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对康生从敬佩到反感
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毛岸英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毛岸英对康生的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升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毛岸英对康生有了新的认识……
1947年前后，国内战争、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是毛泽东最为关心的三件大事。康生为了在毛泽东关注的事情上捞一点儿政治资本，便要求下去参加土改。康生到临县后，与晋绥分局商定到郝家坡搞土改。他组成了一个土改小组，包括晋绥分局的副书记张稼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此时毛泽东让毛岸英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试点。康生便把毛岸英也要到他这个组，化名为小曹，对外称是曹软欧的侄子。
参加土改工作团，岸英是作为一个“工作同志”的身份下去的。这就不同于他回到延安后的任何身份，因为他以前都是“小学生”，是被指派的被动行事。这次康生放手让他去干，给他以方便，让他去充分“行使”领导权。所以，下乡，访贫问苦，斗地主，分浮财，他除了感到新鲜外，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的亢奋中，对直接上级康生的认识和评价也多了几分切身感受。
师哲在岸英参加郝家坡的土改时，出差路过那里，见到毛岸英。师哲回忆说：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
当时康生在总结并兜售“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财”、“搬石头”等作法并总结成正面经验。岸英以为这都是康生的本事和能耐，在给自己父亲的信中，他多次谈到康生“有办法”，在笔记本中，也有所记载，如：“从正反、从运动、从研究过去、今后发生的不同现象，看出本质及其最重要者，即康生之思想方法也。”
康生以他的老奸巨猾，影响了政治上还不十分成熟的毛岸英，又妄图借助岸英的手，借助亲情来影响毛泽东。但毛泽东自有看法。搞农村工作，搞土改，他是行家里手，对康生在临县，陈伯达在静乐县搞土改的情况，他不是听听汇报就能被左右的。他让胡乔木把他在江西划阶级成份的小册子带到晋绥，其用意十分明显。
在郝家坡沟口的一所学校里，康生主持召开了土改工作团全体会议，讨论查阶级划成份的问题。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康生巧舌如簧：“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地主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些地主了，许多人看上去是中农，其实是地主。”有人反驳说：“毛主席1933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对划分成份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张稼夫说：“分局去年搞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也讲得很具体，很仔细，”康生忽地站起来嚷道：“那是搬教条。”张稼夫说；“我这里有这个小册子，康生同志，您可以看看。”随手把小册子递给康生。康生甩掉手里的纸烟，把小册子哗哗啦啦地一翻，便往地上扔，说：“要按这个东西来，晋绥就会找不到地主，就不要搞土改了。”
毛泽东对康生的这一套，有警惕，提出了批评。在1947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他直
白地讲出了晋绥土改中的错误：土地改革是黄河主流，但主流向东时卷起了三股浪花，那就是侵犯中农利益……
晋绥分局负责人李井泉把会议精神带回河东，制止了康生、陈伯达的错误的蔓延，但这三股逆流已经造成极大的破坏。
岸英是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的，这次会议，使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全国农村形势。这就使他的思路跳出了郝家坡一个行政村，促使他用全国各地的土改经验来检验对照康生的一系列作法。想到自己在具体工作上的单纯和幼稚，他有了自我反思。
他在郝家坡村写给父亲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来到郝家坡才两个月，已深刻地感觉到自己长大了不少，土地改革中学习两个月所得的东西，要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
岸英把思想的变化和对事物新的认识毫无保留地写信告诉了父亲。这些信，少了些受康生影响的成份，多了些自己独立思考的内容。
毛泽东感到欣喜，他很快复信一封，说；“看你的信，你在迸步中，甚为喜慰。……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
对于晋绥边区的工作，毛泽东心中早就怀着一股隐忧。那就是康生和陈伯达在临县和静乐县搞土改，捣乱了政策。现在可以着手解决此事了。在蔡家崖，他召开了五次调查会，了
解到许多真实的情况。他听到了对康生在晋绥胡作非为的种种反映，痛心地说：“在你们这里，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多，有那么一点还烧掉了。”同时以严厉的口吻批评了中央后方委员会的同志：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让毛岸英参加山西临县郝家坡的土改，后来也同意他随康生到山东渤海整党。在山东渤海整党试点中，岸英已是个开动脑筋，思考问题的“中学生”了，实际工作使他开始学会发现问题，独立思考了。
1948年5月，正是鲜花遍地开放的时节，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岸英也完成了在山东土改工作团的任务，兴冲冲地来到西伯坡，回到父亲身边。
毛泽东问儿子：“在渤海怎么样啊?’ 、
“不怎么样!”岸英回答。
“么子不怎么样喽?”毛泽东搬出了韶山话，有些疑惑地反问：“比如，领导的思想、作风怎么样?群众的情绪怎么样?”毛泽东实际上向岸英摆出了谈话的要点，点明他要知道些什么。岸英思考、沉默了片刻，终于大胆地说：“爸爸，我跟你随便聊聊，既不是正式汇报，更不是打小报告。”
“嘿，你顾虑还蛮多哩!”毛泽东笑笑。
“先谈领导，陈伯达写文章还可以，不过，也是靠助手帮忙，要他当团长搞土改可不怎
么的。我是反对派，后来，他这个团长没当成，调走了。”岸英一本正经地说，这回毛泽东又笑了起来说：“呵，你倒还有点造反精神啊，在下头搞‘政变’啦!”
“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那些老同志和青年同志也都是这个看法。”岸英辩解着。毛泽东暂不表态，又问：“康生同志还好吧?”
岸英此时已对康生有了新的认识和见解。现在，父亲问他康生怎样，他正想讲一些真话：
“康生同志对有些问题处理‘左’了一些，去年在郝家坡挖坟墓找浮财，还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经过土地会议，已经得到纠正。可是，在山东，他对一些具体事情的处理又显出简单和粗暴。”
“说说具体事!”
“一次，华东局杨帆等人清康生吃饭，我们几个年轻人也去了。在饭桌上，杨帆谈到当地的会道门很猖狂，他们在村里挖了壕沟，沟上架了吊桥，吊桥不放下，别人是进不去的。我们有些伤兵在村里，被他们杀掉了……康生听罢，瞪大眼睛，用力把桌子一拍，碗筷都跳了起来，他吼道：‘还有这样的事’老子开两个团去，把他村子轰平!’回到住地，我跟几个年轻同志边说边摇头，康生缺乏政治家风度。中央领导同志怎么能这样讲话?派两个团轰平村子，死的不都是农民老乡?也不能把洗澡水相孩子一起泼掉呀!”
岸英原原本本地叙述了这件事后，评论说：“康生同志人粗暴，缺少政治家的风度。”而在一年前，他还以为康生有水平呢!
对于儿子的思维和辨别力的提高，毛泽东是看在眼里，喜上心头，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平静地说：“我们还是要多看老同志们的优点和长处呀。”岸英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文汇报》 07-03-20 |
