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董保存 受访者：江渭清，原江苏省委书记 采访时间：1991年三次采访，1993年一次采访 近年来，京城个别地方出现了“大食堂”的招牌。这在青年人看来是件新鲜事。然而，在四十岁以上的人，特别是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的记忆中，“公共食堂”留给他们的决不是甜蜜的回忆。 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公共食堂”就像“公共汽车”一样为人们所熟知。它频繁出现在党的红头文件上、报纸杂志上，几乎每天都挂在人们的嘴边……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情的历史把“公共食堂”演绎为一个颇具象征性和讽刺意味的名词——“大锅饭”。其实“公共食堂”原本的定义绝非现在人们所说的“大锅饭”。它是在所谓“大跃进”中产生和推广的一个“新生事物”——改变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家家做饭、户户冒烟的情景，实行全民供给制。 一时间，很多农村也像机关、部队一样，钟声一响，男女老少到食堂排队打饭。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砸锅炼钢”。家里不用做饭了，还要铁锅干什么？ 公共食堂像一阵风，很快吹遍大江南北，到1960年4月，据14个省市统计，参加公共食堂的农户达到88.9%，河南省达到99%。 -为了研究公共食堂，毛泽东把六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召集到专列上 -内心有不同意见，但说还是不说？江渭清想起了郑州会议前的一件事 像不少的所谓“新生事物”一样，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争论和斗争也就开始了。到了庐山会议上，它成了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以后的反“右倾”斗争中，更是把到不到食堂吃饭提到了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 时过境迁，两年以后中央又做出决策，“公共食堂一风吹”。决策的领导人经历了从热情鼓吹到冷静对待再到做出正确新的决策的过程。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同笔者谈起这段往事，颇有感慨： 1960年冬，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途中，把六个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叫到专列上，和他们研究有关农村工作的问题。江渭清是其中之一。 汇报中涉及到“公共食堂”问题。当时上上下下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办公共食堂有利于集体出工，可以节省粮食，节约柴草……总之好处很多。另一种意见却认为，“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太多，弊大于利，根本不适合农村目前的实际情况，必须加以解决。 在这趟专列上，拥护办公共食堂的是多数，大家先后发言，历数公共食堂的好处，发表了很多意见。 江渭清一直没有说话，不久前他到农村调查，发现了很多问题，但面对主席，说还是不说?他一直在琢磨。公共食堂问题一直是个敏感问题，不是有人因为这个问题被打成右倾吗? 但是，他还是想说，因为有一件事情在他的记忆中永远不能抹去，他认为应该在毛泽东面前说真话。 -毛泽东夸道：这个农村支部书记有水平 -毛泽东痛陈：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 那是在郑州会议召开前，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搞调查研究。在上海，他把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等人找去，专题研究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人说我们，所有制这个大前提，既搞大了，又搞快了。现在我们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要找到理论根据。柯老、曾希圣、江渭清你们三个人，分头去搞调查，把调查的情况向我汇报。”并叮嘱他们，这次调查的时间不要长，一个星期到十天然后回上海来汇报。 江渭清和陈光带了两个秘书很快到了武进县，找了一个有特点的大队，蹲了一个星期，然后风尘仆仆地返回上海汇报。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回来了好。我就等着你们的情况呢!” 曾希圣汇报的时候，江渭清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调查来的实际情况讲给毛泽东听，不管那些情况是不是阴暗面，因为主席是要听真实情况的。 曾希圣汇报完，毛泽东说：“渭清，你呢?” 江渭清赶忙回答：“我和陈光到了武进在一个村子呆了几天，有个支部书记给了我很大启发。” “这个支部书记讲了什么?” “他说，今天人民公社搞得这么大，出现了浮夸风，主要原因是三个误解。” “哪三个误解?” 江渭清沉住气，将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话复述给党的最高领袖听： “在农村，现在有三个误解：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二，我们把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第三，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误解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听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钢笔，对在座的人说：“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呀!” 江渭清又把农村支部书记、大队长们的意见，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现在的问题是三个不相适应，这三个不相适应是因为前面的三个误解造成的。 “说说这三个不相适应?” “首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公社所有的，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力，而是耕牛的生产力;第二，是现阶段人们的觉悟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农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适应不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第三，我们干部的管理水平，与农业大生产不相适应。这个问题很明显，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从互助组、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人民公社，怎么能适应得了?” 听完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站起来，又说一句：“这个支部书记有水平!” 听到毛泽东这么讲，江渭清十分兴奋，他对毛泽东说：“现在，农村基层的同志，都希望中央能有个正确的决策，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好，我们很快就开会，是要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不久，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问题。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犯了冒险主义，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下面的同志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现在搞的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应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要出安民告示。我们在党内的主要锋芒还要反“左”。 毛泽东的这些话，肯定是吸取了来自基层的意见，这其中有没有那个支部书记的意见，我们没有考证，但他的话中的确讲到了误解，讲到了不相适应。 听了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江渭清很受感动，看来主席并非听不进不同意见。 -江渭清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 -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很不高兴，毛泽东说：“柯老你不要压他。” 专列在前进，江渭清听着车轮声在沉思，毛泽东点他的名了：“渭清，他们都发表意见，惟独你不发表意见，这是什么道理?” 主席又点名要自己发表意见，当着这么多的人说不同意见，合适吗? 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说：“发!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你发!” 江渭清说：“不少同志认为办公共食堂怎么好、怎么好，我了解到的情况却是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那你就讲怎么不好嘛。” 江渭清已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出来。 他说：“公共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粮，我们的国家吃不起啊!你老人家说，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全劳力吃干，半劳力吃稀,是因为粮食不够，现在食堂半年吃了一年的粮。” 毛泽东认真听着，竖起一个食指,操着湖南普通话说：“这是一，二呢?” 江渭清见毛泽东的态度如此，进一步放开讲：“猪为什么少了?鸡为什么没有了？公共食堂不可能养那么多的猪，如果一家一户一口猪，就是三亿口猪。现在你老人家带头不吃猪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猪肉，这成什么体统?” 毛泽东竖起他的中指，问：“这是二，那么三呢?” 江渭清深感痛心地说：“主席，办公共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筷子天天丢，这还算小。你再到公路上看看，树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搂一搂，弄点树叶子，烂柴草，就可以了，现在都给你烧木柴，毁了多少木材啊!” 毛泽东竖起无名指，对周恩来总理说：“总理，他说得有道理啊!”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又说：“看来可以搞几个调查组，田家英一个，陈伯达一个，胡乔木一个，到农村去搞调查，搞它一个月，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如果他说得对，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说到这里，毛泽东挥动右手，做了个有力的手势，好像真的要一风吹。他接着说：“如果不是呢，另当别论。” 毛泽东侧过身，对江渭清说：“你江渭清说食堂不好，不能办，你就马上解散吗!” 江渭清说：“主席，马上解散还不行，群众没有锅，碗筷也要准备。” “你说要多久?” “要三个月。” 这时，坐在一边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发言了，他对江渭清说：“你们江苏的苏州地区基础比较好，他们那里的食堂还可以照办下去。” 江渭清解释说：“苏州的情况好一点，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也不能办。” 当时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很不高兴，正要说话，毛泽东摆摆手，说：“柯老你不要压他。” …… 1960年底1961年初，毛泽东分别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上提出，加强调查研究，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于是就有了刘少奇到湖南、周恩来到河北、朱德到四川、邓小平和彭真到北京郊区的调查。也就有了他们反映回来的“食堂有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朱德语)中共中央很快作出了顺应民意的决定，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相继取消，真的应了毛泽东的话：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