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一
据资料证实，仅在50年代，老舍就几乎身临其境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无论是否自觉自愿．在有关的批判会上，作为与会者的老舍，须“痛斥”批判对象，表达自己与党和人民一致”的坚定立场；有时，还须以一位文艺界的代表、具有某项领导者的身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
以老舍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对宪法草案上所规定的“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是由衷地感到高兴。”解放前，“我们的嘴被堵住，我们的笔被迫而放下来，我们连闲谈的时候都得防备着隔墙有耳!我们往往因为写了一封信而被囚禁起来。我们之中有不少人受过毒刑，甚至丧掉生命!……”但当他渐渐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因言论而获罪。他难免内心也流露出抵制的情绪。这时候的老舍，已经开始在“大”的歌颂前提下，为自己提点“斜的要求和意见”：“给我们充裕的时间去学习，去体验生活，去安心写作。”
这只能来自于胡风对于至交好友的深刻了解。胡风理解“舍予是非常欢喜交友，最能合群的人，但同时也是富于艺术家气质，能够孤独的人。”他钦佩主持“文协”的老舍，“舍予是尽了他的责任的，要他卖力的时候他卖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时候他委曲求全……”
我想，一定是有了这份深深的心的相知，胡风才能在受批判过后，体会到老舍在“服从”的同时，还有“抵制”的另一面。否则，就无法解释胡风并不把老舍的批判“当回事”了。
就是同一个老舍，在批完胡风之后，竟敢在“鸣放”期间的1957年1月，居然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许多人一样，有胆魄提出，作家们“应该自由地写作和批评。那样会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出版一切有道理的东西，而不管作家属于什么思想形态——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不过，老舍的放松、胆大仅仅限于1957年的初春。
二
渐渐的，老舍的小“抵制”．变成了大“服从”。1957年6月至9月。中国作家协会陆续举行了27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老舍先后共参加了20多次作家们的辩论会，他在《个人与集体》的发言中，批判“丁玲在作协与文艺界里面，破坏团结，搞小集团。”是“惟我独尊的恶霸作风。”他劝丁玲不要再“花言巧语，不老实交代问题，仅作抒情的独白，企图以美好的修辞，声泪俱下的做派．邀得大家的惋惜与谅解……”
另外，看得出来，老舍对发言是做了准备的，批判时并非无的放失。以他1957年9月l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认为“右派”分子，虽已“节节败退”，但“反党小集团还未完全崩溃，彻底认罪。”他听了“右派”们的检讨，觉得他们“必须端正态度，学会忠诚老实。”比如批判丁玲，应能够感到，老舍平时对丁玲的“优越感”是看不惯的，至少要煞煞她“狂傲”的锐气。“丁玲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她的优越感使她在交代自己的罪过的时候，还想向我们示威，叫我们看看她怎么心细如发，会作文章。她若是不能忘了她的狂傲。忘了自己的面子，就不会忠诚老实。”他还特别提醒：“各反党小集团的男女老少，必须老老实实地把心灵中的垃圾倾倒净尽，重新作个干干净净的人!”难得的是，老舍的批判是给人留有余地，不是一箭封喉地赶尽杀绝。那样，倒真不是老舍了。
严家炎用“外圆内方”来解释老舍这样的为人和行为。他表面上很随和，待人也很亲切。但又有极强的自尊，即有他刚烈的一面。当在“文革”中无法忍受种种的折磨和侮辱，那种深入骨髓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观念引导他走向绝路。
许纪霖在探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时，专门指出有一种“外圆内方”的类型：“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这些知识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滑．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三
我以为，这样的解释用在老舍身上相对来说，是合适的。因为老舍对别人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攻击性，并非没有给别人造成过伤害。纵使有胡风、吴袒光理解、体谅老舍批判时的心境，但对当时已被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从维熙来说，记忆就没那么“异常的温暖”了，而是“听了很难过”。他清楚地记得，他当年在《长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
老舍的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创作实践，不是就很清楚吗：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把农民、党员、干部写得无可再丑；从维熙的《并不愉怏的故事》，竟煽动农民闹事，反对农业合作化。难道能说他们脑子里没有什么思想支配吗?我看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作怪的结果。……《田野落霞》和《并不愉快的故事》能给人们什么教育呢?只能教育人们去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这番“上纲上线”的话，的确令从维熙和刘绍棠这两位剐在文学上起步的年轻作家深感痛心。
如果说．从维熙感到的是绝对的委屈。受了冤枉，除此之外，刘绍棠还有可能感到，老舍是在借批判来“报复”他。事出有因，周扬在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做报告时，第一次提到中国有四位语言大师——巴金、茅盾、曹禺、老舍。年轻作家刘绍棠在会后表示不服，“俏皮”地表示，其中只有三位可以“当驯”，意思是老舍不够资格。这话传到老舍耳朵里，老舍自然极为不悦。从老舍写的几篇涉及批判刘绍棠的文章或发言来看，里面明显流露出不快意的情绪。
所以，面对老舍同一时期的作品，我常有困惑之感。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老舍，哪个才是真实的老舍。也许两者都是?
《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 傅光明／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