评价很高，当年的悼词没有变。至于那个‘4条’，完全是林彪一伙故意制造的谎言。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至此，所谓刘亚楼遗言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尹家民著《红墙见证录》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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